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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簿记 。当边沁在1820年构建他的假想政府时，他特意设立了一个中央统计局。在那个时候，统计资料的重要性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这都是过去七八十年间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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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人们日益发觉，一国的人口需要有精确的数字数据，于是几个欧洲国家都为确定本国人口总数及人口特征而努力着。瑞典是第一个通过收集官方人口统计数据，为政治算术打下坚实基础的国家。根据数学家兼瑞典科学院秘书佩尔·埃尔维斯的研究，1748年瑞典政府批准了一项法案，要求教区神职人员编制人口的记录表格。这些表格最终被送到中央政府，在那里缩编为一份全国汇总表。这份表格由一个委员会负责，1756年，该委员会成为一个常设机构，称为表格委员会。其中最活跃的成员是佩尔·瓦尔格廷，他于1766年公布了1756年至1763年九年间[113] 的死亡率表格。这些表格基于对人口和死亡人数的观察，是全国首份死亡率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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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宪法曾规定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第一次是在1790年，通过直接点名进行。在某些殖民地甚至更早就开始了，例如康涅狄格州（1756）、马萨诸塞州（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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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德国在正式收集官方统计数据方面落后于瑞典和法国。在英格兰，不同身份的个人仍继续关注着生命统计，并估算着人口总数。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死亡率表制成了。其中最著名的是理查德·普莱斯的《北安普顿死亡率表》和约书亚·米尔恩根据约翰·海沙姆对卡莱尔生命统计资料所做研究而制作的《卡莱尔死亡率表》。个人为收集和比较生命统计资料做出诸多努力，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德国各州。虽然官方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如腓特烈二世时期的普鲁士），要求神职人员保存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册，但这些材料并没有经过任何公共机构的分析。1741年，普鲁士牧师约翰·彼得·苏斯米希（1707—1767）出版了大量德国和外国数据集，事实上，这在当时是一份相当完整且可用的统计文献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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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这方面的知识依旧模糊、不准确。这不仅是由于现有数据的不足，而且由于缺乏处理这些数据的适当方法。一部现代统计学著作很大程度上会涵盖评估抽样误差的方法，也就是使调查者能够彻底检验数据是否存在偏差的技术，以便从材料得出的任何推论中都能考虑到这个偏差因素。然而，在18世纪，这种方法并没有得到应用；事实上，它才刚刚开始发展。著名数学家拉普拉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786年，他提出根据选定的代表地区的出生率，来估算法国的人口。此外，他还提出一种方法，通过确定实际数字可能的偏差范围来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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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拉普拉斯的这个重要贡献并不是人们第一次尝试将更精确的数学方法运用到对生命现象的探索中。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防治天花人痘接种的优点，人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人们第一次尝试使用统计学作为判定预防措施价值的方法。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由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在1760年提出的。他在提交给巴黎皇家科学院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天花的死亡率，并对接种这种预防措施的好处做了说明。伯努利试图计算出，如果作为一种死亡原因的天花消灭了，人们的平均寿命会增加多少年；简而言之，他关心的是一个数学问题：如何衡量某种疾病对人的寿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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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最后几年和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是典型的过渡期。由格兰特和配第开启的时代已接近尾声，但时间帷幕尚未拉开，还没有完全展露接下来以凯特勒和法尔为代表的新时代。事实上，在此时，“政治算术”一词正被新术语“统计学”取代，这个术语最早是在1749年被高特弗瑞德·阿亨瓦尔用来命名那些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描述性分析。政治算术概念最初所依的宗旨和目标现在大都已过时了，但根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对人们提出了新的需求、问题和目标，这些都需要用统计手段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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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概率演算和健康问题的统计调查之间还未建立起密切的关联。然而，百科全书派成员、革命家孔多塞认识到了弥合这些领域之间距离的重要性，他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描绘出一部人类精神进步史。在这部对人类无限的可完善性的颂歌中，他预言预防医学最终不仅会导致传染病的灭亡，而且会导致因营养、职业和气候引起的疾病的消失。孔多塞猜想，概率的微积分学将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在他去世后，1795年，他的这部著作面世了。12年后，即1807年，他的好友菲利普·皮内尔向国家研究所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承诺要用统计数据证明他在萨伯特慈善医院为病人进行的“道德疗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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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有良好的意愿，在当时以概率论来研究健康问题的进展却不大。好在，人们对使用数值方法解决健康和疾病问题的兴趣依然不减。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这种兴趣为19世纪20年代末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基础。医学和社会经济的趋势和影响都参与了这一进程。流行病和公共卫生问题是使人们持续关注数值方法的重要刺激因素。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和普及，它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这种对工业化造成社会问题的关注，是促进健康问题进行统计分析的一个重要动力。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健康状况在许多方面与社会经济环境存在着因果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数字数据将不良的健康状况与有害的社会条件明确地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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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其他条件也有利于这一发展，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在1801年至1831年期间，英国进行了四次人口普查，而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它在1831年建立了生命统计的民事登记制度。早在《登记法》通过之前，埃德温·查德威克和威廉·法尔等人就已经意识到它对健康问题统计研究的非凡意义。在后者的指导下，所列数据的质量得到了提高，为统计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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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疾病的地理分布 。研究社区健康问题的调查方法是实行现代公共卫生措施的重要工具。但它并不是最近的发明，而是两百多年来发展的产物。希罗多德和希波克拉底是最早对地理因素与健康和疾病之间关系感兴趣的人。然而，尽管有这么悠久的传承，直到18世纪，这种兴趣才在健康调查的发展中被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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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展最初在中欧的德语国家最为明显，随后出现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以及新大陆。这一过程涉及了几个因素。其一是政治因素。早在中世纪，就开始有为特定目的而展开的调查。例如《末日审判书》，它针对在1066年被诺曼人征服的王国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资源统计。后来，其他统治者也对其领地的资源和收入做过调查。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王子威廉四世，也就是黑森·卡塞尔领主（1567—1592年在位）所实施的调查。而重商主义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于是，1678年9月，戈特弗里德·威廉·冯·莱布尼茨（1646—1716）为汉诺威公爵约翰·弗里德里希编写了备忘录《关于国家行政管理的思考》，并提出绘制一本“政治地形图或描述国家现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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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应包括城市、乡镇和村庄的数量，以及全国的总人口数和土地面积。还应列出士兵、商人、工匠和雇佣工的人数，以及有关各行业之间关系的信息。接着，还要列举死亡人数，以及死亡原因，就像英国做的那样。（莱布尼茨受到配第和格朗特的影响，政治算术在其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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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因素来自希波克拉底的著作《空气、水和环境》（此书依然是流行病学理论的基本来源），也来自旅行者收集的对世界各地疾病发生情况的观察。随着欧洲在美洲、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扩张，随着科研旅行和殖民事业的增长，有必要对这些地区的健康状况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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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区域调查或医学地形图开始出现。在中欧，这类专著由医务人员编写，是其公务的一部分。德意志各州的医疗官一般都有义务到他所在地区的城镇和乡村，检查矿泉和水源地，监督药剂师、外科医生、助产士和洗浴员，打击庸医，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各官方医生奉命编写关于其所在地区的报告，内容涉及健康状况、气象和水文数据、植被和居民的生活方式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在1767年2月7日，巴登·杜尔拉赫地区为此还特意颁布了一项法令。因而，在18世纪末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涉及德国各城市或地区的医学地形图。1779年，J.P.弗兰克的《卫生警察》第一卷出版了，1792年至1795年之间L.L.芬克（1747—1828/1829）的第一部医学地理学著作的出版，更是推动了这一趋势。后者的第三卷包含了医学地形图的编写手册。作为该领域的第一部作品，它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这个领域将会诞生大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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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8世纪末，越来越多专门介绍特定地区疾病的书籍和文章问世。1776年，查尔斯顿的医生莱昂内尔·查默斯发表了《南卡罗来纳州天气和疾病记》。1792年，威廉姆·卡利发表了《美国气候和疾病的历史记录》；1815年，约瑟夫·盖洛普发表了《佛蒙特州流行病简述》。其他还有路德维希·福美的《柏林医学地理学实验》（1796）、希波里托·乌纳努埃的《论利马的气候及其对人群的影响》（1806），以及C.拉雪兹的《巴黎的医学地形图》（1822）。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列出所有的重要著作，但总体而言，这些专著涵盖了地区的自然地理和历史，居民的饮食、住房和习俗，以及上述因素与地方病、流行病和散发病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在1830年，隶属于纽约州医学会的一家委员会提出一项关于“纽约州医学地形调查”的计划，该计划指出，因为医学地形学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气候、土壤、不同职业以及常见原因、生理原因对疾病的产生和变化的影响”，所以注意力必须放在最容易受“地方性或流行性疾病”侵袭的人群的年龄、性别、体质、职业和饮食习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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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著结合了流行病学研究、卫生调查和社会调查。故而，它们为19世纪中后期沿着这些思路所进行的更专业的调查和分析铺平了道路。就方法而言，维勒梅、查德威克、夏图克、斯诺、巴德、帕努姆、维乔夫和佩滕科夫的著作都来自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医学地形学。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这一工具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被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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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们的健康建议 。启蒙运动的说教冲动表现在它试图在健康和卫生问题上对人们进行启迪。这场健康教育运动是在国际范围内展开的，虽然它也根据当地情况相应进行了调整，但在所有国家，它的中心特征都大同小异——到处都在呼吁理性，都坚信进步和可完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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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健康教育，有许多书和册子相继问世，S.A.蒂索的《向人民提出的健康建议》于1762年出版，该书在六年内增印了十个法语版本，并被翻译成好几种语言，还有B.C.福斯特的《健康箴言》，该书于1794年出版，前文已有所提及。后者非常受读者欢迎，共售出了15万册，甚至被翻译成拉脱维亚语。在美国，19世纪初有几份关于健康教育的期刊出版。第一份是1806年由丹尼尔·亚当斯编辑的《医疗和农业登记》。它为人们提供了有关个人卫生和农业事务的建议，但它很快就停刊了。1830年，又有一群医生出版了《健康杂志》，于四年后停刊。这本刊物主要关注的是个人卫生。除了这些出版物以外，还有许多有关家庭医疗的指南，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威廉·巴肯的《家庭医学，或家庭医生》，该书首次出版于1769年，随后陆续重版19次。布肯是苏格兰人，但他的作品在美国也享有盛誉，还被翻译成德语。索斯伍德·史密斯是英国卫生改革家中最活跃的一位，他在《健康哲学》（1835）中向大众介绍了有关人体及其功能的知识。在这部著作中，他将生理学作为一系列健康规则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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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健康的传道者们为这项事业付出了真诚的信念、人道主义的献身精神和绵延千年的热情，但它只获得了些许的成功。一方面，健康知识的传播没有也不可能惠及城乡的劳动群众。仔细审视启蒙运动的社会背景，就会发现它是一场中产阶级运动。健康教育的倡导者大多是中上层阶级，而不是农民和工匠。另一方面，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忽视了潜在的经济因素。例如，在曼彻斯特，费里尔告诉穷人“不要住在潮湿的地窖里”，他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难支付得起更好的住所。毫无疑问，启蒙运动的思想结构中充满了乌托邦的色彩。在这一时期，历史哲学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和支配，人类历史被看作从野蛮到文明的完整的崛起之路，因此，当下的理性理想即是未来的现实这一概念是符合逻辑的，可被全然接受的。如果在这种进步是必然的意识中再加上一种期望，即希望通过以理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社会道德革命来拯救人类，并期冀以说服的方式使他人相信这种变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那么就能理解为何当时高度重视健康和卫生教育。仅仅是通过展示如何改善环境，就足以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提升。尽管如此，这些早期在健康教育上付出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为19世纪中后期的健康运动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在健康教育这一领域，直到现在，努力都未曾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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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流行 。英国医生和卫生学家理查德·米德曾精辟地评论道，“肮脏是感染的一大来源，所以清洁是最好的预防措施”。这一观点的基础是对改善环境、个人卫生教育以及最终的卫生改革的强调。但是，这种方法与当时主要的疾病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初疾病的流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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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鼠疫的阴影仍然笼罩在英国上空，尽管在1665年的大暴发后，这种可怕的疾病已销声匿迹。尽管鼠疫不再造成实质性的危害，但其他瘟疫仍会周期性地夺走人们的生命。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洲，天花在整个18世纪乃至19世纪都持续威胁着公众的健康。对美国人而言，在18世纪至19世纪流行的黄热病亦是如此。它一次又一次地袭击主要港口，但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793年费城大瘟疫之后的那段时期。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查尔斯顿、巴尔的摩、纽约和新奥尔良都受到流行病的侵袭，其中纽约更是在1805年和1822年再次暴发疫情。“热病”是另一重要的流行病。在这一术语下，各种发热病症被归在一起；如今，我们知道，这些病症大多是斑疹伤寒和伤寒。到了18世纪末，随着城镇开始改善民用设施，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热病”发生的概率便下降了。但热病仍在穷人中流行，18世纪末，工业化产生的第一波浪潮冲击英国时，新工厂的工人中开始出现流行病，“热病”问题再度凸显。1783年，切斯特医院开设了第一间特殊发热病房；1796年，曼彻斯特开设了一家发热专科医院。从1800年至1815年，“热病”的发病率有所下降，但此后，问题又一次变得严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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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疾病的性质和传播的观点与前几个世纪基本保持一致。直接传染、体质缺陷、气候和陆地条件都被拿来用作解释。传染论者和非传染论者的观点轮流获得公众的支持，在19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后一种立场占据了主导地位。认为生物体可能参与传染病的起因和传播的观点退居幕后，在19世纪中期的卫生运动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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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接种——以毒攻毒 。虽然天花、黄热病和“热病”的恐怖攻击让人们感到极度恐惧，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婴儿和儿童）是被坏血病、佝偻病、肺结核、百日咳、猩红热和白喉夺走了生命。但是，医生和其他关注公共卫生的人都只关注了前者。而且，预防医学领域取得的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胜利之一就是1798年对天花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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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初，天花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城镇中极为普遍，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它在城镇的不同地方蔓延，致使疫情反复加剧，最终导致了大暴发。该病所产生的影响反映在各种有关天花死亡率及其对人口影响的报告和估算中。威廉·道格拉斯于1760年写道，天花是欧洲婴儿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个中含义可以从罗森·冯·斯坦于1765年发表的声明中看出一二：“天花每年夺走十分之一瑞典儿童的生命。”从1758年至1774年，柏林共有6 705人死于天花。其中，5 876例发生在儿童出生后的头五年。伦敦的死亡率统计则显示，五岁以下的儿童占总死亡人数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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