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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凿井而饮，其语最古。 《易》只六十四卦，而有井卦，星有二十八宿，而有井宿，其要可知。而今人乃习焉不察，听其填塞蔽固，等之无用之地，而别取污秽之河流以自给。宜其饮水而多疾，服药而不灵，皆不明乎资一之故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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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所谓“其水，用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33]的观念已有显著的差别，反映了当时苏州水质状况的恶化。而王士雄到上海后，看到“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便感到，“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34]。而“在20世纪初，市内的众多小河浜已经变成了肮脏的水沟”[35]。在棚户区，情况更是糟糕，比如，在沪西药水弄，数千间破烂的草棚和“滚地龙”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到处是垃圾堆、臭水沟，曾有一首民谣这样反映道：“走路不平，吃水不清，点灯不明，出门不太平。”[36]不仅在城市，就是一些人烟稠密的乡下，水污染也与时疫发生了关系。这从下面这样一则带有些所谓“迷信”色彩的故事中，似乎可以得到某些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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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藏寺前，旧有望湖亭，今遗址荡然，其西南有一泉，泉水清澄，合湾取汲。清光绪二十五年间，泉中青石上现光绪元宝一文，迄二三月忽然不见。宣统时，现同上金钱六七文，逾年余而没。其时四方疫气厉行，惟此湾人民无恙。[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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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未受时疫之患的原因，应该不是泉中出现铜钱，而极有可能是合湾取汲的泉水清澄，未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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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言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有很大一部分，特别是上海的城市污染，往往是由西方传入的近代机器工业造成的，不过，同样明显的是，江南的这一进程并不是始自机器工业的传入，而是从乾嘉时期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到嘉道时，已趋向严重。而嘉道以降，正是江南瘟疫发生频度增长较快的时期，由此可见，环境污染在清代江南已对瘟疫的爆发、流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疾疫在夏天的猛烈爆发，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环境卫生状况的不尽如人意。不过当时的环境问题与今天的环境污染，除了程度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外，还有以下几点不同：（1）当时的污染除个别城市外，主要由生活垃圾得不到及时的自然消化等因素造成。（2）污染的表现主要是水质变差、环境卫生状况不良，以致每届天热，秽臭熏蒸，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猖獗。因此，其影响所及也主要是大大增加了肠道传染病的爆发和流行机会。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除人口大增、森林植被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等客观因素外，主要还在于人们对于这些昆虫的致病作用缺乏基本的认识，因而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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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习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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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习俗必然受到该地区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不过，它一旦形成，则又会单独发挥作用。现代的医学和传染病学著作，一般都把社会习俗视为某地疾疫分布的因素之一。[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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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水及相关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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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对瘟疫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清代江南来说，首先是用水及相关习俗。上文已经谈到，江南温暖湿润、水网密布的环境特别有利于清代江南有关肠道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实际上，不仅如此，江南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生活习惯，更使水在传播疫病时意义重大。这些生活习惯包括厕所简陋、在河水中洗涮马桶甚至倾倒粪便和以河水为生活用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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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情况，当时的记载较少，不过从当今江南农村的状况和此前的一些记载中可见一斑。共和国成立之初，出身广东的张国高来到江南的城乡后，便对这里有利于疫病传播的环境颇感惊诧，其中对厕所之简陋就印象尤其深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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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乡间，生活上感觉最不习惯的要算大便这件事了……无论乡间或镇上，可以说没有一处的厕所不是很简陋与龌龊的，破篷烂席就当墙围绕，一个不大的粪缸不是满满的，便是屎尿荡漾，坐在装在粪缸前面的木架或蹲在两条湿滑的薄板上大便的时候，总得要提心吊胆！晴天的时候，已然如此，遇到雨天，更觉难堪！[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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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苏州人流传已久的“五步一池（粪池），十步一楼（厕所人称一步楼）”的说法亦可得到印证。而且这些厕所不少就建在河边，“由于平时不断地渗漏，已将水源污染，假如遇到河水涨升，满缸的粪便就全部流入河中了”[40]。人的粪便一直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的肥料来源，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随着农业和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扩展，对肥料的需求急剧增长，粪的身价也日趋高涨，甚至出现了“粪便即金钱”的说法。[41]所以，农民肯定不会轻易将粪便倒入河中，而城里之粪便也都有专人收集并运到乡下出售。在清代，这已成了专门的产业——壅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苏州一份《肥壅业商人的禀呈》透露，壅业商人各有专门划定的收集粪便的地段，这些“祖遗粪段，世代相传，自国初迄今，相安无异”[42]。说明这种状况清初已然。嘉庆时，昭文的吴熊光在与皇上谈话时也说：“（苏州）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43]这里所说的粪船，显然就是壅业商人的运粪船。粪船在河中来回穿梭，船身摇晃，自然难保粪便不泼漏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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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江南人还普遍在河中洗涮马桶，这样的情形，至今在江南农村仍不时可以见到。张国高在文中也指责说：“倒了粪桶，在河中冲刷，只晓得要洗净马桶的污秽，却不顾这些污秽已污染了大众用作饮料的水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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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们又以这同一河流的水为生活用水，不仅汲取饮用水，而且于此淘米、洗菜、梳洗乃至游泳嬉戏。[45]肠道传染病的病菌无疑主要通过粪便排出体外，而江南的河水，经常地会受到粪便的污染，在这种情况下，水传播在清代江南疫病的传染中的重要性也就不难想见了。所以，在现代编辑出版的一些地方志中，一般都会谈到这一点。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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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江河密布，湖泊众多，解放前，水乡农民习惯饮用河水、天落水，山区、半山区饮用溪水、塘水，且人畜混用，易受人畜粪便和各种地表废弃物污染，饮水不洁，常引起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流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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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丧葬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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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棺不葬和捡骨焚烧等习俗也有利于疫病的产生和传播。对此，在前面谈及时人认识时已论及，不过对习俗存在的状况和实际的影响未予阐述，现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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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被时人视为不良葬俗的主要有三：停葬、阻葬和火葬。其中阻葬实际只是造成停葬的原因之一，本身并不对疾疫产生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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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葬之风，在清代江南是普遍存在的，这在几乎所有的府县乡镇志中都有反映。以下随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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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近古但溺于阴阳家而惑于堪舆之说，每每停柩不葬，有二三十年者。[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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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lock”>（武康）俗最信风水，有迁延至数十年不葬者。至付榇柩于一炬，则忍心尤甚。[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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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lock”>（太仓）葬礼多从俭省，惑于风水及不能举者往往过期不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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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lock”>（余杭）或溺于堪舆家言，停柩不举，各乡有一室数棺，百年无抔土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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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除了当时的民众普遍相信风水，希望能觅到牛眠吉地以保子孙发达这一因素外，还有阻葬和无力营葬等方面的原因。由于古人一般都非常重视葬礼，明清时期，随着无业游民的增多，出现了一些无赖打手利用人们害怕在营葬时出现意外不吉之事的心理，乘机敲诈勒索。比如，在苏松等地，汤斌在任苏抚时发布的一份公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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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买地安葬，原属各从其便。乃吴下恶俗，每有棍徒勾同势豪，凡遇民间造坟，辄借称妨碍风水，煽惑阻挠，肆行吓诈，稍不遂欲，纠集打降拳勇，百十成群，或毁撇砖石灰料，或夤夜掘坏地脉，甚至掀翻棺木，打伤人命，肆横无忌。遂至讦讼纷争，拖累破家，安葬无期，终成暴露。言之真堪发指。本院深悉此等恶习，已经严禁，不谓苏松属县，其风犹炽……[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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