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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元年疫大作，似霍乱而实异。病初起忽吐泻，手足拘挛，六脉俱伏，名转筋霍乱，有一二日而死、有一二时而死者。好善者求方施药，有服参桂姜附者，有服西瓜冷水者，有用针出墨血者，有用姜苏盐酒擦手足心者，然皆有效，皆有不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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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新，亦“针刺医药，百中仅活数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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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灾过后，医家便纷纷开始积极探索这一疾病的原理和疗法，十几年后，王士雄出版了《霍乱论》。虽然王著并没有把真霍乱与传统的霍乱进行区分，但他提出霍乱有“热霍乱”与“寒霍乱”之别。[34]寒霍乱说法实际已部分表明了真霍乱的特性，民国年间鄞县的曹炳章在编纂《中国医学大成》时对《随息居霍乱论》所做的提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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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本有因寒因热之分，而属热属湿者多，寒者俗名吊脚痧，西医谓真性霍乱，死亡甚速。此书对于属寒属热属湿，俱各分析详明，实为治霍乱之最完备之书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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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王之后，山阴田雪帆著《时行霍乱指迷辨正》一书[36]，对真霍乱做了更为准确的描述，并提出颇见成效的治疗方法。据陆以湉的转述，其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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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所称吊脚痧一症，以为此真寒直中厥阴肝经，即霍乱转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泻利清水，顷刻数十次，少者十余次，未几即手筋抽掣，呕逆，口渴恣饮，手足厥逆，脉微欲绝，甚则声嘶舌短，目眶陷，目上视，手足青紫色，或遍身青筋硬凸如索，汗出脉绝，急者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缓着二三日或五六日死。世医认为暑湿，妄投凉泻；或认为痧气，妄投香散（十香丸、卧龙丹之类），鲜有不毙。宜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当归二钱、炒白芍钱半、桂枝钱半、炙草一钱、通草一线、吴萸钱半、细辛八分、生姜三片、黑枣三枚，水煎冷服），轻者二三剂（一日中须频进二三剂）即愈，重者多服数剂，立可回生，百治百效，真神方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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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徐子默是中国对真霍乱做出典型和准确描述的第一人[38]，不过从以上的描述来说，这一荣誉似乎还应归于田雪帆。而且田所用的四逆汤也确实有效，据章太炎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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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十六岁时，尝见一方数百里中，病者吐利厥冷，四肢挛急，脉微欲绝，老医以四逆汤与之，十活八九。三十岁后，又见是证，老医举四逆汤吴茱萸汤与之，亦十活八九。此皆目击，非虚言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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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嘉兴徐子默不仅再次对真霍乱（即其所说的吊脚痧）做了典型、准确的描述，还进一步对真霍乱和类霍乱（即其所说的霍乱）进行了比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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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无吊脚痧之名，自道光辛巳夏秋间，忽起此病，其症或吐或泻，或吐泻并作，有腹痛者，亦有不痛者。吐泻数次后，即两腿抽搐，或手足并皆弯挛，痛愈甚，抽亦愈甚，顷刻肌肉近削，渐觉气短声嘶，眼窠落馅。渴欲饮，冷周身，冷汗如冰，六脉渐无，或半日即死，或夕发旦死，或旦发夕死，甚至行路之人，忽然跌倒，或侍疾之人，传染先死。 医以霍乱之法治之，百不救一……余创为温经通阳之法，遇所见信者，必苦言相劝，或候其服药，坐守片刻，治之未有不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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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之症，吐泻者为轻，不吐泻者为重，或取嚏，或引吐，或攻下，或外治挑刮，或内服痧药。因其病，由于热闭，嚏则开其肺气，吐则开其胃气，下则开其脾气，挑刮开其皮毛经络之气，痧药开其脏腑之气，总取其通，通则气行热亦泻矣。从无愈吐愈重，愈下愈剧者，此吊脚痧之不同于霍乱也。盖霍乱为病发于阳，吊脚痧为病发于阴，霍乱为热（霍乱为热一语，似未尽然，盖霍乱尚有寒热之分，若吊脚痧则未有不因寒者。读者勿以辞害意可也——原注），吊脚痧为寒。 霍乱初起，心中不爽，不吐不泻，必须引吐引泻，使其热毒一出，中脘即松，则四肢必温；吊脚痧初起，心中不爽，非吐即泻，必须治吐治泻，倘阴寒不散，中脘关住，四肢渐冷。更参之病机外象，何致涉于疑似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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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1862年），王士雄重订《霍乱论》，虽仍将类霍乱和真霍乱混称为霍乱，不过他在原有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思考，增加了不少新内容，特别是有关“寒霍乱”的内容。比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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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风寒暑湿，皆可以为霍乱，则冬寒内伏，至春夏不为温热病，亦可以为霍乱也，特不多见。故从来无人道及。今年（同治元年）春夏之交，余在濮院，即有是证。未交芒种，薄游海上，则沿门阖户，已成大疫。盖去冬积雪久冻，伤寒者较深，而流离失所，斗米千余，精神之不藏者既多，中气之不馁者亦罕。且今春过冷，入夏甚凉，殆肃杀之气未消，发生之机不畅，故伏邪不能因升发之令外泄以为温，久伏深藏，如奸匪潜匿，毫无觉定（察）。或其人起居饮食之失调，或外感稍侵而引动，遂得乘机卒发，直犯中枢而为霍乱，故多无腹痛之兼证，而愈后辄有余波。与向来夏秋所行因于暑湿为患者，症候则一，病情迥殊也。治法亦稍有不同。[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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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王氏已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当时所流行的瘟疫的性质，并且凭自己深厚的温病学理论素养，对此做出了理论阐释。同时，他还敏锐地认识到环境、尤其是水质的恶化与霍乱流行的密切关系，进而要求官府和社会清理河道，主张用白矾、雄黄、石菖蒲、降香等物来消毒预防。可谓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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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嘉庆季年到同治建元，不过四十余年的时间，就在这一段并不算太长的时间内，江南的医学人士就初步完成了对真霍乱这一新疾病的医理和疗法的探索。由此可见，无论是对温病学的发展，还是对某类具体疫病的探索，江南的医学文化资源都显现了对现实社会相当能动的应变能力。在此，看到的不仅是传统医学的发展，还有清代江南社会所具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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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学的发展必然会对挽救人民生命产生重要意义。在当时的文献中，以下这样的记载可以说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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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一年四五月中，瘟疫遍行，家无不病，病无不危。于是奉宪设局延聘名医施诊施药。 （名医孙日琏被延请到局）求医者丛集，自朝至二三更，无一息之停，如是两月，赖以全活者计千有余人。 （孙因劳累过度而卒）[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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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福，宇怀瑜，精医不责报，嘉庆甲戌，疫大作，经治者十有八九。[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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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七年秋疫症盛行，呕泻螺疮起，即不治，（龚霞伯） 以大黄、巴豆、川连、干姜四味各重四五钱遍施之，病立愈，活人甚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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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虽然无法准确地判定治愈率，但至少可以肯定，这些治疗具有相当的疗效，挽救了众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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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治疗外，当时还配制针对疫病的痧暑丸药，用于预防和救急。比如，嘉道时期的陈桂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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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其父由河南归，路过洞庭，因风不利留泊，船不下数百，适有流民小舟十数只，舟中人多死于病，桂舫舟中带有药丸（如霍香六合之类），投之辄效，于是求药者不一而足。后药所剩无几，有不能遍给之势，其父曰：“药原所以救人，勒而不与，非义也。”乃倾所有给之，计活者已数十人次。[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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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 （1862年8月26日），上海的王萃元在携家逃难途中，其表弟张月樵“骤起霍乱，势颇不轻。幸带有痧暑等药，接连服下，渐渐见效”[46]。此类痧药的功效，从一些小说无意的叙述中，也往往可以得到显示，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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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左徐君，知医道，开设药肆为业。 门临官河，栽柳成行，有美荫。一丐者小艇，恒泊于下。有二妇，操异音，日与其夫荡桨行乞。盛暑之际，忽闻二妇大放悲声，徐往视症，丐已欲毙，气存一息，发恻隐心，谓其妇女曰：“尔夫当是痧症，我取药来或可救也。”遂与蟾酥丸用童便灌之，大醒，越日大愈，丐登门叩首谢活命恩，自此放舟一去不复返矣。[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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