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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清代江南瘟疫与人口密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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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5.2可见，瘟疫与人口密度有着相当高的相关度。就此，似乎可以说，总体上，在灾荒或其他外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人口密度是当时决定某一地区是否发生瘟疫的最为关键的因素。那么，它究竟在哪些方面对瘟疫的爆发、流行产生影响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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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大多数疫病病原在某一地区长期存在的必要条件，宿主对致病微生物来说，就是一条食物链，缺乏可感染人口，也就意味着以人为唯一宿主的微生物食物链的中断，微生物自然也就难以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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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密集的人口为疫病的传染提供的极大的便利。无论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病原微生物在找到宿主之前，其生存时间都存在一定的限制，比如霍乱弧菌在河水中能活2周，在水果蔬菜中仅可存活3天至5天。[8]因此，在基本没有人工免疫措施的情况下，较高的人口密度也就意味着病原能够通过各种中介，较为容易而快速地找到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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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生活垃圾的增多，从而造成环境的污染。而不良的环境卫生，显然十分有利于致病微生物的生存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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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口对瘟疫的影响除了人口密度，还包括人口移动。江南水网密布，交通便利，经济、文化发达，人口流动也极为频繁，流动人口主要有难民、工商业人士、棚民、士子、文人和官僚等。显而易见，人口的流动，极大地便利或导致了疫病的传入和流传，比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昆山“虬泽农民至无锡购油染疫，归延蔓，死者无数”[9]。又如，道光元年（1821年）前后的真霍乱通过海外交往传入境内，并通过内地的人员往来流布各地。它最初出现在沿海地区，继而主要分布于沿（运）河、沿（太）湖和沿（长）江等主要交通线周围，而宁镇西南部、浙西西部、浙东南部一些交通较为闭塞的山地丘陵地区的县则多未波及。[10]这充分显示了人口流动对瘟疫传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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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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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与疾疫间的关系，古人很早就有认识，而且形成了专门的理论，即“五方致病论”和“五运六气”致病说。[11]这些理论特别是“五运六气”论配以“五行”学说，多有玄妙之处，不过其核心思想不外乎东、西、南、北、中不同地理环境和四时气候的变化对人体疾病和疫病流行有着重要的影响。环境与疫病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现代科学已经证明，生态环境影响疫病流行的因素很多，但以气候和地理因素的作用最为突出。[12]具体到江南，当地温暖湿润的气候，总体上也比较有利于众多致病微生物特别是肠道传染病菌的生存繁殖。这种一般性的说明，在众多的医学和传染病学著作中均不难看到，现在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江南的环境以及环境的变化对瘟疫爆发、流行有着怎样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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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的环境与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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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的异常往往导致灾荒，因此它与瘟疫的关系十分明显，对此，在灾荒因素中已做分析，于此不论。这里来看看气温异常，但未出现明显水、旱、风、潮、虫、震等灾荒之情况与瘟疫的关系。根据竺可桢先生等人的研究，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是清代历史上的两个寒冷期。[13]前一个时期，大致相当于康顺时期，后一个时期与我们所谓的第四个时期有着较大的一致性，从瘟疫统计的情况看，这两个时期的瘟疫发生次数在总体变化序列中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就是说，这两个时期严寒的气候对瘟疫的发生没有直接必然的影响。另外，据对宝山、南汇、高淳、萧山和昌化五县县志“祥异志”的统计，这五县在清代共出现气温异常现象57县次，而只有三县次的瘟疫与此有关，而且还不是单独相关，与此相关的还有其他灾害因素。[14]可见，这两者直接的关系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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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温暖湿润的气候，密布的水网，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养成的某些生活和用水习惯，非常有利于瘟疫的滋生流行。江南以“水乡泽国”著称于世，河网湖荡星罗棋布，对于江南民众来说，水不仅赐予了他们丰富的物产，还极大地便利了其日常出行，实在无异于衣食父母。不过水也像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密布而四通八达的水网既给予了人们出行的便利，也为疫病传播提供了方便。这种方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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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少病菌在水中相对容易存活，比如霍乱弧菌在河水中可活2周，是在蔬菜和水果上存活期的3倍至5倍。[15]丰富的水源自然就为病菌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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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互流通的水流也为病原的四处流传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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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南温暖湿润，十分有利于蚊蝇的生长繁殖。清代江南的夏秋季节，蚊蝇极为猖獗。比如，清中后期的袁景澜指出：“水乡夏夕多蟁蚋，聚市成雷，肤龁血。”[16]吴县的亢树滋也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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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夏五月，余移卧榻于容膝轩，不数夕有蚊自帐隙入者，驱之不去，明日复然，余甚苦之。乃褰其帐使起，果大集，隆隆若雷之起于枕上也。任之，则腹彭亨矣，不能动，得百有五。噫，计一室之蚊不下千万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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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家中尚且如此，一般民众的情形就不难想见了。蚊子是传播疟原虫的元凶，当时夏秋时节疟疾的盛行，显然与蚊子的猖獗有关。而苍蝇是肠道传染病比较重要的传播媒介，苍蝇的众多，无疑会使当地肠道传染病菌的蔓延如虎添翼。我们知道，江南的民居一般是猪圈和厕所连在一起，而厨房又常常紧邻猪圈和厕所，这就更为苍蝇传播病菌提供了便利。清代江南的瘟疫多发于夏秋两季，以霍乱、伤寒、痢疾等肠道传染病为主，而水传播和虫媒传播是肠道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这充分体现出了江南瘟疫的环境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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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变化与瘟疫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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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环境的变化也对疫病流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总体上说，清代可能是历代王朝中环境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巨大的人口压力所导致的对山林的滥垦；第二，在人口密集之地过量的生活垃圾和手工业、工业废物对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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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过度开垦而造成的对环境的破坏，目前已引起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对于江南及周边地区，更是有不少成果论及棚民对当地山丘地的开垦及其后果。[18]这些研究均认为，从清代中期以后，不断有浙南、皖中以及湖广等地的农民进入浙东、浙西和皖南的山丘地，开山垦种靛青、苞谷等作物，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当时的一些文献纷纷指出：“近今棚民开垦山场，多致浮土下泻，塞港填溪，尤为水利农田之大害。”[19]“昔者土山结实，尤不免浮沙入河，今乃山尽垦松，一雨挟沙而下，久霖更甚，河遍填淤，水无可蓄，即未成涝，易淹田亩。”[20]“苞芦收获亦足补五谷之乏，贫民不为无济。第山经开掘，遇霖雨，土随崩裂，湮没田禾，填塞溪涧，以致水无潜滋，稍晴即涸，旱潦交忧，害实不浅。”[21]“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22]显然，当时对山林的滥垦已造成当地自然环境的恶化已有认识，至于说这种变化与瘟疫是否存在直接关联，虽然现有的资料还难以给出肯定的回答，但至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自然界对环境污染的自净能力。而且，间接的关联更不难找到，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不仅使当地易遭水旱之患，而且顺河水而下的泥沙也导致下游平原地区的河流淤塞，致使自然生态化解水灾的能力下降，从而加快灾荒出现的频率。而灾荒与瘟疫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说，棚民对山丘地的垦殖，所直接破坏的环境仅限于江南西部和浙东南部的小部分地区，但其影响却是全流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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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目前对棚民垦殖关注较多形成对照的是，对当时环境的污染情况至今还很少有人做过专门论述。而实际上，这方面的因素与疫病流行的关系更为直观和密切。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一时还很难对该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做出全面的描述，不过在人口稠密、工业生产相对发达的地区，特别是苏、沪、杭等大城市，还是有些资料表明清代自中后期起污染已经出现并渐趋严重。比如，在苏州，乾隆二年（1737年）所立的一块石碑对此有着较为典型的描述，兹节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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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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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苏州府长洲县正堂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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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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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调江南苏州府正堂加□级记录口次黄，（中缺）等下，则请□□匝，高僧桂锡□供皆题再建圣祖仁皇帝行宫，万年御书龙案，必当肃敬肃□。蓦有狡狯，于皎□□□□□缸（中缺九字）染作□□过（中缺七字）荡□布（中缺十五字）渐致纠壅河滨，流害匪浅，圜山四□，□雨灌溉，定伤苗□。□□□姓之饔餐等（中缺七字）且白公堤衅，□□□□在生（中缺十五字）系民生物命。缘塘花市，红紫芬菲，□□相承，滋生时□□虎丘□胜概，荡（中缺六字）桥年代□之于水前（中缺六字）兹（中缺八字）概且毒□肠胃。更有甚焉，傍山一带，到处茶棚，较资（中缺二十五字）味，不堪饮啜，（中缺十六字）嗟嗟！[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