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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罗森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和管理医学院的兼职教师职位，这是他职业生涯规划的第一个成果。1957年，他成为全职教师，得以离开大纽约健康保险计划，转而专注于学术和编辑工作。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所教授的课程有健康教育、教育理论、社区健康、精神疾病社会学，当然还有历史。1969年，在拒绝了几所距纽约市较远的大学的邀请后，罗森最终接住了耶鲁大学抛出的橄榄枝，成为这所大学医学史和公共卫生学的教授，与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样，他也备受学生们的尊崇。1977年8月，罗森于牛津逝世，当时他正在英国，准备前往爱丁堡参加国际科学史会议，作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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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罗森依旧是医学社会史创新方面的领军人物。他的著作总是涉猎非常广泛——谈到了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并举重若轻地将从17世纪到他自己所处时代发生的各种状况囊括在内——其晚期作品则转向了对精神疾病史的研究，[95] 同时还保留了一些自己对城市健康史极具洞见的分析。[96] 罗森是一个博闻多学的人，他的兴趣广泛，从新奥尔良爵士乐跨越到中世纪建筑。在他的追悼会上，人们以迪伦·托马斯一首诗作的朗诵，以及莫扎特弦乐四重奏来缅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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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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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森最杰出的那些历史作品中，都有着明确的政治意涵，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便会产生误读。作为一个讲原则又正直的人，他在意自己的作品是否符合客观性及证据证明的学术规范，但他也发现，所有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他们的课题时，都带有一定的预设。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他就已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偏好。[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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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不同时期，罗森可能会把自己定义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或左派自由主义者。但无论怎样定义，他始终是一位温和的左派人士，致力于社会改革，以造福穷人和工人阶级。不过，就性情而言，他并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也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尽管对当时的许多问题都有着强烈的看法，但他只对健康和医疗问题公开表态。在所写的《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社论中，他是公共卫生专业的代言人，宣传健康是他的工作。而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罗森觉得这也是他的责任所在，他将自己的历史研究视为影响卫生政策的手段之一——研究不仅证明健康和疾病是社会问题，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最优秀的卫生专业人员从未怀疑过这一观点。对乔治·罗森而言，学术研究就是某种形式的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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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的政治观点融合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作为工人阶级的子弟和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他同情穷人，追求社会变革。但对知识系统化的热切渴望也影响了他的政治和历史研究。出于医学教育目的，罗森学会了德语，之后他便一头扎进德国知识文化的传统中。他开始用黑格尔哲学和其他流派的德国唯心主义来分析历史，并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他的一些早期作品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产生的作用尤为明显，这些思想在他的一生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便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吸收了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的许多教导。罗森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他还专门准备了两篇马克思历史观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罗森写道，虽然马克思认为经济是根本，但他并没有把它看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罗森将这两篇文章投给了左翼学术界的权威杂志《科学与社会》，但“由于版面严重不足”而被拒，至今仍未发表。[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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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森发表于《医学史通报》的早期文章中，也反映出他对德国理论情有独钟。为了从经济和政治角度解释历史，26岁的罗森运用黑格尔、马克思和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观点，为他的文章奠定基调。他坚信新的、社会的医学史必定是辩证的，历史的发展是由一系列的矛盾组成，其中综合了正题与反题。[99] 在关于职业健康理论的探讨中，罗森主张，历史学家应承认经济结构的中心地位，并将工人阶级的活动纳入医学史。在他看来，职业健康的历史也至关重要，因为职业病很显然是由社会环境导致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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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患者-疾病-医生”这相互关联的三者，罗森与西格里斯特一样，将患者放在首位，不过他又以自己的洞察进行了补充：患者也是具有社会角色的人。他强调，疾病并非永不改变的实体，只有在其生物和社会背景下才可以被正确理解，[101] 他还指出，医学史认为患者“仅仅是疾病史上的一个意外”，这是有问题的。[102] 他称自己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学到，人才是“历史舞台的中心”；直到罗森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仍在抗议历史上曾流行的“生物主义”，因为它贬低了在与疾病和其他自然力量的关系中人类行为的价值。[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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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提出这个论点是为了向医生们证明，他们所做的一切必然是社会性的。他想告诉大家，最有智慧的医生是那些了解疾病社会病因学的人，最成功的治疗师是那些基于这种认识展开行动的人。[104] 但是，对于同意此观点的医生们，罗森还提出一个建议。他要医生们认识到“成为一名社会批评家的必要性”。[105] 凭借他早期关于职业病学的研究以及自己的医生身份，罗森发明了社会医学概念，他曾在“二战”刚结束的几年里明确提出了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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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罗森认为马克思不是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者，他自己在解释医疗卫生的发展时也考虑了其他的文化因素。想要理解医学就不能脱离其社区背景，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罗森乐于借助思想的力量以及各种生产工具。在他的一篇备受瞩目的文章中，他论证了一种哲学观是如何对随后的医学知识及医疗组织的历史产生影响的。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强调了“在行动之前出现的精神斗争、意识形态对立和哲学冲突的重要性”。[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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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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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的政治观点形成于20世纪20、30和40年代，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的主流观念。在罗森眼里，进步主义政治是民主的、有阶级基础的、以工会为导向的。因此，尽管他很同情20世纪60和70年代发起的激进政治运动，但他对那些过激的行为仍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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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森对于研究黑人健康或黑人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并不感兴趣，但他却被非裔美国人的文化和历史所深深吸引，对种族偏见没有一丝一毫的容忍。他在这件事上的敏感度可以从一封黑人公共卫生工作者的来信中得到证实，写信者曾是罗森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的学生。这名工作者是一名南方人，20世纪60年代中期来到北方的一所一流大学，他对自己在那里所遭受的种族歧视感到极度失望。离开纽约后不久，这名学生特意写信给罗森，赞美其正派、体贴及善良，这在他所遇到的北方白人学者中是非常少见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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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罗森视妇女解放为民主权利的基本问题，反对一切阻碍女性公民平等的制度和形式。[108] 在其职业生涯的晚期，他写了两篇关于妇女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文章，[109] 并为耶鲁大学医学历史图书馆筹备了一个以女医生为主题的展览。然而，和种族问题一样，性别作为社会历史的一个维度，并没有激起罗森太大的兴趣。当被要求审阅两部关于美国医学史的女性主义学术著作的手稿后，他极力建议出版这两本著作，虽然在用词上他仍有一些迂腐的保留。他不太能接受“主席”（chairperson）这样的新词，反对那些他认为是为了服务意识形态而创造出的神话。[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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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也反对越南战争，就像他在30年代末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一样（尽管在这两件事上，他都没有在朋友和家人以外的场合中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因此，他对60年代的反战运动深表同情，但对明显带有反帝国主义的学术内容则持谨慎态度，他认为青年反抗活动中的非理性一面是值得怀疑的。[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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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公共卫生史》，最重要的是了解罗森对20世纪60和70年代激进卫生运动的回应。作为一名前健康教育工作人员和社会医学的倡导者，罗森觉得让人们参与自己的医疗护理，并为他们的知情决策提供必需的信息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他始终是以一个在大型中央机构工作的卫生管理人员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正如他反对以个人主义的方式来承担健康和疾病问题，也对自愿主义和过度分权十分警惕。[112] 罗森承袭了较为古老的社会主义和公共卫生传统，因此他关注的是宏大的全球性战略规划。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位典型的20世纪中叶理性主义者，他相信开明的公众领袖（通常是自由民主党人士）会通过高效组织的政府机构解决社会问题。对罗森而言，归根结底必须是由国家来保障人民的健康，通过健康教育、住房改革、职业病医学、食品检验、医疗卫生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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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罗森在完成《公共卫生史》的时候，手头还有许多其他项目正在进行中。虽然这本书既称不上是他最赏心悦目的作品，也不是他最具学术价值的，却汇集了其早期研究的累累硕果，洋溢着其追求学术的满腔热情。在这本书中，罗森指明，历史的转折点发生于19世纪初，当时“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产业工人，开始在社会和政治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他补充道，“产业工人这一新阶层，十分重视自由主义在人权及人格尊严方面的意义……他们自我管理……拒不自相竞争，并且为确保社会服务的落实……展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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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尤其对进步主义思潮有着深切的共鸣，这些思潮将18世纪的思想运动和思想家作为开宗立派的源头。在法国和英国，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诞生了19世纪公共卫生运动的理论基础——它们在组织架构上获得的成就，一直到罗森的时代还有迹可循。罗森是一位敏锐且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但其著作（也许以《公共卫生史》为最）常常表现出他对革命时代的那种乐观和理性主义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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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谨感谢以下人士，感谢他们的支持，以及通过采访、个人交流所提供的信息：Dr.Beate Caspari-Rosen，Dr.Paul Peter Rosen，Prof.Susan Koslow(aka Susan Rosen Olejarz)，Dr.Louis Schneider，Dr.Thomas Patrick，Prof.Saul Benison，Prof.Arnold Koslow以及Mr.Erich Meyerh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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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史 1958年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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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拥有的现实就是使一切成为可能，即便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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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麦克迪尔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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