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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至行坊惠民药局）临近城河，舟楫往来易便，于此常疗贫病，亦继惠民局之意。是举始于雍正十二年孟冬，请诸抚军允行。[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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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县）女普济堂……国朝乾隆三年，邑人吴三复建，并助置田二顷，以收养病妇。[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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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善堂……乾隆十年，知县王促同绅商公建，基一亩有奇。好善者又助田一百五十四亩有奇并市房一所。岁取租钱为施棺、施药、惜字、掩埋之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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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 同仁堂……乾隆五年里人金三才创，至是（二十六年）始改建为堂。施棺、收埋、舍药、惜字，公置元、昆、新三邑田七百二十亩……[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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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徒） 留养所，乾隆五十一年，荒疫相因，绅士在城西妙高峰设棚安置。次年僧济宗以圣寿庵房发愿归公为贫民养病之所，遂移于此，府县有案。无论本邑远方均准收养……先后有簿，去留有时，内外医科，按期诊视，粥食药料，备有专司。[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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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徒）尊仁堂药局，乾隆五十二年创立。局设高桥河边，凡贫病无告者赴局，验症给药，每获奇效……局于夏开秋歇，至咸丰初，五十年如故。[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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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积功堂，乾隆年间谢子阴等建。施棺收埋，救火，夏施茶，秋施药，冬施姜汤炒米。[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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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岱山） 同善堂……乾隆年间铺户张大有等捐资建筑，为留养病人之所，兼施棺木，收暴露。[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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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普济堂，在武林门中正桥东。嘉庆元年山阴县监生高宗元捐地募建，七年落成。前巡抚阮元、蒋攸钴、高杞先后倡捐筹款，储典生息，置产征租，岁入万余金。教养、医药、殡葬，百事具举。列号舍二百五十间。[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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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县） 同善堂，在谷阳门外李公祠，嘉庆十年里人张孝林等募建。每岁夏秋施医舍药，并施棺埋葬及浮尸路毙验费均取焉。[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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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县东山）惠安堂……国朝嘉庆十一年，里人徐孝标创建，施棺埋葬兼施医药。[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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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阳）敦善堂……国朝嘉庆二十二年建。收埋暴露，报验路毙，兼施衣、药、棺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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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种德堂……为医病、施棺、掩骼、埋凿之所。道光初年，知县云茂琦督董事潘如松劝捐建。[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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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县）体仁局……道光十四年并立，每年春冬两季确查城乡无主棺木，检视暴露骨殖，收贮小棺，于清明冬至前后运至义山掩埋。并施穷民棺槽，合和暑药以六月施送，置田二百一十二亩七分有奇。[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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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同仁辅元堂，即同仁堂也。道光二十三年，（邑人梅益奎等建，为赊棺所，二十六年扩建）又集资施药，自仲夏始，至仲秋而止。[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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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杨舍堡） 同善堂……国朝道光十六年，（周浩等人捐建）举行惜字、赠材、义学、恤寒、掩骼、蓄汲六事……二十九年添建园后平屋五间，并互换大生庵后息园一区，以作炎暑施药之所，遂增举扶疾一事。[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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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知，在道光朝以前，慈善机构的疫病救疗功能基本都寓于同善、普济、同仁等综合性善堂之中，经费来源多为捐款及田产之租金等。地域上，大多分布于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及周边地区。时间上，各代均有，但乾隆中期以后、特别是嘉道年间明显增多。而且不少善堂在后来的改建或扩建中增加了施送医药的功能，如元和同仁堂、常熟广仁堂、上海同仁辅元堂、江阴杨舍堡同善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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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特别是同治以后，疫病救疗机构的发展趋势更见明显。这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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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量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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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光以后，综合性善堂急速增多。[69]综合性善堂的增多也意味着疫病救疗机构的增多，据以上资料，苏州府城所在的长元吴三县，道光三十年（1850年）前共有此类机构6个，而此后则增加了一倍，达12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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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些原本没有疫病救疗功能的综合性善堂也纷纷增加了这项功能。比如，咸丰九年（1859年）始建的上海济善堂，同治二年（1863年）“又添义学、施药、水龙、水担及接办惠育之事”[71]。光绪时，奉化“邑内育婴、舍材，颇有善举，而独至施药一项偏有缺如之憾”，于是，“生员徐惠赞、贡生萧湘等集友百十余人，岁捐每人钱三百六十文，建以为施药之地”，“制备时症丸散、损伤膏丹各药施之”[72]。应该正因如此，光绪《罗店镇志》的编纂者指出：“吾里善堂初本为无力贫民代葬掩埋道毙而设也，迩年来如栖流、保婴、恤茕、敬节，暨施药施医等善事愈推愈广。”[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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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除了施医送药的综合性善堂日趋增多外，同治以后，还出现相当数量的专门救疗疾疫的医药局。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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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施药局），光绪八年，郡城仁济善堂董事姚鉴等来浔劝办施医送药……择定药铺若干家，凭局单照方给药。经费初由绅富乐捐，继抽丝捐，并入官公产租息等款。[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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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徒）卫生医院……光绪十九年，张仰蟾、杨汉文创办，常平施医。二十九年，吴兆恩、吴士锜复加扩充，延聘医士分内、外、针灸、小儿等科疗治。[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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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真如） 施医局，清宣统三年成立，附设宝善堂内。每逢夏季，延请内外科医生于一四七期施诊两月，除由乡公所供应饭食、烟茶并酌赠川资及补偿外科医生药本外，不致酬金，凡来局诊治者每号收取号金三十文。[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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