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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认为中产阶级对数字计算愈发浓厚的兴趣促进了统计资料的收集，首先出现于14世纪的意大利诸城中。不仅如此，他们对科学和定量数据的兴趣也鼓舞了人们对身体进行新的探索：安德烈·维萨里将对人体解剖学的审慎观察和精确描述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威廉·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为生理学提供了一种更具功能性、实验性和定量性的研究方法。密切的临床观察使得诸如百日咳、斑疹伤寒、猩红热等疾病有了辨识的方法，也使得疾病传播的研究开花结果，得到了罗森所称的（由吉罗拉摩·法兰卡斯特罗提出的）“第一个关于传染病的一致性理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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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强调科学观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新的重要性外，罗森还强调了新的（或新观察到的）疾病与其发展和传播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斑疹伤寒随军流行，而不断的军事活动又为它的滋生提供了温床。[12] 坏血病是在早期遭受围困的中世纪城市中被发现的，现在则成了水手的一种职业病，他们被派到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的船只上进行远洋探险。[13] 佝偻病则是一种因经济衰退、贫困和营养不良而引发的疾病，它滋生于黑暗、拥挤的城市居住地。而帕拉塞尔苏斯发现了深井作业给矿工带来的职业危害和疾病，贝纳迪诺·拉马齐尼则第一个在其关于工人疾病的论文中对此进行了全面讨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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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还调查了军事探索、贸易和旅行是如何使非免疫人群接触新型疾病而引发瘟疫。大约在哥伦布航海期间，梅毒传入那不勒斯并经由意大利扩散到欧洲的其他地方。[15] 而在欧洲部分地区暴发的天花，则对新大陆的美洲原住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除此之外，欧洲人还把疟疾将美洲，同时还可能将非洲、印度和远东的寄生虫菌株带回了本土。通过贸易，世界日益一体化，也使疾病病原体变得国际化，而疾病病原体则常常为征战的军队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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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从1500年至1750年的近代早期时，罗森向我们展示了新的国家理论和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这一围绕贸易和商业建立的新体系，是如何全面涉及公共卫生的。这些理论认为，国家和社会福利之间无须做任何区分，为了国家利益所进行的强国和财富建设需要大量健康的人力。这种想法支持了公共卫生的发展，尽管这明显是专制的，正如“卫生警察”的概念所表示的一样。为了扩大人口规模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家现在开始使用统计法来计算死亡率、期望寿命和生育率。[16] 因此，统计学不再只是数学家或想要提高自己赌场胜算的贵族的一件新奇事物，而是代表“国家簿记”，抑或威廉·佩蒂所称的“政治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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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的德国统治者对他们的人民有着无限的权力。在约翰·彼得·弗兰克的不朽巨著中，启蒙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彰显，罗森在欣赏这两种精神的同时，发现弗兰克的“卫生警察”概念是建立在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议程基础上，而到了19世纪初期，这种议程“已变得过时且反动”。[17] 为此，罗森拒绝将弗兰克简单地描述为公共卫生的一位“先驱”，并坚持认为我们应在专制国家的旧有理念与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理念的政治斗争这一背景下去阅读他的作品。在拒绝专制威权的同时，他也谴责那些低效率的完全受地方政府控制的系统。对英国支离破碎的地方公共卫生系统，他深表失望，这一系统没有任何可与中央政府建立联络的行政机关。而对那些旨在提供国家卫生和医疗保健的具有全面性的政策提案，他满心赞许，虽然他也承认这些提案在当时仅是理论上的。罗森的意旨在于，这些乌托邦式的提案是西方文化中国家需对人民的健康与福利负责这一理念的智识上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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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认为启蒙运动（1750—1830）是公共卫生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法国哲学家挑战了作为知识源头的传统和权威，宣称理性至上。启蒙运动的理性之梦是，坚信智力具有至高无上的社会价值，坚信人类通过理性可以设计甚至保障社会进步，还坚信教育和自由制度可使人类走向完美——在这里，罗森发现，即便是为了社会制度改革和社会环境改善所做出的最平凡的努力，最终也都是有理由的。从这点来看，公共卫生的目的是将启蒙运动的理念转化为实践。在罗森眼里，法国人是知识分子，英国人是管理者：法国哲学家论证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和人类进步的可能，而英国人则更讲求实用主义，他们试图将这些理念转化为法律法规和社会政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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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认为，英国的城市中产阶级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基于对秩序、效率和社会纪律的价值观，也基于对必须改善社会环境所具备的坚定信念。他精妙地形容：“这是成功人士的人道主义，他们坚信效率、朴素和廉价是冷静而实用的美德，从而使同情心得到节制。”他们发起反对杜松子酒和降低婴儿死亡率的运动，发起改造监狱和精神病院的运动，他们努力教育贫困的母亲如何照顾孩子，建立起妇幼保健院、省级医院和药房。[19] 罗森强调工业化引起的社会问题，例如推动了对健康问题的定量分析，对生命统计数据的收集，对地区性健康调查的出版，以及对健康教育、参考文献和家庭医疗指南的普及。[20] 当时最受关注和具有争议的一个公共卫生措施可能就是天花的人痘接种，其次才是爱德华·詹纳具革命意义的疫苗接种发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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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整本书的精华集中在论述工业革命、工厂内部工作与工人的密集度、城市数量的爆发性增长以及19世纪卫生改革运动的那一章。跟随这一时期激进派和自由派改革者的步伐，罗森对公共卫生做了宽泛的定义，使其包括了对健康产生显著影响的社会运动和法律，例如在限定工时、规范童工、保护孕妇、保障就业等领域所做的努力。但核心主题是围绕病因理论持续不断的争论。罗森就19世纪中期少数流行病学家提出的想法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特定的疾病由特定的感染引起。[22] 罗森在陈述疾病起因的争论时，大量引用了欧文·阿克尔克内希特颇具影响力的传染和反传染理论的分析，后者的分析表明，在充满科学争论和不确定的氛围中，关于疾病的理论时常因政治和经济因素而得到提倡或被反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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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森认为，现代公共卫生始于对工业化衍生的罪恶所做的回应，但他这个关于现代化的观点并不是抽象的。他首先解释了英国卫生改革是如何同《济贫法》改革相联系。对公共土地的征用催生了大量农村赤贫人口，使现行的贫困救济制度陷入了危机。与此同时，新兴工业城市的工厂则对劳动力表现出极大的胃口。1834年由埃德温·查德威克和经济学家纳索·西尼尔起草的《新济贫法》创造了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也为工厂提供了一批新鲜血液。这些由男人、女人和孩子组成的劳动力在危险的工厂和矿井里长时间地工作。当他们涌入城镇，投机的建筑商们为获取最大的利润，建造了一栋栋紧挨在一起的住宅，这种住宅的房间狭窄，后巷也狭窄，缺乏足够的通风、采光或下水管道。[24] 提供给这些新城市人口的只有沙龙和酒吧，而卫生措施则被视为无利可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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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和其他流行病的传播使人们注意到新工人阶级灾难性的生活环境。[25] 作为公共卫生改革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埃德温·查德威克认为，疾病是造成贫困（和高额救济支出）的原因之一，而健康能够创造财富。1842年，与合作者们一起，查德威克发表了《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他们“无可置疑地证实了”疾病是由肮脏的环境条件、受污染的饮用水以及堵塞街道的腐烂垃圾废品所引起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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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森以及卫生改革者看来，不经调节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相当于一纸剥削许可；为保护人们免受不必要的健康危害而对私人财产和个人行为进行某种程度的公共管制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新兴工业城市糟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关键不在于管制是否必要，而在于要制定多少规定，何种规定，以及为了何种目的。在什么情况下，投资者的经济自由应受到公共卫生需求的限制？英国社会改革家认为，疾病是无益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消耗性因素，社会大众有权对其关注：一名生病的工人意味着劳动力的损失，而每死亡一名男性工人，又意味着救济名单上增加了一名寡妇和一个儿童。当经济理性强化了人道主义情感，国家统计数据便为改革者的运动提供了弹药。某种程度上由工会和政党组织起来的新工人阶级，会帮助调整那些有利于发展社会和卫生服务的权力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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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公共卫生运动，罗森指出，1848年欧洲革命运动的暗潮涌动所带来的恐惧几乎无异于霍乱所引发的恐慌，这促成了公共卫生改革。在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指明疾病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并呼吁进行彻底的、革命性的改革，解决地方性疾病和流行病这些难题。例如，英国的恩格斯和德国的鲁道夫·魏尔啸将公共卫生作为焦点，用以展示剥削，揭露不健康的社会环境，并要求更民主的解决之道。[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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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和法国，对健康和疾病的统计研究正成为公共卫生改革者的重要工具之一。[28] 例如，法国的维勒梅对巴黎社区的统计研究表明，不良的健康状况与贫困息息相关。[29] 鲁道夫·魏尔啸是德国早期自由派改革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地位近乎于神，全因其对疾病起因所做的社会分析，以及对上西里西亚斑疹伤寒流行病所做的研究报告，他指出解决流行病的途径是经济和社会的改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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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国家中，最终实施的改革没有一个实现了更具野心的自由主义激进理想。在英国，《1848年公共卫生法》仅允许卫生委员会任命卫生官员和处理公共卫生问题。之后的《1875年公共卫生法》则使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国家权力更为集中和统一。[31] 在法国，1848年的立法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地方公共卫生委员会，但委员会仅为地方政府提供咨询服务。[32] 在德国，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改革者们建议对健康和社会问题进行全面立法，而这个提案在1848年后被转化为一系列温和得多的健康和卫生的改善措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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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的此番分析为罗森讲述美国公共卫生奠定了基础。美国的公共卫生史基本始于19世纪中期；后来的公共卫生史学家也大都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有独钟，这段历史让公共卫生运动和组织崭露头角。[34] 然而，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的历史虽然与欧洲国家相似，但美国殖民时期的许多特殊情况却在故事中被省略了。也因此，大多数的美国公共卫生史没有印第安人的存在，同样也没有奴隶的存在，[35] 除了最近出版的几本关于美国南方的著作。[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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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一样，早期的美国公共卫生史包括地方当局或多或少试图对地方卫生事务进行有效处理，以及在慌乱之际对流行病的威胁做出回应。罗森认为，19世纪的大规模移民给工业城市带来了人口的激增，这相当于由英国济贫法改革引发的移民潮。与欧洲一样，美国的公共卫生改革家们成立了委员会，开展了卫生调查，充满激情地撰写了关于新城市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著作，他们所做的一切常是出于对英法卫生运动的模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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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随着细菌学有了新的发现，欧洲和美国的公共卫生发生了巨大变化。[38] 微生物理论取代了复杂的疾病环境论，为传染病提供了简明又科学的解释——在实验室中，微生物是可见的，可对它们的寿命和对人类有机体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和描述。罗森生动地描绘了巴斯德具有开创性的成果，并强调该成果在酒精发酵与丝绸生产领域与商业利益的直接关系。[39] 接下来，细菌学“黄金时代”的发展则令罗森赞不绝口，然而他实际上仅仅是罗列了细菌学的发现与成就，认为它们导致了“19世纪末不容置疑的论证，即传染病的产生是因为特定的微观生物，而不是含糊不清的化学瘴气”。[40] 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罗森对罗伯特·科赫和其他科学家关于伤寒、麻风病、疟疾、肺结核、霍乱、白喉和破伤风等疾病病原体所做确认的概述。[41] 罗森这样写道，巴斯德通过改变病毒毒性来制造疫苗，约瑟夫·李斯特将无菌技术引入外科手术，威廉·帕克发现白喉病毒的携带状态，罗纳德·罗斯证明蚊子传播疟疾，而瓦尔特·里德证明黄热病毒也由相似途径传播。[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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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强调，通过实验室诊断和大量生产白喉抗毒素，美国人为揭示细菌学新发现的实际意义做出了贡献。正如卫生改革运动催生了地方卫生部门，细菌学革新则带动了诊断实验室和卫生部下属科学机构的兴起。[43] 细菌学实验室使许多公共卫生程序的应用更为有效，使检疫流程的目标更为精准，也使实证方法和条规得到更大力度的区别执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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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还对新的科学方法是否与传染病的实际减少有关提出了质疑。这个问题在托马斯·麦基翁那本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现代型人口增长》（1976）中得到了解答，虽然答案以否定居多。[45] 然而，比这本书早了近二十年，罗森就注意到，许多重要的传染病在人们发现具体的感染原因或清楚其传播方式之前就已减少。他认为，呈下降趋势的死亡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卫生改革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西蒙·斯泽雷特对此做过补充。[46] 罗森还认为，卫生时代的重大改革有效降低了总死亡率，而细菌学时代更具针对性的科学程序仅加速了这一下降趋势，并锐化了特定疾病的下降曲线而已。回到更宽广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他总结道，欧洲及北美在降低传染病发病率上的成功取决于他们有能力将积累的财富投资到社区卫生的改善上，但在世界许多其他地方，健康的不平等一直与贫富分化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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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对20世纪初的大部分讨论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不断扩大的公共卫生活动领域以及在医疗保健组织和筹资上取得的进步主义成就。这涉及了许多当代历史学家广泛研究的课题。首先，罗森描述了欧洲和美国的儿童福利措施通过提供干净牛奶、产前护理、妇幼保健和健康儿童门诊而得到扩大，并强调了美国儿童局的成立，这是为改善儿童和孕产妇健康所做的第一次国家层面的努力。[47] 罗森认为分娩医疗化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赞同由助产士陪同的在家分娩向医生辅助的医院分娩转变——但这一转变受到女权主义学者和历史学家极大的非议。[48] 为了回应社会对生育政策的高度关注，当代学者已扩大和加强了对生育控制、堕胎、性行为和女性健康的研究，而这些问题罗森鲜有涉及。[49] 这些对生育控制和人口政策的新探索，将有关性别和性行为的政治问题与对阶级、种族和移民的焦虑（正如排外主义和优生学所展现的那样）清晰地联系起来，同时也将它们与经济、政治及关乎国家竞购殖民地、界定势力范围、确保市场和原料来源安全的军事利益联系起来。[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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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史》非常重视卫生部门的活动，包括学校卫生服务、公共卫生护理发展[51] 以及卫生教育活动[52] 。除此之外，还详细描述了数以千计的卫生志愿组织，这些组织致力于募集资金，引起公众对特定疾病、特定身体部位或特殊人群的关注。[53] 但令人意外的是，罗森虽简述了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工作，可对疾控中心（后更名为传染病中心）以及国家卫生研究院只字未提，仅顺带地对公共卫生学院稍有涉及。[54] 传染病中心和公共卫生学院在20世纪50年代实力薄弱且缺乏资金，那时国家卫生研究院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影响力可能还未完全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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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对营养学、维生素的发现以及对认识如坏血病、脚气病、佝偻病、糙皮病一类的营养缺乏症而付出的努力都深感兴趣，此外他还重点强调了约瑟夫·古德伯格和埃德加·赛登斯特里克所做的关于南方各州糙皮病的社会流行病学经典研究。[55] 他还讨论了食品药品的监管、大萧条带来的普遍性营养不良、1939年启动的食品券计划以及通过救济和学校午餐进行的剩余农产品分配。[56] 他的结论是，那些关注社区卫生的人必须解决会造成营养不良和其他饮食相关疾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同时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近期，罗森对营养学与健康之间关系的兴趣被其他学者进一步拓展至新的领域：饥荒与饥饿的历史，从身高、体重的角度看阶级与性别的历史关系，以及暴食症、神经性厌食症和肥胖症衍生出的文化。[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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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学家，罗森的主要兴趣之一是职业健康问题，他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不过，就像他的大多数有关20世纪的调查一样，这部分内容依旧是描述性的事实罗列，而缺少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清晰认识，正是这些环境催生了一系列研究、法律和条规。对职业健康政策是如何受到战争、经济萧条及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对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带来的影响，抑或对美国国内麦肯锡主义产生的影响，又或工会关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斗争，罗森涉及极少，甚至没有涉及。这就变成了一长串成就的罗列，语调昂扬乐观，却没有了现实世界中这个最具争议的公共卫生领域发生的种种冲突所饱含的戏剧性张力。[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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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疗保健的部分则显得比较生动；罗森对几个欧洲国家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对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详细叙述了美国早期为获得国民健康保险所做的努力。[59] 他还描述了之后愈演愈烈的保险公司和医疗行业对由联邦政府资助医疗保险这一理念的反对，指出直到1950年立法方面仍旧进展甚微，并就自愿提前还款计划和私人健康保险系统的发展做了探讨。他强调卫生中心和卫生区的历史贡献，它们实际上是那些更现代的机构（如社区卫生中心和社区诊所）的前身。[60] 然而，罗森对持续稳定的国家卫生及福利事业的历史发展所抱有的乐观信念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近代历史见证了福利和卫生服务在制定政策和筹措资金两方面持续不止的震荡，以及围绕《平价医疗法案》展开的激烈斗争。[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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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提出，需要有一个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综合性理论，以合理分配联邦、州及地方各级的卫生权力和责任；事后看来，这个问题是美国政治制度独特性的关键之一。然而，权力问题很难用行政理论来解决；联邦层面的政治哲学上的转变毫无疑问地会继续对财政和社会政策起决定作用，而各州政府将不得不去应对所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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