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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二节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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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清代江南温暖湿润的气候、密布的水网、稠密的人口等因素以及一些卫生习俗都非常有利于瘟疫的爆发、流行，在众多疫病引发因素中，灾荒和战乱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瘟疫发生的一种必要诱因，而人口在一定限度内则是影响瘟疫分布最为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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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进一步对照现实，不难发现，以上所说的因素虽然于今日多少仍在发挥作用，不过，其各自的重要性已有显著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人口因素了，在今天，人口的密度与瘟疫的多发与否已无必然的联系，但在当时，人口密度与瘟疫频数曲线却惊人吻合。其次，现代大灾和瘟疫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再次，在环境和习俗因素中，由工业污染给疫病带来影响变得重要，而生活污染的重要性趋于降低。用水习俗和葬俗等今天已不被重视，而不洁性生活等在疫病传播中的作用却趋于明显。这些变化的出现无疑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江南瘟疫的频数基本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渐趋提高的，而且，在地域上，就当时社会而言，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一般也是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之地，人口密度与瘟疫频数曲线的一致其实表明，当时人口越多，社会经济越发达，瘟疫也就越多。何以如此？根本在于，对瘟疫来说，社会、人口和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改善社会的医疗卫生条件，从而起到抑制疾疫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同时，人口规模扩大又为瘟疫提供了更多的易感人群，这些无疑都有利于疫病的发生和流传。显而易见，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更多是后者而非前者，由于当时的医学发展水平远没有达到对疫病具有决定性控制能力的程度，以及有效的公共卫生机制和防疫体制尚未建立，由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抑制疫病机制总体上还无法有效地控制和抵消社会上因此而增多的疫病感染机会。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无疑是当时总体社会、经济、科学发展水平较低造成的，比如民众的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较差，医疗技术相对落后；另一方面则与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基本缺乏直接介入有关，这影响了医疗卫生的制度性建设[1]；再一方面还在于，面对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新问题，当时的社会还未来得及做出有效的反应，比如，嘉道以降，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日趋严重以及真性霍乱的传入，尽管促使时人对瘟疫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和举措，但就现代的眼光来看，其效果显然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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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载《历史研究》，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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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六章 清代江南瘟疫与社会之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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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对疫情及其相关因素和时人有关瘟疫认识的探讨中，我们的注意力基本都集中在瘟疫本身，尽管这样的关注十分必要，但毫无疑问，瘟疫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致病微生物和宿主之间互动的生物病理现象，它的发生必然会引起人类社会的种种反应，同时又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于清代江南这样一个拥有深厚文明基础和相对发达的经济、文化背景的社会。因此，本章将围绕前面揭示的问题意识集中论述瘟疫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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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一节 时人的卫生防疫观念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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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的各种灾难包括疫灾的恐惧和趋吉避凶乃是人的本性，所以对疫病预防思想早在上古先民时代就已出现，只不过多表现为巫术和鬼神的形式罢了。对于中国防疫思想的史迹，范行准在其《中国预防思想史》中做了相当全面并比较深入的揭示。他从人民创造的预防医学，神道设教下的预防医学，环境卫生，避疫、检疫和免疫等方面总括性地论述了上古至清末的预防医学思想。其中，自然有些会涉及清代江南的情况。既然防疫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而中国又是历史悠久且十分重视历史传承的国度，那么，清代江南的卫生防疫观念特别是在节日风俗中表现出来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不少古老的色彩，以下的论述也就很难不谈及并非新见的内容，当然，只要可能，自会努力揭示出其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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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时人的卫生防疫观念和行为肯定与他们对瘟疫的认识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它们除了一定的习惯因素外，主要都是在一定认识的指导下形成的。比如，瘟神疫鬼的观念，会使人努力去驱避疫鬼；而有关瘟疫传染的经验和疫气的认识，则导致了人们避疫和环境卫生观念、举措的出现。以下就在范氏研究的基础上，分类别对清代江南的卫生防疫观念、行为予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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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驱避疫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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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致疫的观念在清代江南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因此，针对鬼神的卫生防疫观也普遍存在。这集中表现在一些与驱避疫鬼有关的节日风俗中。我们知道，节日的起源最初往往与驱傩避灾和娱乐有关，传统节日巾有相当多的节日与驱避疫鬼的观念有关，在清代江南主要有春节、上元、立夏、端午、立秋、重阳、除夕以及腊月二十五日的食口数粥等，这些在当时的文献中多有记载，兹各举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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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吴江旧志云：晨起爆竹（相传以驱疫疠——原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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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前一日）小儿跨牛背，谓之过春，出痘即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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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三夕，谨藏衣服冠履以避疫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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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夕，妇女相率观灯，必走历三桥而止，云可免百病，谓之走三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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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立夏日）权人轻重以卜一岁之旺迈，并驱疾疠，造赤豆饭以逐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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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堂悬神符及钟馗像（或于朔日悬之），几供蜀葵、石榴，户悬蒲剑、蒜头，妇女簪艾叶、榴花于髻，食称锤粽、石首鱼以应时节。饮雄黄酒，遍洒室中，云祛虫毒，又以余酒书王宇于小儿额，遍染其手足心……士人采百草制药，药市收虾蟆，刺取其沫为蟾酥丸。龙舟竞渡，以朔日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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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五日又为府城隍诞辰，接踵而行，（指敛资出会，暄填街市），名曰行香，借以驱除疫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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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日，或以井水吞赤小豆七粒，谓可免疟痢之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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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日，登高，谓之避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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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五日，以赤豆杂米作粥，大小遍餐，有出外者亦覆贮待之，虽襁褓小儿、猫、犬之属亦预，名曰 “口数粥”，以辟瘟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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