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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展最初在中欧的德语国家最为明显，随后出现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以及新大陆。这一过程涉及了几个因素。其一是政治因素。早在中世纪，就开始有为特定目的而展开的调查。例如《末日审判书》，它针对在1066年被诺曼人征服的王国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资源统计。后来，其他统治者也对其领地的资源和收入做过调查。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王子威廉四世，也就是黑森·卡塞尔领主（1567—1592年在位）所实施的调查。而重商主义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于是，1678年9月，戈特弗里德·威廉·冯·莱布尼茨（1646—1716）为汉诺威公爵约翰·弗里德里希编写了备忘录《关于国家行政管理的思考》，并提出绘制一本“政治地形图或描述国家现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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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应包括城市、乡镇和村庄的数量，以及全国的总人口数和土地面积。还应列出士兵、商人、工匠和雇佣工的人数，以及有关各行业之间关系的信息。接着，还要列举死亡人数，以及死亡原因，就像英国做的那样。（莱布尼茨受到配第和格朗特的影响，政治算术在其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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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因素来自希波克拉底的著作《空气、水和环境》（此书依然是流行病学理论的基本来源），也来自旅行者收集的对世界各地疾病发生情况的观察。随着欧洲在美洲、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扩张，随着科研旅行和殖民事业的增长，有必要对这些地区的健康状况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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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区域调查或医学地形图开始出现。在中欧，这类专著由医务人员编写，是其公务的一部分。德意志各州的医疗官一般都有义务到他所在地区的城镇和乡村，检查矿泉和水源地，监督药剂师、外科医生、助产士和洗浴员，打击庸医，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各官方医生奉命编写关于其所在地区的报告，内容涉及健康状况、气象和水文数据、植被和居民的生活方式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在1767年2月7日，巴登·杜尔拉赫地区为此还特意颁布了一项法令。因而，在18世纪末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涉及德国各城市或地区的医学地形图。1779年，J.P.弗兰克的《卫生警察》第一卷出版了，1792年至1795年之间L.L.芬克（1747—1828/1829）的第一部医学地理学著作的出版，更是推动了这一趋势。后者的第三卷包含了医学地形图的编写手册。作为该领域的第一部作品，它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这个领域将会诞生大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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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8世纪末，越来越多专门介绍特定地区疾病的书籍和文章问世。1776年，查尔斯顿的医生莱昂内尔·查默斯发表了《南卡罗来纳州天气和疾病记》。1792年，威廉姆·卡利发表了《美国气候和疾病的历史记录》；1815年，约瑟夫·盖洛普发表了《佛蒙特州流行病简述》。其他还有路德维希·福美的《柏林医学地理学实验》（1796）、希波里托·乌纳努埃的《论利马的气候及其对人群的影响》（1806），以及C.拉雪兹的《巴黎的医学地形图》（1822）。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列出所有的重要著作，但总体而言，这些专著涵盖了地区的自然地理和历史，居民的饮食、住房和习俗，以及上述因素与地方病、流行病和散发病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在1830年，隶属于纽约州医学会的一家委员会提出一项关于“纽约州医学地形调查”的计划，该计划指出，因为医学地形学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气候、土壤、不同职业以及常见原因、生理原因对疾病的产生和变化的影响”，所以注意力必须放在最容易受“地方性或流行性疾病”侵袭的人群的年龄、性别、体质、职业和饮食习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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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著结合了流行病学研究、卫生调查和社会调查。故而，它们为19世纪中后期沿着这些思路所进行的更专业的调查和分析铺平了道路。就方法而言，维勒梅、查德威克、夏图克、斯诺、巴德、帕努姆、维乔夫和佩滕科夫的著作都来自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医学地形学。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这一工具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被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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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们的健康建议 。启蒙运动的说教冲动表现在它试图在健康和卫生问题上对人们进行启迪。这场健康教育运动是在国际范围内展开的，虽然它也根据当地情况相应进行了调整，但在所有国家，它的中心特征都大同小异——到处都在呼吁理性，都坚信进步和可完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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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健康教育，有许多书和册子相继问世，S.A.蒂索的《向人民提出的健康建议》于1762年出版，该书在六年内增印了十个法语版本，并被翻译成好几种语言，还有B.C.福斯特的《健康箴言》，该书于1794年出版，前文已有所提及。后者非常受读者欢迎，共售出了15万册，甚至被翻译成拉脱维亚语。在美国，19世纪初有几份关于健康教育的期刊出版。第一份是1806年由丹尼尔·亚当斯编辑的《医疗和农业登记》。它为人们提供了有关个人卫生和农业事务的建议，但它很快就停刊了。1830年，又有一群医生出版了《健康杂志》，于四年后停刊。这本刊物主要关注的是个人卫生。除了这些出版物以外，还有许多有关家庭医疗的指南，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威廉·巴肯的《家庭医学，或家庭医生》，该书首次出版于1769年，随后陆续重版19次。布肯是苏格兰人，但他的作品在美国也享有盛誉，还被翻译成德语。索斯伍德·史密斯是英国卫生改革家中最活跃的一位，他在《健康哲学》（1835）中向大众介绍了有关人体及其功能的知识。在这部著作中，他将生理学作为一系列健康规则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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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健康的传道者们为这项事业付出了真诚的信念、人道主义的献身精神和绵延千年的热情，但它只获得了些许的成功。一方面，健康知识的传播没有也不可能惠及城乡的劳动群众。仔细审视启蒙运动的社会背景，就会发现它是一场中产阶级运动。健康教育的倡导者大多是中上层阶级，而不是农民和工匠。另一方面，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忽视了潜在的经济因素。例如，在曼彻斯特，费里尔告诉穷人“不要住在潮湿的地窖里”，他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难支付得起更好的住所。毫无疑问，启蒙运动的思想结构中充满了乌托邦的色彩。在这一时期，历史哲学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和支配，人类历史被看作从野蛮到文明的完整的崛起之路，因此，当下的理性理想即是未来的现实这一概念是符合逻辑的，可被全然接受的。如果在这种进步是必然的意识中再加上一种期望，即希望通过以理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社会道德革命来拯救人类，并期冀以说服的方式使他人相信这种变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那么就能理解为何当时高度重视健康和卫生教育。仅仅是通过展示如何改善环境，就足以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提升。尽管如此，这些早期在健康教育上付出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为19世纪中后期的健康运动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在健康教育这一领域，直到现在，努力都未曾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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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流行 。英国医生和卫生学家理查德·米德曾精辟地评论道，“肮脏是感染的一大来源，所以清洁是最好的预防措施”。这一观点的基础是对改善环境、个人卫生教育以及最终的卫生改革的强调。但是，这种方法与当时主要的疾病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初疾病的流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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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鼠疫的阴影仍然笼罩在英国上空，尽管在1665年的大暴发后，这种可怕的疾病已销声匿迹。尽管鼠疫不再造成实质性的危害，但其他瘟疫仍会周期性地夺走人们的生命。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洲，天花在整个18世纪乃至19世纪都持续威胁着公众的健康。对美国人而言，在18世纪至19世纪流行的黄热病亦是如此。它一次又一次地袭击主要港口，但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793年费城大瘟疫之后的那段时期。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查尔斯顿、巴尔的摩、纽约和新奥尔良都受到流行病的侵袭，其中纽约更是在1805年和1822年再次暴发疫情。“热病”是另一重要的流行病。在这一术语下，各种发热病症被归在一起；如今，我们知道，这些病症大多是斑疹伤寒和伤寒。到了18世纪末，随着城镇开始改善民用设施，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热病”发生的概率便下降了。但热病仍在穷人中流行，18世纪末，工业化产生的第一波浪潮冲击英国时，新工厂的工人中开始出现流行病，“热病”问题再度凸显。1783年，切斯特医院开设了第一间特殊发热病房；1796年，曼彻斯特开设了一家发热专科医院。从1800年至1815年，“热病”的发病率有所下降，但此后，问题又一次变得严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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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疾病的性质和传播的观点与前几个世纪基本保持一致。直接传染、体质缺陷、气候和陆地条件都被拿来用作解释。传染论者和非传染论者的观点轮流获得公众的支持，在19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后一种立场占据了主导地位。认为生物体可能参与传染病的起因和传播的观点退居幕后，在19世纪中期的卫生运动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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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接种——以毒攻毒 。虽然天花、黄热病和“热病”的恐怖攻击让人们感到极度恐惧，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婴儿和儿童）是被坏血病、佝偻病、肺结核、百日咳、猩红热和白喉夺走了生命。但是，医生和其他关注公共卫生的人都只关注了前者。而且，预防医学领域取得的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胜利之一就是1798年对天花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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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初，天花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城镇中极为普遍，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它在城镇的不同地方蔓延，致使疫情反复加剧，最终导致了大暴发。该病所产生的影响反映在各种有关天花死亡率及其对人口影响的报告和估算中。威廉·道格拉斯于1760年写道，天花是欧洲婴儿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个中含义可以从罗森·冯·斯坦于1765年发表的声明中看出一二：“天花每年夺走十分之一瑞典儿童的生命。”从1758年至1774年，柏林共有6 705人死于天花。其中，5 876例发生在儿童出生后的头五年。伦敦的死亡率统计则显示，五岁以下的儿童占总死亡人数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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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看似可行的天花预防方案出现时，人们难免跃跃欲试。1714年，这一方法在英国被首次提出。几个世纪以来，众所周知，出过天花的人几乎都能对之后的感染产生免疫力。根据这一原理，人们研发出了一种有效预防天花的方法，并长期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东方国家使用。这种方法是，将轻度病例中的天花病毒接种到健康人身上，让他（她）产生轻微的发作，这样就可以保护他（她）免受未来可能出现的一切更严重的感染。该做法最早是由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伊曼纽尔·蒂莫尼（逝于1718年）介绍给英国的医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此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记录。医学界认识到了其中的重要性，但对广大公众而言，这些不过是“玄乎的炫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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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721年，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1689—1762）推动了这一方法的运用。当她随其担任英国大使的丈夫在君士坦丁堡生活的时候，她在1718年3月为自己的小儿子接种了天花疫苗。1721年春，也就是她从黎凡特回来的三年后，英国暴发了严重的天花疫情。玛丽夫人决定再为她五岁的女儿接种疫苗，并在几位医生的见证下进行了手术，手术结果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医生，包括汉斯·斯隆爵士，一致提倡这种做法。当皇室成员开始积极关注疫苗接种时，大众对此的兴趣也随之高涨，1722年4月，皇室的孩子们接种了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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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皇室的表率，接种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然而，尽管有权威人士的支持，但这个问题很快陷入了巨大的争议。由此，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分别出现了支持和反对新方法的宣传布道，一场激烈的小册子宣传战爆发了。虽然大部分的反对意见基本上是非理性的，但接种疫苗会传播天花的说法是对的。除了传播的危险外，还有另外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一些接种者会被严重感染，甚至死亡。不过，即便存在争议，接种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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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3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内科医生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积极宣传疫苗接种（又称“人痘接种”）。受到他的影响，再加上18世纪后半叶天花疫情发作愈发频繁，程度愈发严重，接种逐渐成为一种公认的防治方法。在法国，伏尔泰是疫苗最狂热的拥护者。只不过，尽管他极力鼓吹，但直到1750年后接种法才在法国普遍开来。欧洲其他地区则一个接一个跟了上来。瑞典和丹麦约在1754年至1756年间开始实行接种法，由瑞典国王率先引进。由于与英国关系密切，接种法很早就传入汉诺威，1722年在那里进行了首次试验。但直到18世纪后期，这种方法才传入德国的其他各州。例如，1775年，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为14名省级医生安排了接种法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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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接种法在英国备受青睐而传遍欧洲大陆时，一场大戏也正在美洲殖民地独自上演。天花在被发现不久后便传入了新大陆。此后，它时不时在一个或多个地方兴风作浪，但流行程度始终未及英国或欧洲。尽管如此，这种疾病引起的恐惧仍然历历在目。正是由于需要让公众了解这种疾病的性质和对治它的方法，托马斯·撒切尔才在1677年至1678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一个指导新英格兰普通人如何在天花或麻疹中有序安排自己和自己生活的简单规则》。正如在英格兰，预防措施的需要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因此，当蒂莫尼等人的报告发表时，接种法的种子便落在了美国海纳百川的土壤上。在那里，有两个人，波士顿的牧师科顿·马瑟（1662—1728）和医生扎布迪尔·博伊斯顿（1680—1766），对这种方法做了介绍。马瑟不仅从英国的出版物上，而且从非洲带回来的奴隶那里，了解到了接种的知识。1721年4月，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船只将天花带到了波士顿。马瑟向波士顿的医生们提议，让他们负责接种工作。但只有博伊斯顿响应其号召，为自己六岁的儿子托马斯和一男一女两名黑奴接种了疫苗。试验结果是成功的，于是博伊斯顿又继续为其他人接种。到9月，他已经完成了35人的疫苗接种，没有一人死亡。上述这些事件在波士顿掀起了惊涛骇浪。然而，尽管持续遭到反对，这种做法还是慢慢为人们所接受，当博伊斯顿于1766年去世时，他已亲眼看到，接种不仅在波士顿，而且在殖民地的其他地方普及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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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22年，当时的波士顿市镇管理委员会就坚称，如果没有许可证和当局的同意，博伊斯顿就不应该进行接种。到1760年，规范接种实施条件的法律保障措施建立了起来。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疫苗接种被广泛应用于实践，乔治·华盛顿将军下令要求整个美国军队接种疫苗。在这一点上，他无疑受到了美军总医师约翰·摩根的影响，摩根在1776年撰写了一份《以迪姆斯代尔男爵方法为参考的疫苗接种建议》。为此，各地还纷纷建起了疫苗接种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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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接种疫苗已被证明对预防天花有作用。在美洲殖民地，那里人口密度较低，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预防瘟疫传播，因此，接种法就相对有效。但英国的情况不同。除少数可以去专门隔离医院的富人外，大家一致认为这种方法不容易在民众中推行。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医生，如约翰·考克利·莱特森（1744—1815）和约翰·海加斯（1774—1827），他们为了使穷人也可以接种疫苗，提出了各种方法。然而，1798年，爱德华·詹纳发表了他关于疫苗接种的革命性发现，使得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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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痘和一位乡村医生 。爱德华·詹纳（1749—1823）是一位乡村医生，曾师从著名的外科医生约翰·亨特，后来回到家乡伯克利。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对牛痘和天花之间的关系一直很感兴趣。作为一名乡村医生，他从事过疫苗的接种工作。在接种过程中，他发现有些病人因为得了牛痘，接种便不起作用。以此为出发点，詹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也许可以从自然感染牛痘的人身上提取牛痘病菌为另一个人接种，然后再把这个人的牛痘病菌给其他个人接种，以此类推。1796年，试验的机会出现了。詹纳为一个名叫詹姆斯·菲普斯的男孩接种了从自然感染牛痘的挤奶女工莎拉·内尔姆斯手上取出的病毒脓液。几周后，他再给男孩接种天花患者的痘液，却没有感染成功——詹姆斯·菲普斯对天花产生了免疫力。詹纳首先向皇家学会提交了他的观察结果，但被拒收了。1798年，他发表了自己的著作，书名朴实无华，《关于疫苗变种起因和影响的调查，一种被称为牛痘、在英格兰西部的部分郡（尤其是格洛斯特郡）发现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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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初大家并不看好这份调查，但没过多久，它就得到了重视。詹纳的朋友、伦敦外科医生亨利·克莱恩和圣托马斯医院医生乔治·皮尔森（1751—1828）很快就证实了他的观点，之后皮尔森医生还开设了第一家公共疫苗接种诊所。这种新方法被迅速采用，到1801年，仅英格兰就有至少十万人接种了疫苗。疫苗接种在全世界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几年内，詹纳的《调查》就被翻译成了欧洲几种主要语言。1799年，C.F.斯特罗迈尔和G.F.巴尔霍恩在汉诺威开始疫苗接种，到1801年累计进行了两千次手术。1799年，哈佛医学院第一任医学理论与实践教授本杰明·沃特豪斯（1754—1846）也读到了詹纳的著作。他对这种新的接种方法印象深刻，从英国弄到了一些牛痘脓液，为他的孩子以及几个家庭佣工（共七人）接种了疫苗。沃特豪斯随后将这种做法推广到其他人身上，并在1800年以《消灭天花的前景》为题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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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杰斐逊是沃特豪斯的积极拥护者，在将疫苗接种确立为公共卫生的程序上，他贡献良多。在纽约，瓦伦丁·希曼是第一个倡导这种新接种法的人，并在1802年建立了一家“疫苗接种研究所”，目的是为穷人免费提供疫苗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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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疫苗接种已被普遍接受，但还是存在一些反对意见。这些意见来自既得利益者，如实施旧有接种法的人。其他的反对者则出于合理的科学原因。有些人声称，接种疫苗会传播其他疾病。还有一些人是出于宗教原因而反对。最后，当英格兰准备强制进行疫苗接种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是国家对个人自由的侵犯。然而，面对所有这些情况，疫苗接种最终争取到了广泛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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