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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陆以湉：《冷庐医话考注》，卷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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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参见沈梓：《避寇日记》，卷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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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参见陆以湉：《冷庐医话考注》，卷1，35页；毛祥鳞：《墨余录》，卷6，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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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卷上，见《中国医学大成》，第9册，7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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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参见董光东、刘惠玲：《明清时期新安药店及其医药学作用》，载《中华医史杂志》，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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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瘦鹤词人：《游沪笔记》，卷3，41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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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民国《吴县志》，卷75上《列传·艺术一》，第4册，16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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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长洲县为各药铺药料丸散务需照方逐一点交免致舛误如有无赖借换药为名图诈寻衅许各该药铺指禀究惩碑记》，见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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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光绪《溧水县志》，卷2《舆地·风俗》，第1册，225～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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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余治：《得一录》，卷3，33a～34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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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民国《黄棣志》，卷4《人物》，第7本，6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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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参见沈梓：《避寇日记》，卷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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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见《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4册，19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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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余治：《得一录》，卷3，33b～34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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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四节 瘟疫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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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和瘟疫对社会的影响，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社会对瘟疫做出反应的同时，瘟疫已对社会产生了影响。瘟疫是影响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因子。自人类形成开始，它便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类的成长，麦克尼尔曾指出：“流行病传染模式的变迁，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人类生态上的基本地标，值得更多地关注。”[1]显然，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基本而深刻的。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清代江南的众多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而且对认识现实也不无裨益。故而对此做一深入而全面的探讨是极为必要的，然而受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本书已难以做到这一点了，只能选择笔者思考较多的问题略做论述。进一步的探索，将是笔者日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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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人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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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最直接的后果不外是生病或死亡，因此，人口的损伤无疑应是瘟疫众多影响中最直接和明显的。然而，由于瘟疫乃至疾病一直是史学界缺乏关注的因子，故长期以来，其影响也很少受到应有的关照，以致今天对瘟疫究竟对人口具有怎样的杀伤力，或者对人口的增长具有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基本仍是一头雾水。由于历史上缺乏系统而准确的人口统计，对瘟疫的人口影响也大多以“死人无算”、“疫死者几半”等词笼统言之，因此几乎不可能对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率做出精确的判断，我们只能尽量地挖掘现存的相关资料，通过排比分析，对清代江南人口的损失状况做出相对清晰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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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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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指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死亡人数较多，比如，“乾隆二十年己亥，吴下奇荒，丙子春，复遭大疫……过夏至病乃渐减，死者不可胜计”[2]。有的则病死率很低，比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间，“杭州城内，时疫流布，几于无人不病。大都发热头眩，热退则四肢发红斑，然死者甚少”[3]。清代江南疫死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的瘟疫年次主要有：康熙四十八年（1779年）前后、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前后、嘉道之际、咸同之际、光绪十三年（1887年）左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等。其中又尤以嘉道之际和咸同之际最为严重。而且就是同一次瘟疫，在同一个较小区域内，比如县、乡乃至村，疫情也不是平均分布的，甚至近在咫尺，也差异明显。比如，嘉庆年间，在娄县和嘉善交界的枫泾发生了这样一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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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某年，夏古圣堂巷旁有人夜卧楼上，畏热启窗取凉。夜过半，闻喁喁如人语声，楼故临街，起而窥之，不甚了了，心知为鬼，急以溺器投之，忽作鬼啸声，向南而去。 既而疫大作，凡自巷以北，无一人染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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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故事虽未必真实，但至少反映出存在着疫情分布不平衡的现象。又如，在嘉道之际的大疫中，在常昭，“忽甚于彼，忽甚于此”[5]。同治二年，常熟又大疫，“人死甚众”，但《庚申避难日记》作者所在地较轻，只是“病者甚多”[6]。因此，即使是在清代江南这样一个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比较狭小的时空范围内笼统地谈论瘟疫的人口影响可能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故还是先根据掌握的资料情况以及瘟疫本身的影响力，选择以下八个时空点，来探析瘟疫对人口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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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熙二年（1663年）松江之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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