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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疫苗的发现，尤其是抗生素的出现，使几乎所有细菌性疾病都成了人类的手下败将。抗生素的发明还不到一个世纪，但是，那些当年令人恐惧的单词，如“瘟疫”、“鼠疫”、“霍乱”、“伤寒”、“痢疾”、“天花”等等，都已经被现代人淡忘。人们只有在历史书，甚至是在医学历史书上才能找到它们。在控制传染病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确立了现代西医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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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基于希腊式的解剖学思维，又有了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现代西医，它的外科手术比任何一种古老的“正宗医学”都精湛，都厉害。而且很不幸的是，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充满了战争，尤其是20世纪，人类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两场战争。在和平时期，外科手术又在工伤事故、交通事故和体育事故中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所以，外科手术的巨大成功，进一步加强了现代西医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名声。有人说笑话，单单靠一把柳叶刀和一瓶抗生素，现代西医就把所有古老的“正宗医学”统统打翻在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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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原因，那就是近代科学的发展和巨大的成功。由于工业革命和近代科学的出现，我们才有了火车、汽车、飞机等先进的交通工具；才有了收音机、电视机、电灯、电话、手机、电冰箱、洗衣机等方便的家用电器；才使今日的农业能生产出供全世界吃饱、吃好的农产品和畜产品。事实上，现代科学也是现代文明的一种基础。所以，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地位就非常重要了，人们也常说：“不要迷信，要相信科学。”于是科学也就成了可以令人顶礼膜拜的东西，几乎取代了上帝位置。事实上，许多人，包括许多科学家，也真的把科学看成了全能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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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技术上的成功之外，现代科学还有一套非常美丽、严谨和自洽的理论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科学理论是人类有史以来所建立的最完美、最严格的知识系统，并且成了现代社会中标准化的教育系统。任何人类的活动，只要与这一标准化的知识系统相兼容的，就很容易被接受，反之就很困难。而现代西医是完全与这一标准化的知识系统兼容，所以就被认为是“科学的”医学。反之，所有古老的“正宗医学”，包括中医，都与这一标准化的知识系统不兼容，所以就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不能被西方的主流社会所接受，当然更不能被科学界承认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用“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s）一词，已经算是相当宽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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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色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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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到了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过去的二三十年，世界潮流的发展又好像对现代西医不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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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世界就没有打过大仗。这一来，外科医生在战场上救死扶伤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多了，当然也就出不了像白求恩大夫那样著名的战伤外科医生。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工厂中的工伤事故减少了许多，甚至交通事故也少了许多。现代医学面临的最大问题已不再是“白衣天使”所肩负的救死扶伤使命，而是如何提高“生活质量”（life quality）的问题。然而，这一方面，却并不是外科的强项。这样一来，曾经非常辉煌的西医外科不但失去了许多市场，也失去了昔日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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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世界的生活水平、营养状况和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使得细菌性传染病在发达国家几乎消失，细菌性的疾病再也不是人类的头号敌人。这样，以抗生素为基础的西医内科也失去了许多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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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尽管急性细菌性传染病不再成为人类生存的死敌，但人们还是面临着许多问题。不要说癌症、艾滋病等可怕的疾病，单单是慢性病和功能性紊乱等现代病就够医生们头痛了。现代西医的强项是急性病，而弱项则是慢性病和功能性紊乱等现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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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许多病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因为头痛或其他一些身体不适去看大夫。如同常规一样，医生用许许多多先进仪器对病人作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得到了一大堆化验报告。医生看完了这一大堆化验报告之后，笑眯眯地说：“所有的指标都是OK，您很健康，可以回家了。”这种叫人哭笑不得的结论，好像是病人在说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设身处地，作为病人，您又会怎么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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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被西医大夫客客气气赶出来的病人，只好去找一些什么“替代”的方法，如针灸、草药、水疗、热疗、顺势疗法（homeopathy）等等。于是，许多古老的医学又“复活”了。它们尽管失去了“正宗医学”的宝座，却在“替代医学”的旗号下，大举占领西方医学市场。例如，根据哈佛大学医学院的David Eisenberg和他五位同事在1993年《新英格兰医学学报》（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登的文章，在1539个被调查的美国成年人中，有1/3的人在过去的五年中看过“替代医学”，也就是说，全美国19个人中就有1个看过“替代医学”，根据这篇文章的估算，一共有100亿美元的“私房钱”（pocket money），也就是不在医疗保险系统的钱，流到了“替代医学”的市场中，而只有30亿美元的“私房钱”花在美国的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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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学市场来说，100亿美元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其实，这还只是1993年的数据，现在有多大，我们可想而知了。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美国出现了，许多上百年来一直在咬牙切齿咒骂“替代医学”为“庸医”、“巫医”的大医院和医学中心，也忽然转了180度的大弯，打出了“替代医学”、“传统医学”甚至“心灵医学”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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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在美国，就有75家医学院开设“替代医学”或“互补医学”的课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就设立了“互补医学和替代医学国家中心”（the National Centre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许多地区医院和大学附属医院都设立新的服务项目，例如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开设了“互补医学部”（Division of Complementary Medicine）；托马斯·杰弗逊大学（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设立了“整体医学中心”（The Centre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迈阿密心脏研究所（Miami Heart Institute）办起了“替代医学和长寿中心”（The Centre for Alternative Medicine and Longevity）。在迈阿密这个中心的小册子中，您可以找到“运动疗法”、“生物氧化疗法”、“气功疗法”、“虹膜诊断法”等26种不同的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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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好奇，到东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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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真是变了，世道也变了。现在，那个在西方教会医院中学西医的中国老农民故事有了一个相反的新版本。这个新版本不但是真实的，还是活生生的，因为它正在被继续写下去。这个新版本故事就是：成千上万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多年临床经验的西方西医大夫，纷纷奔向东方，学中医，学印度医，学藏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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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奔向东方的西医大军，可以按时间分成两大类。他们带着完全不同的动机奔向东方。早期奔向东方的西医队伍是一群探险者，抱着好奇的心态来探索神秘的东方医学，他们只是来考察考察，没有什么很务实的目标，倒更像科学考察，最多回去写点报道；而近期奔向东方的西医大军则是抱着非常务实的商业目的，为了学一点东方医学，好回到西方国家去吸引顾客，扩大业务，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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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也反映了西方人对东方医学看法的不断改变。就拿针灸为例吧，虽然针灸在中国已有了五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针灸治疗法首次出现在西方医学刊物上还不到200年，不过是19世纪的事。然而，当时写针灸报道的还不是医生，只是一些探险家的猎奇文章。他们在文章中描述：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些神秘的古老的很原始的医疗方法等等。所以，几乎没有一个医生会认真地对待这样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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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40名正宗的西医，并且还来自最认真最古板的德国，认认真真地到中国考察中医、中草药和针灸等。可惜，当时还是时机未到。大家都知道，20世纪的20年代到50年代，全世界还是充满了战乱、饥荒和传染病。面对当时的局面，救死扶伤还是第一位的紧急任务，所以，以磺胺药、疫苗、抗生素和柳叶刀为基础的现代西医，还是最最重要的。至于“理气补血”和“调理调理”的事情，还可以再搁一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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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前所述，中草药和针灸等古典医学，除了面对战伤、急性传染病等方面不够有力之外，与现代科学理论不能兼容也是一个大问题。老实说，现代科学不但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也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先进武器的基础。就是冲着当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大，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科学技术的威力。所以就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倡导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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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是西方的西医界不关心这种古老的神秘兮兮的中医，就连当时中国的行政院院长孙科，也在考虑要不要禁止这种“不科学”的中医。甚至到了2006年，中国大陆还兴起过一阵“告别中医”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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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立刻就有一批优秀的西方的大夫，认认真真地，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医和针灸，尤其是从电子学的角度来研究针灸。在这方面，德国的科隆大夫（Dr. R. Croon）是全世界的先锋（图4-1），早在1947年，他就发现了针灸穴位与皮肤上低电阻点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又与德国卡斯鲁工学院（Technischen Hochschule Karlsruhe）的两位教授（Prof. W. Ernsthaus和Prof. H. Rothe）合作，从不同频率、不同电压等角度，对这种测量的可靠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至今，他们的学生C. E. Overhof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毕业论文，还是这方面最好的研究工作报告（见本书第六章的图6-7）。并且科隆大夫的儿子也是子承父业，至今还继续这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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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德国大夫科隆（Dr.R.Croon，1910—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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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年轻的日本医生中谷义雄（Dr. Yoshio Nakatani）也独立地在肾病患者身上发现了肾经上穴位的低电阻现象。可惜，由于他导师的坚决反对，他没有能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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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1953年起，另一位德国大夫福尔（Dr. R. Voll）把他毕生的精力投入经络电现象的研究之中。与科隆大夫不同，福尔大夫的工作更注重临床。他与他的学生们把大量不同的病例与电测量的结果进行对比，并结合中医和针灸的理论，找出了一系列疾病与穴位电导能力之间的关系。于是，这些关系就成了一系列的新的临床诊断标准。这样一来，他们就把针灸这种古老的纯治疗手段，发展成了一种全新的诊断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