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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大疫，民居多粘“、、”三字于门首，云驱邪也。不知创自何人？按大事记：嘉靖三十六年，妖人马祖，剪楮为兵以骇众，各户多悬“、、、”四字压之，字形相似，出道藏，亦未详音义。此等字，大约如《酉阳杂俎》所载聻字之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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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记载来看，这种符咒法至少明代就已出现，且不仅仅用于避疫。这些用于避灾疫的符咒到清代似乎已比较固定，比如光绪二年（1876年）各处盛传的剪辫风波中，江南民众多贴这几个字以求躲过劫难。[21]除了贴于门上，还有将这些字写于黄纸之上，焚化冲服的方法。[22]另外范氏视为“那些骗钱为业的野道士的勾当”的“用双字和数字相并的草字”符[23]，不仅民间颇具市场[24]，而且还赫然收入了《松峰说疫》这样的医学名著之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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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之外又有咒，咒的内容千奇百怪，亦多不解之处。这里抄录一则同治元年（1862年）流传于吴县的咒语，当时传言，大兵瘟疫，若肯抄传一张，可保一身，抄传十张，可免一家。并且要每天清晨净口念七遍。其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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娑诃一目，浑般娑诃帝，帝新般娑诃，波罗波罗，观般观般因般帝，因般娑婆诃，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若有虔心者，离苦得安宁，南无白衣观世音菩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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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时人认为瘟疫乃疫鬼所施，同时又相信人气或正气旺之人是不怕小鬼的，所以修有德行之人也往往可以躲避疫灾，甚至还能驱逐疫鬼，造福一方。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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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节待问，陆景俊甥也，修驱伟貌，须眉如戟。一日过陆氏群惠堂时，村邻六七家皆染疫疠，病者闻群鬼窃窃语曰：中臣来矣，当亟去。 明日病者皆霍然。[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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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行善积德也就成了防避疫疠之一法。这些内容，基本是对传统的继承，即使形式和内容上稍有不同，也并无实质性的差异。不过若做细致分析，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仍不乏值得指出的趋向。首先，在节日风俗方面，相当多原本与逐疫相关的活动在逐疫方面的意义已日趋被人淡忘了，比如除夕和元旦燃放爆竹，在当时的方志中，也很少提到其逐疫这一功能，像竞龙舟，更已失去其原来的意义。此外，像食口数粥，虽然非常盛行，不过从当时的一些诗歌中，已很难看到它与逐疫有何关联，反倒是“美食节”的意味盎然。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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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灶质明日廿五，邸釜作糜五更煮。方法如常告口数，齐向厅堂听区处。杂揉百果炒蔗糖，一杓均分香胜粱。大儿老饕减晚饭，小儿牵裾索一分。黠婢灶前先窃尝，残杯才及亡羊藏。主人积诚烧桕烛，笺上天公祈降福。云明秋高下熟，盼到残冬再炊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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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瘟疫认识水平的提高，当时流传的一些有关瘟疫的鬼神故事所反映出来的观念也不断接近实际，因而也不乏一些正确指导时人对待瘟疫的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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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医生赵某，偶赴病家，请归以暝，又将雨，中途见矮屋，有灯明灭，时已下雨，遂叩门求宿。 内有妇人应曰：男子不在，不便相留。医恳栖檐下，许之。将更余，妇开门延入，医谢不敢，妇引之甚力，且求合，医视其灯青黯，且手冷如冰，知遇鬼，亟欲奔避，妇双手挽其颈，以口就医之口，既而大哕曰：“此人食烧酒生蒜，臭秽何可近也。”遂入。 医复冒雨而走，底家十余日后，经矮屋，则一孤冢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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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刘奎评论道：“足见烧酒大蒜于疫气盛行所不可阙。”大蒜具有防疫功能没有问题，这类故事所透露信息的意义可见一斑。而且当时在流传符咒时也往往附带上避疫药方，如同治元年（1862年），吴县在流传前面提到的咒语的同时，还有一则避瘟单：“须用咸丰钱七文，桑白皮六分，栀子六分，用水煎八分，服之即愈。”[30]应该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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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防与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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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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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医学或医史论著谈到疾病的预防时，一般都认为远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有了明确的“预防为主”的思想。[31]其根据主要是《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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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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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范行准认为：“中国最古方书治未病的伎俩，实际是不符合预防医学的原则的，因为病已上身，不能说它是能预防病毒之不侵入（原文如此，似多一‘不’字——引者），所以它们所说的上工治未病，仅能说它是提倡早期治疗而已。”[33]范氏的这一评论仅仅就上古方书而言，无疑是十分中肯的，不过他可能太过受“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一思想的影响之故，对以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顾及就开始讨论起“为什么不能在封建时代建立预防医学”了。[34]其实，虽然“上工治未病”的说法一直经常被后来的医家和文人引用，但从这些论述中，实在不能说他们没有真正的预防思想。比如柴绍炳说：“却疾莫如预防，预防之道要在节劳寡欲，识禁忌也。”[35]而张景焘则表述得更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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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服药当在未病之先，宜于夏至前后，每日服生脉散，人参、麦冬、五味各等分；冬至前后，每日服玉屏风散，炙黄耆、防风、白术各等分。此二方药只三味，而扶正气以固表，不使感受外邪，最为得力。然尤需恪遵月令，禁嗜欲，薄滋味，以培其元，则邪自无从而入，不可徒恃药力也。若自觉已受微邪，则此二方亦不可服，以五味收敛，白术壅满，非所宜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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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其实从范氏自己在别处所引的尤乘的《寿世青编》卷上中的一段话中也不难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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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经》曰：“救灾解难，不如防之为易，疗疾治病，不如避之为吉。”今人见左，不务防之而务救之，不务避之而务药之……若病积于中，倾溃莫遏，萧墙祸起，恐非金石草木可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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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预防的观念在清代已经在文人和医家的思想中明确存在，而且往往与养生联系起来，其实也就是正气充足、邪不可干的意思。晚清的陈虬把修内功当做防疫的重要手段之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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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功非一言可尽，大要在提元神，而提神猝未可学，一切耗神之事，总宜戒断。其目约有数条，戒多饮猛酒，戒多吸干烟，戒远视，戒久立，戒远行，戒多言，戒多用心思，致令彻夜不寐。而尤要者，则在房室，如房劳后七日内患病者，十中难救其一，验之屡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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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的养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繁富[39]，不过从陈有关防疫的论断来看，其最关注的似乎莫过于宁静淡泊、嗜欲有节。这一点，从当时一些普通文人的言论中不难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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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病之毒皆生于浓，浓于声色生虚怯病，浓于货利生贪饕病，浓于名誉生骄激病。噫，浓之为病，甚矣！要当以一味药解之，此曰淡。[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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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病之来也，皆由平日七情六欲，不能致谨，浸淫渐渍，然后发于一朝。孔子太积元气与天地合德，与四时合序，方赖其参赞位育之功，曷有于金石草木之味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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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者，风寒燥湿以积至，骄奢淫逸以成之者也……夫却病之法，在乎忘形，忘形在乎息机，息机在乎定气，定气在乎静心，静心在乎止念，止念在乎端坐。[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