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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谢肇淛：《五杂俎》，卷6，1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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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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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民国《象山县志》，卷10《风俗考》，第6册，18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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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33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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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同治《鄞县志》，卷43《人物传》，7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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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咸丰《紫隄村志》，卷2《灾异》，第1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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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杜钟骏：《白喉问答·小引》，转引自李庆坪：《我国白喉考略》，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2），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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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曹心怡：《疫痧正的·论因》，见《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4册，20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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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三节 传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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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人有关瘟疫传染方式的认识，迄今还未见有专门而系统的探讨，一些零星的论述，则多有误会。据笔者的总结，清人对瘟疫传染方式的观念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是主流的理论体系化的认识，二是个别的由现实经验和实际观察得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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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体系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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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于清人瘟疫理论的是对“疫气”的认识，实际上，当时各种文献往往以“时气”、“疠气”、“疫气”等名词来指代我们所说的瘟疫。他们认为，瘟疫的出现，是由天地间因各种原因生成的疫气所致[1]，疫气熏蒸，为人所感触。感触的途径则主要由口鼻而入。从这一认识出发，时人必然会认为，瘟疫是通过气传播的，也就是说，瘟疫的传播途径主要就是呼吸传染。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流的理论体系化的认识。不过，现有医史学界的一些研究，则往往根据某些个别的论断，认为时人已认识到多种传播方式。比如，吴有性《温疫论》的评注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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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确指出传染途径“有天受，有传染”。这里所说的“天”，不是指日月星辰之天，他补充说：“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很明显是指空气；所谓“传染”，则系指接触传染而言，其意甚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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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辅周也认为吴有性的论述说明了“致病因子是经过呼吸道的鼻子和消化道的口的途径而传染人人体的”[3]，明显暗示了吴已认识到空气和食物两种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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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以上观点进行评论之前，还是先看看他们据以得出结论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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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凡入口鼻之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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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文字中就可以看到，这里的口鼻连用，指的明显是呼气的通道，而与现代意义上的消化道没有关系。如果再看看以下文字，认识就会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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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是天地不正之异气，四时皆有，能传染于人，以气感召，从口鼻而入，不比风寒，乃天地之正气，从皮毛而入，不传染于人者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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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天受”和“传染”中的“传染”是指接触传染，初看颇觉在理，而且若仅仅拘泥于以上那段文字，作这样的理解也没有问题。但如将此置于清代温病学的理论发展体系中加以理解的话，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温疫论》最主要的论点就是“戾气说”，即认为不同于六气的“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为瘟疫致病之原，既然认为气为病原，传播自然要是通过空气，又怎会需要通过接触传播呢？[6]显而易见，在理解古代医籍中一些表述不是非常明确的论述时，绝不能断章取义，而应将其置于作者本人总的思想体系乃至当时整体医学思想发展脉络中加以认识。如果对照一下以后一些医家的论述，就会发现，吴有性所说的“有天受，有传染”其实是说，瘟疫有的是感受天地间生成的疫气而得，有的则是感触病人的病气而染。《疫痧草》中一段类似的论述将此表述得颇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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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痧之毒，有感发，有传染。天有郁蒸之气，霾雾之施，其人有正气适亏，口鼻吸受其毒而发者，为感发。家有疫痧之人，吸受病人之毒而发者为传染。所自虽殊，其毒一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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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疫气致疫这样一种病原和病因认识未突破前，空气传播以外的其他传播途径很难在理论上被认识。从以上所举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到，时人用来描述疫气传播的用词每每是“熏蒸”、“四闻”、“散漫”、“感受”、“触入”、“从口鼻而人”等，无疑都是指空气传播。也正是因为存在这一观念，才会出现下面这样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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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里有私宰之风，因之窃盗亦所时闻，而贩客牛者日至，中多疫牛，转转相染，岁多牛疫，农人受害实甚。且牛既多疫，又从而杀之，人且食之，其骨角皮毛浸于沟渠，疫气熏蒸，人触之，亦生疫疾，甚而沿门阖户，互相传染，尤可痛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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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疫导致人疫，不是因为人吃了病牛肉，而是因为人将吃剩的疫牛的“骨角皮毛浸于沟渠，疫气熏蒸”，为人所感触而致，这在今天看来，肯定会感到奇怪而难以理喻，不过当我们明白了时人有关瘟疫的认识后，对此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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