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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参见袁枚：《子不语》，卷4，9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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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参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239～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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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隋霖：《羊毛瘟论》，卷上，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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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刘奎：《松峰说疫》，卷3，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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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参见郭志邃：《痧胀玉衡》，后卷，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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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潘亦隽：《三松堂自订年谱》，见《三松堂集》，5a页，同治九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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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嘉庆《贞丰里志》，卷下《杂录》，第6本，443页。这类记载疫情年表中亦多可见，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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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温毒病论》，见《吴中医集·温病类》，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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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袁枚：《子不语》，卷7，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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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参见余新忠：《烂喉痧传入中国年代初探》，载《中国医史杂志》，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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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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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参见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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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均参见疫情年表，且所列年份均为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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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四章 清代江南对瘟疫之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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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社会历史现象，早在殷商时代，我国就有了对疾疫的记载。[1]因此，国人认识瘟疫的历史也十分悠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对瘟疫的认识必然会与时俱变，不断丰富和发展。清代是我国历史上瘟疫发生的高峰期，而江南又是清代瘟疫的多发地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不难想象，时人对瘟疫的认识既会存在一些传统的观念，也会产生一些新的思想。显然，梳理出时人的瘟疫认识状况，对认识当时的疫情、分析影响当时疫情的相关因素和了解当时社会的反应机制都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这里首先从病原、病因和传染方式三个方面来看看当时人的认识状况。需要指出，医家、文人乃至普通民众对瘟疫的认识不尽一致，尽管由于资料的限制，不可能做出全面区分，但在具体论述时，力求揭示出其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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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胡厚宣：《殷人疾病考》，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济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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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一节 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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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代医学的认识，传染病的病原乃是各种致病生物体，大致可分成病毒、细菌、原虫和蠕虫等，其中前二者属于微生物，后二者是寄生虫。除了蠕虫外[1]，其他病原均非肉眼所能观察到，因此，在显微镜发明以前，这样的认识显然不可能获得。概略言之，清人对瘟疫病原的认识主要有鬼神司疫和疫气致疫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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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鬼神司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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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来无踪，去无影，有严重的传染性和巨大的杀伤力，对古代社会的人来说，无疑既神秘又可怕。因此，将瘟疫与鬼神相联系，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早在汉代，我国就有了疫鬼的说法，并在岁末举行“傩礼”，以驱逐疫鬼。到了明代，许多瘟鬼开始转化为瘟神。[2]这些信仰和认识在清代江南也是广为存在的，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瘟疫的出现乃是鬼神作祟的结果，而且，就是士人乃至医家，往往也不能摆脱这一观念的影响。视鬼神为瘟疫病原这一观念，最集中地体现在“大疫流行，必有鬼神司之”这样一种说法中。在清代的文献中，常能见到鬼神司掌行疫册的记载，其中有一则有关关帝的故事在清代流传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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