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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缺口已较小。这就为该机构的长久开办创造了良好的基础。[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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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医局的功能除施医送药外，逐渐增加了各科治疗内容，像川沙县医药局，“每年六七两月，延请内外科二人，针灸、眼科、幼科各一人，来堂施诊”[89]。丹徒的卫生医院，原本只是“常平施医”，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过扩充，“延聘医士分内外、针灸、小儿等科疗治”，已具有一定的近代医院的色彩。可以肯定，在医药局中开展救疗活动，或留养病人，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像宋代的安济坊就有类似的功能[90]，又如成立于乾隆五十一年（1756年）的丹徒留养所，也对留养病人“内外医科，按期诊视”[91]。不过，道光以前，不仅由于常设的疾疫救疗设施较少，功能也以施医送药为主，这种现象还比较少见。而且更重要的是施济目的发生了变化，以前施济的基本目的是救济“贫病”，重心在贫，病不过是贫的延伸，因此施济的对象只是穷苦无依的病人，至于有钱甚至普通的病人是不在施济之列的。但当时专门的医药局施济重心已开始逐渐从贫向病转移，至少病不再处于附庸地位。从川沙医药局的数字来看，每年的门诊数近7 000人次，与当时西人开设的一些医院接近[92]，已很难再说治病是无足轻重的了。由于治疗疫病功能的扩展与施济观念的转变相伴出现，使之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更加普遍的诊疗意义。如果再考虑到晚清医药局经费来源方面的变化，可以说，嘉道以来，传统救疗机构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由纯粹的慈善机构向着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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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救疗资源在历史传承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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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并不是想说明，近代以来主流医疗机构——现代医院乃是由传统的善堂或医药局发展而来的。事实上，现代医院主要还是由适合西医的诊疗方式而发展起来，故不大可能是传统医药局的逻辑发展结果。不过以上陈述已经暗示，现代中国的医疗方式的形成至少与传统医疗资源关系密切，或者说，西方医药文明与中国传统医药资源共同促成了现代医院的出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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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前面谈到，日常性疫病救疗机构的扩展趋势开始于乾隆中后期，特别是嘉道时期，有些变化虽然出现在同治以后，但就变化的内容上看，主要还是传统社会自身所孕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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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早期的西式医院基本都由来华西方传教士建立，它们与传统的医药局在经营方式上差别并不大。传教士最初设立医院主要是希望用治病这一手段开拓他们的传教事业，因此早期的西式医院也都是免费施药的慈善机构[93]，经费也主要源自教会的拨款和地方人士的捐助。比如，上海的同仁医院成立于同治六年（1867年）冬，“为中西人集资公建”[94]。苏州的博习医院，光绪九年初“柏乐文等得教会拨款及苏州地方人士捐助”[95]而建成。其区别似乎还主要体现在诊疗手段和组织形式上，在传统的医药局几乎没有什么治疗器械及手术室之类的机构，但西医不同，比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建的福音医院，“设立临产室、割症室、男女病房和‘疯癫’病房等”[96]。宣统元年（1909年）落成的上海医院，建房舍，“糜三万六千余金，其购置器具及割症用品，添建疯病房等复糜万余金”[97]。这种区别可能主要是由中西医诊疗方式的不同造成的，而非体制或理念上的差异。由此，可以说，两者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平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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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西式医院的发展本身亦与传统医疗资源有关。西式医院由传教士引入后，中方人士就很快介入了，如上海同仁医院，主持者是中国的黄春圃。[98]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有不少医院本身就是国人所建，比如常熟的博爱医院，为青浦的周清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创设。[99]即使是教会主持兴建的医院，不仅经费上主要依靠就地募捐，管理和医疗上，国人的参与也日益增多。[100]显而易见，没有这些积极地参与和支持，西式医院的推广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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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20世纪以后，西方文明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先进和文明的象征，故而传统的医疗资源与发展亦渐渐被包容于西式的医疗名称和形式中而被掩盖。比如，医局、医药局之类名词清末以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为医院所取代。然而有些冠以医院之名的救疗设施，与传统的医药局有着明显的类似，比如，丹徒的卫生医院、上海的时疫医院[101]等。又如，光绪末，苏州的杨君在上海时疫医院建立后，也计划照上海的办法，谋建疫病院，并拟定了条约，其中云：“一、疫院专治痧症、泻症、痢症三者，他均不纳；一、疫院诊病，不论贫富贵贱，一概接待；一、疫院治疗概不取费，俾病者可无妨碍，从速来院；一、疫院开于五月底，关于九月底，计历四月。”经费来源计划“由商会提议，在各店铺捐集”，最终因苏商总会以该会“于慈善事业按照定章向不与问”而告流产。[102]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一些冠以医院或病院这样的近代名词的医疗设施，其实包含着不少传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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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以上所述并不是要否认西方的影响（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是不希望人们蔽于现当代西医和西式医疗设施的一统天下而看不到传统疫病救疗资源的发展及其对近代医疗设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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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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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疫病的出现，最为痛苦和心焦的莫过于病人及其家属了，因此，相对于官府和社会，他们的救疗活动自然应该更为积极。中国有句俗语叫“病急乱投医”，此所谓“投医”恐怕不见得完全是看医生一类的行为，还应包括求神拜佛等活动。这些活动大体上可分成两类：祈禳和医药。当然，应该指出，瘟疫只是疾病中的一类，当时的文献大都只是笼统地叙述人们对待疾病的态度，而很少会专门谈及瘟疫，实际上，对病家来说，对待疫病，除了防止传染外，可能与对待其他疾病也不会有什么差别。所以，本书在论述时，也一般不对疫病或其他疾病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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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祈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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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民众向有好鬼尚巫的风尚，清代亦概莫能外，乡民每遇疾患，大多会采用祈禳等请求神灵庇佑的方法来驱邪治病。这类记载，在当时的文献中可谓俯拾皆是，这里随举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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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信鬼好祀，至今为然，而乡落为甚，疾病专事祷祈，有破产伤生而不悔者。[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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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疾病专事祈祷，至破产不悔。[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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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南） 乡俗尚鬼，信师巫邪说，凡病者不甚重医药，惟以祈祷为事……[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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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 民间疾病多诣神庙祈祷。[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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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则记载，充分表现出了这类祈禳活动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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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元年）八九月疾痢盛行，十家九病，献神化纸，并送鬼者满路……是年（二年）春雨连旬，夏间甚凉，至秋疾病时行，连村合户俱病倒，家家献神送鬼，甚多奇异。[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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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活动的参与者，当时的文献中一般都以“乡愚”、“愚民”称之，也就是说多为普通的民众，但实际上，在富贵之家或士人中，遇病而求神拜佛的行为也同样存在，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文献中常常可以见到，比如武进监生恽熊，“屡试不售，乃业医，乾隆五十一年大疫，熊祷于关帝前，默求神威助之除疫”[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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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祈禳活动各地不尽相同，不过当事人一般都需通过中介，比如巫、道或神灵等才能完成。概括起来，不外乎请、求和送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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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就是请巫觋或僧道到家里驱鬼邪；求，是为祈求神灵保佑；送，即将瘟神疫鬼送走。当然，这三种形式在具体活动中往往合在一起举行，其目的就在于借助各种仪式将疫鬼病邪驱逐出病人之身和家门。请，主要请巫觋和道士，当时，“俗患病，信鬼喜祷，用道士曰解星辰，用村巫曰献菩萨”[109]。从笔者接触的材料来看，苏南以巫为主，而浙江则僧道通用。比如在嘉定，“乡民凡遇疾病，喜召巫觋问其有无鬼祟，俗称看鬼，或曰看仙。妇女信者尤夥”[110]。昆山新阳，“乡俗故多淫祀，人有疾病，医药非所急，凭女巫瞽卜之口，信鬼神为灾”[111]。而在安吉，“医士见服药罔效，亦属主家占卜神祇以求助，或占龟、卜卦、起课，随术士判出某神某事，如云诰土、诰丧及诸三煞、七煞、退五昌之类，名目不一，皆用道士祷告。其甚费者，则有请大菩萨之说。用道士数人施符念咒，鼓钹之声自昏至晓，杀牲备物，费至数十金，而道士收去者过半”[112]。萧山，“俗遇疾病，不讲医药，多信巫卜，如霍乱等症，乡民多谓土祟，延道士数人，鼓乐讽呪，谓之谢土”[113]。由于民间对巫觋普遍信任，所以在当时的江南，特别是苏南地区，巫觋十分盛行，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职业。男女均有，男觋有“火居”、“太保”等名称，比较少见，以女巫为主。[114]女巫的称呼很多，比如，“南汇女巫，有札仙、看仙、师娘、神婆、关亡婆、看鬼娘之名，或称观音护身，或称杨爷护身，或称双瞳”[115]。不过，以“师娘”的称呼最普遍。康熙年间，汤斌抚苏时，见师巫盛行，则布告禁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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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苏城治病，辄有不事医药，一意妄信师巫，本部院初莅三吴，闻得疾病之家，有看香、画水、叫喜、茶筵情事，城厢内外，师公师娘，不下数十百家。[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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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有禁不止，盛行依旧。对巫觋活动情况，晚清的毛祥麟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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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俗尚鬼，病必延巫，谓之看香头，其人男女皆有之。或谬托双瞳，或捏称鬼附，妄论休咎，武断死生。而于富室婢媪，必预勾结，借之熟私亲，探琐事，名曰买春。设偶有病，或家宅不安，婢媪辄捏造见闻，以耸主妇之听。延巫入门，必发其阴事，使人惊为前知，遂妄言病者有何冤孽，或云男鬼，或曰阴人，凿凿竟如目见。病家倘求禳解，则又揣其肥瘠，以索酬劳……其称女巫则曰师娘。最著名者，非重聘不能致，出必肩舆，随多仆妇。次者曰紫仙、曰关亡、曰游仙梦。最下则终日走街头，托捉牙虫，看水碗，扒龟算命为活者。要其诡诈百出，殊难殚述。[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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