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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和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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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与年轻学生的这一段谈话，常常被认为是爱因斯坦与学生开开玩笑，让学生们高兴高兴。然而，对于爱因斯坦自己以及对于许多前沿科学家来说，这可并不是一个玩笑，而是对现代科学的一个非常严肃的挑战，因为这涉及科学是否真的客观，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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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大多认为，科学是绝对客观的。也就是说，科学与人类的存在都没有关系。不管地球上有人还是没有人，科学总是这个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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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深入地想一下相对论，就会发现，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引入了一个非常不客观的东西，那就是“观察者”（observer）。也就是说，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决定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观察者”的运动状态变了，时间和空间，这种最最基本的物理量，也都变了，于是，整个宏伟的物理学大厦，也将随之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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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狭义相对论”，“观察者”运动速度越快，时间变得越慢，而两点之间的距离变得越短。而根据“广义相对论”，时间与空间，不但与“观察者”的运动速度有关，还与“观察者”的加速度有关，所以也与“观察者”本身是否在引力场中有关。换句话说，“观察者”在地面上，与在宇宙空间，所看到的时间与空间，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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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狭义相对论”还是“广义相对论”，还只是讨论直线运动这种最最简单的情况。所以，爱因斯坦自己作为“相对论”的发明人，不会不知道，无论是“狭义相对论”还是“广义相对论”，讨论的只是“观察者”的最简单运动状态。如果“观察者”处于更复杂的运动状态，例如在不同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像坐在可爱的女孩身边和坐在火炉上面，情况必定会更复杂。因此，爱因斯坦与学生们说的，并不是笑话，还是那些他已经想到过，但是还没有办法解决的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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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被许多人认为是绝对真理的“科学圣殿”之中，这个可恶的“观察者”，真是圣殿中的“魔鬼”。然而，这种“魔鬼”还不是从外星球来的，而是我们人类自己。换句话说，有我们人类参加的科学，就不可能绝对地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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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玻尔和海森堡这两位大师，在研究原子结构时，也发现了“观察者”、“仪器”与“客体”这三者不可分割这一基本问题。正如海森堡指出的：“我们观察到的其实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对我们所提问题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建立一种没有人类参与的、绝对客观的科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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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早在一千五百年前，中国著名的和尚——慧能大师早就提出了“主体”与“客体”不可分割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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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是佛教禅宗的创始人。慧能3岁丧父，未能读书，靠卖柴养母。后慧能受人资助养母，自己投奔到弘忍大师门下，在磨房做舂米之类的粗活。后来，弘忍年老，命众僧作偈，拟选承法弟子。当时，弘忍门下的第一大弟子神秀作一偈为：“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亦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事实上，后一首偈，达到了佛家哲学思想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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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忍大师看了慧能的偈语，就有心选他为承法弟子，夜间亲到碓坊，为他讲解《金刚经》，并把衣钵传了给他。但当时慧能在寺中位置很低，弘忍大师知道众师兄不会服气，并会伤及慧能的生命，就送他出寺，亲自撑船为他渡河南逃。于是慧能就在外隐居了15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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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后，慧能到了广州法性寺。当时，印宗法师正在讲经，一阵风吹动了旗杆上的幡，这时有两个僧人议论起来，一个说那是“幡动”，另一个则说是“风动”。正巧慧能听到了，就对他们说：那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而是你们的“心动”。印宗法师听到了，认出了这就是失踪了15年的弘忍大师的衣钵子弟慧能。于是印宗法师就为慧能落发受戒，并且自己拜慧能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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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万物出于心”就成了禅宗佛教的基本原则之一。也就是被唯物主义者称为“绝对唯心主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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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儿，也许值得再回忆一下列宁为挽救唯物主义而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当时，由于“质能守恒关系”，科学家发现，有形、有重量、有体积的物质可以转换成无形、无重量也无体积的能量。这一来，整个唯物主义的基础都出了问题。为了挽救唯物主义，列宁在这书中为物质下了一个新的定义：“物质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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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列宁在这儿无意中又犯了一个与他自己信念相悖的逻辑错误，他在这儿引进了一个与物质相对的另一个概念，就是“意识”，就是相当于佛教中所说的“心”。而佛家的哲学早就认为，意识比物质更为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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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科学界中，“意识”（consciousness）是一个禁用单词。如果哪一位科学家在文章中不小心用了“意识”这个单词，就会被看成是个不严肃的，相信什么迷信之类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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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过去的20年中，科学界的情况已经大变了。这个禁令早已取消了。“意识”不单不再是一个禁用名词，反而成了科学界的时髦单词。人人都在高谈“意识”，尽管谁也说不清楚，“意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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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是从美国开始的，那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脑十年计划”（Brain Decade）。与所有的政府一样，美国政府也常常好大喜功，提出一些大的、国家级的研究计划，并拨出上百亿美元的经费，如肯尼迪提出的“阿波罗计划”，尼克松提出“征服癌症计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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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老布什又提出了“脑十年计划”。这个计划的出发点与目标是：当时分子生物学已经充分发展，科学家已经几乎了解人体内的每一个分子，唯一不够了解的角落就是人的大脑，只要了解了人的大脑，就对人体无所不知了。当时美国政府想得很简单，“阿波罗计划”只花了十年，就把人送上了月亮。所以，只要把足够的钱投下去，再花十年，不怕不把大脑搞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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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科学家也想得很简单：大脑么！不过是台计算机。现在，我们有了高度发达的计算机技术，只要造一台足够大、足够精密的计算机，就可以把大脑的功能搞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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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出两三年，科学家就发现有点不大对头。虽然计算机工作得比脑子要快得多，也精确得多，但是计算机却没有自我意识。换句话说：每个小孩子都知道有个“我”（I），但是最高级的计算机没有“我”的意识。其实，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1887—1961）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从物理学的角度，认真讨论过“什么是我？”这一非常基础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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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物理的学生来说，薛定谔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因为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就叫“薛定谔方程”。但是，很少人知道，早在1944年，薛定谔就写了一本名为《什么是生命》（What Is Life？）的书，而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就是“什么是我？”（What Is I？）。与玻尔、海森堡等同时代的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一样，薛定谔也不单是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与哲学家，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因为他在《什么是生命》这本书中，预言了DNA的存在，他把DNA称为“非周期体晶体”（abperiodic crystal）。他认为细胞内有一种“非周期体晶体”，可以携带遗传信息。他根据辐射至突变的概率，计算出了“基因”（gene）的大小，后来发现，他所算出来的基因大小，就是DNA上“三联体码”（triplet code）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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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也认真地从科学的角度探讨了“生命”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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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是生命》一书的末尾，薛定谔讨论了什么是“我”的问题。他认为，所谓“我”（I），就是一种单数记忆（a singular memory）的集合。所以，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只是一种单数记忆的集合。而所谓“常识”（common sense）就是许多单数记忆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