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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史 乔治·罗森、公共卫生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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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T.摩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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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本书首次出版，当时乔治·罗森是哥伦比亚大学健康教育专业的教授，也是《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的编辑。作为一名拥有超过十五年经验的公共卫生从业者和教育家，他还撰写了几十篇论文和数本医学史著作。自进入医学院开始，他就有志于从事与历史有关的学术工作，直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在资历尚浅的年纪便获得医学史界的一席之地后，才转而对公共卫生事业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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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酷爱历史，他对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有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但作为一名医生，这份好奇心的背后也有着他实际的动机。对罗森而言，疾病是一种社会现象，医学是一种社会事业，正确地进行医学史研究，就可以证明其中的真理。他投入了医学社会 史——这是一门关于病人、医疗机构、医生的社会作用以及公共卫生的历史——因为他发现，要理解当今的医疗卫生，社会史必不可少。[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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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罗森参与了社会医学运动。“社会医学”对每位支持者而言都有着不同的含义，但其核心要义都是对医疗卫生的一种批评方法，强调了疾病的社会决定因素。[82] 罗森计划写一本书来追溯这一理念的发展史，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以践行这种理念。他希望借由自己社会医学史家的身份，厘清其思想脉络，从而划定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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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罗森小试牛刀，发表了一篇有关社会医学史的文章，之后他在这一领域不断耕耘，进行了一些重要且详细的实证研究。[83] 但就该主题他从未著书立说——也许是因为“社会医学”这个词听上去太像“社会化医学”，也许是因为这个概念还包含了一种令人生疑的政治思想：建立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到20世纪50年代初，对罗斯福新政左翼计划的种种鼓吹变得愈发危险，美国社会医学运动在麦卡锡时代的红色恐慌中失去了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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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医学运动不再存在，罗森也便不再想要出版关于其历史的书；但一部讲述公共卫生史的书必定有其读者——受众可以学到很多本来将由一部社会医学史所传递的知识。将罗森早期的作品与《公共卫生史》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本书受到了他对社会医学兴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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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史》是一部重要的著作，理所当然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标准教科书。不过，在新版问世时，乔治·罗森的这部论著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了。为了更好地理解新版——它既是一本教科书又是一份历史资料，我们有必要对罗森的生平、学术研究和政治哲学进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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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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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罗森于1910年6月23日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由于父母是犹太移民，家里说的是意第绪语，罗森直到进入纽约市的公立学校，才通过自学掌握了英语。多年以后，为了激励自己的孩子，他提到曾经有一位老师这样评价他，说他“永远不会有什么成就”。罗森的父亲是一家洗衣店的熨衣工，同时还是一位热情的工会会员，时常带罗森参加工会活动。罗森的弟弟杰克并不像他那样有上进心，也不像他那样有学术造诣，后来成了一名律师。他的母亲则负责操持一家四口的日常起居。[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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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的罗森出了名的嗜书如命，几乎不限任何题材，而一门必修的制图课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终生爱好——绘画。他在纽约市立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对于城市工人阶级中聪颖的年轻人（尤其是犹太人）而言，这所大学既是通往上层社会的路径，也是激进政治的中心。在大学里，罗森将其全部精力投入学业和兼职工作（邮局武装保安），以及对阅读的渴求中。他加入了大学游泳队，但他迫于自己其他事务的压力，几个月后便退出了。虽然罗森支持工会运动，但他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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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以他的一位叔叔为榜样，参加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医学预科课程——结果却发现自己成了“名额限制”的受害者，该条款对在美国医学院学习的犹太学生人数进行了限定。刚开始，他还寄希望于叔叔能帮助自己在第二年获得入学资格，但当一位朋友提议他可以立即去德国学习时（那里的医学教育没有门槛），罗森同意了。1930年9月罗森到达柏林，他加入了由几十名年轻美国人组成的群体（除一名非裔美国人外，其余都是犹太人），这些年轻人因为在国内无法接受高等医学教育而远渡重洋。魏玛德国给罗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它的国家医疗保险体系；他从未将纳粹的罪行与德国的文化遗产混为一谈。[85] 纵观他的整个职业生涯，特别是在他的社会医学工作中，罗森的作品反映出他在柏林的四年半里对德国自由及社会主义传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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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学生在柏林的经历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作为美国公民，即使在纳粹夺权后，他们也享受着欧洲首府的文化便利，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清楚在德犹太人的地位愈发岌岌可危。当罗森与德国犹太人、医学生贝亚特·卡斯帕里交往时，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相识仅几周后，就向她求婚。罗森并不是唯一一个与同班同学缔结连理的人（在柏林医学院的班级中，女性学生约占四分之一，这个比例让全员男性的美国学生吃惊不已）；但无论他们是否与某些家庭建立了亲密关系，许多美国人都愿意保护柏林的犹太家庭。一天晚上，卡斯帕里一家担心公寓会遭到搜查，罗森便亲自帮他们处理掉了一把家中未使用过的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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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亚特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医生，也是一名“老德国民主党人”，卡斯帕里一家既是虔诚的教徒又饱谙世故。在遵循正统派犹太教传统的同时，贝亚特还加入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卡斯帕里家的犹太饮食习惯，罗森应该相当熟悉，但仆人的侍奉和上流社会的作风又与其父母在布朗克斯无产阶级公寓中的生活相差甚远。乔治·罗森在他的岳父身上看到了一名富有同情心的医生应有的模样，他在舒适的家庭环境中保持着犹太人的身份，同时也参与到了更广阔的世俗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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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森不信教，对犹太复国主义没有兴趣，还是一个有抱负的世界主义者，但他始终承认自己的犹太血统。[86] 对于他的历史和公共卫生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罗森始终将健康问题与劳工运动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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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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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大学要求每个攻读医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都要完成一篇论文，1933年秋天，罗森请医学史教授保罗·迪普根担任他的论文导师。罗森希望利用当地图书馆资源，研究一个有关美国医学史的课题。迪普根同意与他合作，但由于其本人并非美国医学专家，他鼓励罗森与亨利·西格里斯特取得联系，以寻求进一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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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西格里斯特刚从莱比锡大学来到美国，担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所所长。42岁的他是瑞士人，能读写十几种语言，并精于其中的四种，他被认为是世界领先的医学史家。西格里斯特主张政治自由主义，走的是左倾路线，他对自己早前在美国巡回讲学时所看到的活力与开放备感兴奋。因此，他很乐意远离德国和纳粹主义的阴影，在北美承担起医学史专业化的重任。当罗森第一次写信给他时，西格里斯特已经开设了一个课程计划，并创办了一份月刊——《医学史通报》。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手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打造成一个重要的学术中心，吸引所有对医学史及医疗的未来感兴趣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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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里斯特向罗森提议了一个论文选题，并开始与这位年轻人通信。罗森的论文一完成，他与迪普根就给予了高度评价。[87] 西格里斯特原本希望能招收更多研究医学史的美国学生，但在1935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投到这上面。而罗森拥有杰出的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未来在医疗实践领域的谋生能力，正是西格里斯特所想要的那种非正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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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罗森从柏林归来，不久后就在纽约开始实习，几个月后，他开始向西格里斯特的杂志投稿。两人都对社会史和医疗护理的组织感兴趣，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们建立起友好的师生关系。[88] 有一次，罗森告诉西格里斯特，他准备探讨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课题；因此，当西格里斯特建议他写矿工疾病史时，罗森立刻着手进行关于职业医学史的基础研究。[89] 1936至1947年间，罗森在西格里斯特的《医学史通报》上发表了不下二十篇文章，这得益于贝亚特的鼎力协助，她经常在纽约医学科学院为其收集文献资料。工作中的罗森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会先用墨水笔在黄色的便签纸上写字。当他想要修改时，就从便签本上撕下整张有错谬的纸，进行重写。贝亚特负责整理这些落在便签纸上的手稿，直到罗森成为大学教授，有了自己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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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医学史家的同时，罗森完成了自己的实习，开始执业，并成为一名狂热的图书收藏者。不过，这却是他人生中的一段低谷。虽然他的智慧和勤奋使他能身兼二职，但他的性格并不适合临床实践。因此，对自己的境况，罗森不甚满意，其收入也相应受到了影响（他不停地买书，加剧了这一问题）。为了缓解经济压力，他开始在纽约市卫生局的结核病服务处兼职。与此同时，西格里斯特将他推荐给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担任译者，并推荐给汽巴嘉基制药公司，担任企业的新杂志《汽巴研讨会》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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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脉甚广的西格里斯特而言，为罗森这样有能力的门生找一份薪金丰厚的兼职并非难事，但要帮他实现自我抱负——成为医学史教授，却不大可能。因此，最后罗森只能另辟蹊径。他决定放弃私人执业，转而从事公共卫生研究，并准备在与医学史相关的领域考取博士。接着，他会以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作为他在该领域实践工作的补充。罗森希望，当他完成这一计划后，他可以在医学院或公共卫生学院谋得一份教职，那里会有人对他的历史研究青眼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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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秋天，罗森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选修课程，半年后，他就启动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与罗伯特·K.默顿、罗伯特·林德等几位著名教员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42年，他成为纽约市卫生局的一名全职卫生人员，并很快获得了进修资格，包括一年的实践工作和一年的学习。在那年秋天，罗森的进修开始了，他想利用1943—1944学年攻读一个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可能的话，最好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卫生学院，它就位于亨利·西格里斯特研究所的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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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罗森的妻子贝亚特也获得了美国的行医资格，并在纽约眼耳专科医院接受进一步的培训，作为纽约市为数不多的女性眼科医生，她开始兼职行医——同时，协助罗森完成他的研究、写作和编辑工作。贝亚特不仅在他们位于河滨路的家中为病人看病，还在纽约市卫生局和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的诊所上班。她的母亲弗洛拉·卡斯帕里给予了他们巨大的支持——在老卡斯帕里医生去世后，她离开德国，到美国来照料女儿一家的日常生活，去杂货店购物，为家人准备饭菜；贝亚特则承担养育两个孩子的主要任务，他们分别出生于1938年及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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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罗森于1944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至今仍是医学专业化历史的标杆之作），[90]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推迟了他正式的公共卫生训练。1943年春，罗森加入军队，并在随后的两年里参与到华盛顿特区的全球流行病学项目中。他对与贝亚特和孩子们的分离感到遗憾，但他也很享受特区的工作，以及距西格里斯特只有一小段火车车程的地理优势。在华盛顿，罗森进入了一个由西格里斯特的门生组成的小圈子，他们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卫生政策，其次便是历史。“二战”快结束时，罗森被调到伦敦，负责采访被俘的德国军医，并揭露纳粹对人体实验的滥用。尽管他也利用这段时间接触了英国的一些医学史家，但他对本职工作毫无兴趣，只想尽早回纽约做新项目。罗森在伦敦期间，贝亚特接手了《汽巴研讨会》的编辑工作，并与著名的医学插画家弗兰克·内特展开了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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