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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1700708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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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一节 时人的卫生防疫观念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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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的各种灾难包括疫灾的恐惧和趋吉避凶乃是人的本性，所以对疫病预防思想早在上古先民时代就已出现，只不过多表现为巫术和鬼神的形式罢了。对于中国防疫思想的史迹，范行准在其《中国预防思想史》中做了相当全面并比较深入的揭示。他从人民创造的预防医学，神道设教下的预防医学，环境卫生，避疫、检疫和免疫等方面总括性地论述了上古至清末的预防医学思想。其中，自然有些会涉及清代江南的情况。既然防疫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而中国又是历史悠久且十分重视历史传承的国度，那么，清代江南的卫生防疫观念特别是在节日风俗中表现出来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不少古老的色彩，以下的论述也就很难不谈及并非新见的内容，当然，只要可能，自会努力揭示出其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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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时人的卫生防疫观念和行为肯定与他们对瘟疫的认识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它们除了一定的习惯因素外，主要都是在一定认识的指导下形成的。比如，瘟神疫鬼的观念，会使人努力去驱避疫鬼；而有关瘟疫传染的经验和疫气的认识，则导致了人们避疫和环境卫生观念、举措的出现。以下就在范氏研究的基础上，分类别对清代江南的卫生防疫观念、行为予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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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驱避疫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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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致疫的观念在清代江南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因此，针对鬼神的卫生防疫观也普遍存在。这集中表现在一些与驱避疫鬼有关的节日风俗中。我们知道，节日的起源最初往往与驱傩避灾和娱乐有关，传统节日巾有相当多的节日与驱避疫鬼的观念有关，在清代江南主要有春节、上元、立夏、端午、立秋、重阳、除夕以及腊月二十五日的食口数粥等，这些在当时的文献中多有记载，兹各举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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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吴江旧志云：晨起爆竹（相传以驱疫疠——原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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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前一日）小儿跨牛背，谓之过春，出痘即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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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三夕，谨藏衣服冠履以避疫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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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夕，妇女相率观灯，必走历三桥而止，云可免百病，谓之走三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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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立夏日）权人轻重以卜一岁之旺迈，并驱疾疠，造赤豆饭以逐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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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堂悬神符及钟馗像（或于朔日悬之），几供蜀葵、石榴，户悬蒲剑、蒜头，妇女簪艾叶、榴花于髻，食称锤粽、石首鱼以应时节。饮雄黄酒，遍洒室中，云祛虫毒，又以余酒书王宇于小儿额，遍染其手足心……士人采百草制药，药市收虾蟆，刺取其沫为蟾酥丸。龙舟竞渡，以朔日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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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五日又为府城隍诞辰，接踵而行，（指敛资出会，暄填街市），名曰行香，借以驱除疫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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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日，或以井水吞赤小豆七粒，谓可免疟痢之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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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日，登高，谓之避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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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五日，以赤豆杂米作粥，大小遍餐，有出外者亦覆贮待之，虽襁褓小儿、猫、犬之属亦预，名曰 “口数粥”，以辟瘟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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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四日） 丐者貌灶神，叫跳索钱，谓古者逐疫遗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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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日）檐间插柏叶、冬青，至暮，封井、画灰于地，象弓矢，云以辟邪………炳烛爚芗，烧苍术、辟瘟丹，老幼聚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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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习俗中，像焚烧苍术、白芷，饮洒雄黄酒之类，不无解毒逐秽之义，不过大多数内容明显以驱逐疫鬼为目的，比如端午节挂钟馗像，户悬蒲剑、蒜头等[13]，燃放爆竹[14]，行香等。另外像食口数粥、吞赤小豆，表面上看似乎与疫鬼无关，但实际上也是趋避疫鬼的意思，根据顾禄的考证，到腊月二十五日食口数粥的习俗始于宋代，不过源起较早，“《荆楚岁时记》云：‘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为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作粥以禳之。’《杂阴阳书》又以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粒，女吞十四粒，令疫病不相染”[15]。可见，无论是食口数粥还是吞赤小豆，都是希望通过赤豆来驱赶疫鬼共工氏之子。另外，有的学者认为，“端午节的产生，传统的说法是纪念屈原，这自然是不能被排除的原因”，但是从节日生活的内容来看，主要可能还是与五月是毒月的认识有关，是为了“避免疾病的产生和流行”[16]。而另有学者考证，竞渡龙舟所表达的最原始意义应是避邪和驱瘴疠，纪念屈原是后世附加的。[17]至于权人轻重的习俗，根据清中后期袁景澜的说法，它是江南比较晚近的习俗[18]，其与疫鬼或瘟疫有着怎样的关系，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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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节日风俗，符咒也是当时盛行的与鬼神致疫观念相连的避疫行为。根据范行准的研究，这一防疫法到汉代已经非常流行，用字厌胜，最初是用单字，后来才用双字和数字相并的草字，不过民间还是用单字的多。比如，民间除夕那天，在门上或猪圈上，多贴“天行已过”四字，据说可以防止人畜的瘟死。[19]虽然符咒之法在当时仍然流行，但像上面这类记载却极少发现。首先，除夕似乎不再贴此类的灵符；其次，所用的字也复杂得多且不知究竟为何意。昆山的龚炜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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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大疫，民居多粘“、、”三字于门首，云驱邪也。不知创自何人？按大事记：嘉靖三十六年，妖人马祖，剪楮为兵以骇众，各户多悬“、、、”四字压之，字形相似，出道藏，亦未详音义。此等字，大约如《酉阳杂俎》所载聻字之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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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记载来看，这种符咒法至少明代就已出现，且不仅仅用于避疫。这些用于避灾疫的符咒到清代似乎已比较固定，比如光绪二年（1876年）各处盛传的剪辫风波中，江南民众多贴这几个字以求躲过劫难。[21]除了贴于门上，还有将这些字写于黄纸之上，焚化冲服的方法。[22]另外范氏视为“那些骗钱为业的野道士的勾当”的“用双字和数字相并的草字”符[23]，不仅民间颇具市场[24]，而且还赫然收入了《松峰说疫》这样的医学名著之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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