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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被西医大夫客客气气赶出来的病人，只好去找一些什么“替代”的方法，如针灸、草药、水疗、热疗、顺势疗法（homeopathy）等等。于是，许多古老的医学又“复活”了。它们尽管失去了“正宗医学”的宝座，却在“替代医学”的旗号下，大举占领西方医学市场。例如，根据哈佛大学医学院的David Eisenberg和他五位同事在1993年《新英格兰医学学报》（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登的文章，在1539个被调查的美国成年人中，有1/3的人在过去的五年中看过“替代医学”，也就是说，全美国19个人中就有1个看过“替代医学”，根据这篇文章的估算，一共有100亿美元的“私房钱”（pocket money），也就是不在医疗保险系统的钱，流到了“替代医学”的市场中，而只有30亿美元的“私房钱”花在美国的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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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学市场来说，100亿美元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其实，这还只是1993年的数据，现在有多大，我们可想而知了。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美国出现了，许多上百年来一直在咬牙切齿咒骂“替代医学”为“庸医”、“巫医”的大医院和医学中心，也忽然转了180度的大弯，打出了“替代医学”、“传统医学”甚至“心灵医学”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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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在美国，就有75家医学院开设“替代医学”或“互补医学”的课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就设立了“互补医学和替代医学国家中心”（the National Centre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许多地区医院和大学附属医院都设立新的服务项目，例如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开设了“互补医学部”（Division of Complementary Medicine）；托马斯·杰弗逊大学（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设立了“整体医学中心”（The Centre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迈阿密心脏研究所（Miami Heart Institute）办起了“替代医学和长寿中心”（The Centre for Alternative Medicine and Longevity）。在迈阿密这个中心的小册子中，您可以找到“运动疗法”、“生物氧化疗法”、“气功疗法”、“虹膜诊断法”等26种不同的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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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好奇，到东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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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真是变了，世道也变了。现在，那个在西方教会医院中学西医的中国老农民故事有了一个相反的新版本。这个新版本不但是真实的，还是活生生的，因为它正在被继续写下去。这个新版本故事就是：成千上万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多年临床经验的西方西医大夫，纷纷奔向东方，学中医，学印度医，学藏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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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奔向东方的西医大军，可以按时间分成两大类。他们带着完全不同的动机奔向东方。早期奔向东方的西医队伍是一群探险者，抱着好奇的心态来探索神秘的东方医学，他们只是来考察考察，没有什么很务实的目标，倒更像科学考察，最多回去写点报道；而近期奔向东方的西医大军则是抱着非常务实的商业目的，为了学一点东方医学，好回到西方国家去吸引顾客，扩大业务，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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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也反映了西方人对东方医学看法的不断改变。就拿针灸为例吧，虽然针灸在中国已有了五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针灸治疗法首次出现在西方医学刊物上还不到200年，不过是19世纪的事。然而，当时写针灸报道的还不是医生，只是一些探险家的猎奇文章。他们在文章中描述：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些神秘的古老的很原始的医疗方法等等。所以，几乎没有一个医生会认真地对待这样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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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40名正宗的西医，并且还来自最认真最古板的德国，认认真真地到中国考察中医、中草药和针灸等。可惜，当时还是时机未到。大家都知道，20世纪的20年代到50年代，全世界还是充满了战乱、饥荒和传染病。面对当时的局面，救死扶伤还是第一位的紧急任务，所以，以磺胺药、疫苗、抗生素和柳叶刀为基础的现代西医，还是最最重要的。至于“理气补血”和“调理调理”的事情，还可以再搁一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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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前所述，中草药和针灸等古典医学，除了面对战伤、急性传染病等方面不够有力之外，与现代科学理论不能兼容也是一个大问题。老实说，现代科学不但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也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先进武器的基础。就是冲着当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大，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科学技术的威力。所以就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倡导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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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是西方的西医界不关心这种古老的神秘兮兮的中医，就连当时中国的行政院院长孙科，也在考虑要不要禁止这种“不科学”的中医。甚至到了2006年，中国大陆还兴起过一阵“告别中医”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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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立刻就有一批优秀的西方的大夫，认认真真地，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医和针灸，尤其是从电子学的角度来研究针灸。在这方面，德国的科隆大夫（Dr. R. Croon）是全世界的先锋（图4-1），早在1947年，他就发现了针灸穴位与皮肤上低电阻点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又与德国卡斯鲁工学院（Technischen Hochschule Karlsruhe）的两位教授（Prof. W. Ernsthaus和Prof. H. Rothe）合作，从不同频率、不同电压等角度，对这种测量的可靠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至今，他们的学生C. E. Overhof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毕业论文，还是这方面最好的研究工作报告（见本书第六章的图6-7）。并且科隆大夫的儿子也是子承父业，至今还继续这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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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德国大夫科隆（Dr.R.Croon，1910—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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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年轻的日本医生中谷义雄（Dr. Yoshio Nakatani）也独立地在肾病患者身上发现了肾经上穴位的低电阻现象。可惜，由于他导师的坚决反对，他没有能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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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1953年起，另一位德国大夫福尔（Dr. R. Voll）把他毕生的精力投入经络电现象的研究之中。与科隆大夫不同，福尔大夫的工作更注重临床。他与他的学生们把大量不同的病例与电测量的结果进行对比，并结合中医和针灸的理论，找出了一系列疾病与穴位电导能力之间的关系。于是，这些关系就成了一系列的新的临床诊断标准。这样一来，他们就把针灸这种古老的纯治疗手段，发展成了一种全新的诊断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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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科隆大夫、中谷义雄大夫、福尔大夫及后来许多对针灸有兴趣的西方大夫和工程技术人员，从不同的角度，把古老的针灸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大大地发展了这种古老的医疗手段。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针灸理论已经被科学界承认。事实上，就是在科隆大夫和福尔大夫的故乡德国，针灸治疗也是到21世纪初才被医疗保险公司正式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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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意，到东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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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医疗保险公司对针灸治疗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迫于市场的压力。事实上，这也是近年来西医大军奔向东方的第二个原因。如前面所说的，慢性病和功能性疾病患者对西医不满，转向寻找“替代医学”，也迫使受过良好西医教育的西方医生奔向东方，学习“替代医学”。当然，市场的压力比出于好奇或纯考察的动力要强大得多了，学习“替代医学”人数也多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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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中医等“替代医学”的态度，不单是西医医生和保险公司在改变，就是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也在不断地改变。西方对中医态度的改变开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当时，经过20多年的和平，西方国家已普遍富裕起来，在这些发达国家中，医疗体系已经健全，所以，细菌性传染病再也不是头号敌人，人的平均寿命也已大大延长。于是，以疫苗、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为基础的西医内科不再像昔日那样光芒四射。同时，“二战”结束以后，战伤也急剧减少。于是，西医外科也不再扮演像天使一样重要的救死扶伤的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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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方面，也许是人类的天性，那就是贪婪、不知足、不会感恩。所以，一到过上了“二战”以后的好日子，负心的人们马上就忘了当年西医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也忘了西医曾经把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倒是反过来指责西医的无能，不能解决他们的头痛，也不能解决他们的腰腿痛。这还不算，这些寡情薄义的人还把他们当初的救命恩人——“现代西医”冷落在一旁，回过头去寻找那些“古老的”、“不科学”的“替代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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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不是“文革”的结束，要不是中国重新打开了国门，那些寡情薄义、背叛西医的西方人，就是想找中医，想找针灸，恐怕也没有门。到了1976年，那些最先钻进中国门缝的美国记者，首先就是写针刺麻醉，并且还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这可让美国佬大跌眼镜。这种神秘的、不用麻醉药的麻醉技术，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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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美国的西医界还努力对针灸保持高傲和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针刺麻醉只不过是“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但是，不管怎样，“针灸”这个名词不但在美国，就是在西欧也变得众所周知了。而欧洲又是现代西医的发源地和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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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门真正打开了，大批的西医开始涌进中国学习针灸和中医。于是，就出现了像那个在西方教会医院中学西医的中国老农民的故事那样的相似但又相反的新版本。成千上万受过高等教育的、有过多年临床经验的西方西医大夫，纷纷奔向中国，学习怎样在人身上扎洞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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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两个版本的故事是相反的，因为一个是向西跑，一个是向东跑，故事主角的教育程度也大不相同。然而，这两个版本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那个中国老农民不知道为什么皮下注射这种奇怪的药就能让病人退烧，尽管他在老家的村子里开办了“发烧门诊”，还相当成功；同样地，那些西方西医大夫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身上扎几个洞洞就能缓解腰腿痛，尽管他们也在欧美开设了许多“针灸门诊”，生意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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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这种局面真有点荒唐。但不管怎样，针灸倒是真的在西方广泛传播开来了。例如，单单是德国的针灸协会就有4000多名会员，他们不但自己用针灸治病，还办了许多培训班，甚至还办起了针灸学校，教那些英语讲得不太好，或拿不出整段时间到中国去学针灸的大夫。而英国的针灸学校已有了30多年的历史，许多大学都已有了中医课。并且英国政府也在考虑，怎样为中医立法的问题，并打算跑在欧盟的最前头，希望在整个欧盟为中医立法时，用英国的法律来作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