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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从意大利人马可尼（Marchese 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发明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以来，人类社会的通信又进了一大步。于是，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三类通信系统。它既不需要用第一类通信系统中那样的笔、信笺、信封等信息载体，也不要用高度绝缘的电缆。它的信息载体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波，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幽灵，或者说就是幽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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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如我们第三章中已经讨论过的，电磁场与幽灵并没有实体的差别。唯一的差别只是古人还没有写出描写幽灵的数学方程，而物理学家写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可以定量地描述和计算电磁场和电磁波的运动。于是，我们就有了严格的技术标准来处理这种幽灵一样的东西，从而让这种“幽灵”为人类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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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场和电磁波是看不见、听不见的“幽灵”。但通过一些电子技术，就可以让它们变成看得见也听得见的东西。这种化“幽灵”为实体的神奇技术就是我们天天看见的电视机、收音机、手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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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种以“幽灵”为信息载体的通信是越来越普及了。手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大老板和大经理的象征，今天却已成了众多中小学生的通信玩具。所以，在社会上，以“幽灵”为信息载体的通信也是越来越不足为奇了。事实上，现代社会中无线电通信的工作量和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邮政通信和电缆通信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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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学家对生物体内“无线通信”的认识，却不如对体内的“邮政通信”——“化学通信系统”和“有线通信”——“神经通信系统”来得熟悉。甚至可以说，对这个广阔的通信领域所知甚少。如果说我们已经知道了些什么，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开头，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我们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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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界的无线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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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有机体内的无线电通信系统，最重要的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换脑筋的问题。现在，每一个中小学生都知道用收音机、电视机、手机等“无线通信”。但是，当今的许多医生、生物学家、生理学家等，却死抱着古老的“邮政通信”和“有线通信”不放，并且还千方百计企图用“邮政通信”和“有线通信”等过时的概念，徒劳无益地解释电台、电视台、手机中转台、收音机、电视机、手机等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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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大家换换脑筋，我们可以回头再来看看生物学家熟悉的，有机体内的“邮政通信”，即那十分经典的化学物质通信的“锁和钥匙模型”（见图9-1）。众所周知，钥匙和锁的关系是机械关系，主要是个力学问题。钥匙上的花纹，是通过机械力来推动锁心内的小棍子和小弹簧，如果能把所有的小棍子都推到同一平面上，那么锁就可以打开。在这一识别机制中，一点电磁作用也没有，是纯力学的，是机械的。然而，如果图9-1中的那个“信使”（messenger）以及那个“收件人”（receptor）都是生物大分子，那么，我们就完全不能用机械作用力，来说明它们之间的识别机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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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生物分子“钥匙”和生物分子“锁”之间选择性的电磁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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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是图9-1的局部放大图，以便让我们仔细看看那个“信使”（messenger）表面以及那个“收件人”（receptor）表面之间的关系。显然，它们之间的识别，完全不是依靠机械作用力，而是靠电磁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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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这个机械的“钥匙和锁模型”（见图9-1），已无意中误导了许多人的思维，也误导了许多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的研究方向，从而阻碍了科学家们对有机体内无线通信系统的正确认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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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生物体之间的无线通信的研究开始得相当早。最早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生物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古威奇（Alexander Gawrilowitsch Gurwitsch，1874—1954）。他在1922年就做了有名的“洋葱头通信实验”（图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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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两个洋葱头之间进行无线电通信的实验（彩图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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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实验中，每个洋葱头只保留一条根，并把这条根放入一根细细的玻璃管中。1号洋葱头是“发信人”，而2号洋葱头是“收信人”。2号洋葱头根外部套着的玻璃管外面还有一个金属套管，以避免外来电磁波的干扰。在玻璃套管和金属套管上都挖有一个小孔，这小孔正对着1号洋葱头的根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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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洋葱等植物的根部，只有根尖的细胞才进行有丝分裂，而根的后面部分都已停止了有丝分裂。然而，古威奇发现，在这一实验中，2号洋葱头根部中段对着小孔的那一部分细胞又重新恢复了有丝分裂。这说明，2号洋葱头根部中段小孔处收到了从1号洋葱头根尖发出来的某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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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威奇还发现，这种未知的信息可以被普通玻璃屏蔽，但却不会被石英玻璃屏蔽。这说明，这种未知的信息可能是在紫外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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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实验只证明生物体无线电通信存在的第一步。而要了解这种通信所用的电磁波频段以及信号的编码方式，还需要大量进一步的实验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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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这一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没有深入进行下去。而“二战”以后，又很可惜，整个生物学发展的方向又转到了分子生物学上去了。也就是说，在“二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中，生物学的注意力全部放在生物体的“邮政通信”上去，而把生物体的“无线电通信”忘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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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末，分子生物学已经发展到了它的顶峰。虽然还有许多平行的、琐碎的、普通的工作要做。但是，要出现像当年克里克、沃森发现DNA双螺旋结构那样意义重大的工作是不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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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富于才气的医生也感到了“分子医学”（molecular medicine）的局限性。于是他们就把越来越多的精力花在“能量医学”（energetic medicine）上，发明和引进了许多新的物理治疗方法，如软激光针灸彩色光针灸、超弱微波针灸、电脉冲针灸等。也就是说，不是采用化学药物，而是把不同波长的电磁波引入人体，从而来调整机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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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许多生物学家感到了无法用分子来解释生物学中所有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了生物学中单用粒子来解释的局限性。于是，有些生物学家就提出了“形态建成场”（morphogenetic field）和“生物场”（biofield）等关于“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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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20世纪的60年代，大批化学家进入了生物学的领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生物学，从化学的角度和从粒子的角度大大深化了对生命过程的认识。现在，又有大批物理学家开始进入生物学，这必然会从场和波的角度大大丰富和深化对生命过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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