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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初，天花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城镇中极为普遍，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它在城镇的不同地方蔓延，致使疫情反复加剧，最终导致了大暴发。该病所产生的影响反映在各种有关天花死亡率及其对人口影响的报告和估算中。威廉·道格拉斯于1760年写道，天花是欧洲婴儿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个中含义可以从罗森·冯·斯坦于1765年发表的声明中看出一二：“天花每年夺走十分之一瑞典儿童的生命。”从1758年至1774年，柏林共有6 705人死于天花。其中，5 876例发生在儿童出生后的头五年。伦敦的死亡率统计则显示，五岁以下的儿童占总死亡人数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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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看似可行的天花预防方案出现时，人们难免跃跃欲试。1714年，这一方法在英国被首次提出。几个世纪以来，众所周知，出过天花的人几乎都能对之后的感染产生免疫力。根据这一原理，人们研发出了一种有效预防天花的方法，并长期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东方国家使用。这种方法是，将轻度病例中的天花病毒接种到健康人身上，让他（她）产生轻微的发作，这样就可以保护他（她）免受未来可能出现的一切更严重的感染。该做法最早是由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伊曼纽尔·蒂莫尼（逝于1718年）介绍给英国的医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此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记录。医学界认识到了其中的重要性，但对广大公众而言，这些不过是“玄乎的炫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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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721年，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1689—1762）推动了这一方法的运用。当她随其担任英国大使的丈夫在君士坦丁堡生活的时候，她在1718年3月为自己的小儿子接种了天花疫苗。1721年春，也就是她从黎凡特回来的三年后，英国暴发了严重的天花疫情。玛丽夫人决定再为她五岁的女儿接种疫苗，并在几位医生的见证下进行了手术，手术结果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医生，包括汉斯·斯隆爵士，一致提倡这种做法。当皇室成员开始积极关注疫苗接种时，大众对此的兴趣也随之高涨，1722年4月，皇室的孩子们接种了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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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皇室的表率，接种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然而，尽管有权威人士的支持，但这个问题很快陷入了巨大的争议。由此，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分别出现了支持和反对新方法的宣传布道，一场激烈的小册子宣传战爆发了。虽然大部分的反对意见基本上是非理性的，但接种疫苗会传播天花的说法是对的。除了传播的危险外，还有另外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一些接种者会被严重感染，甚至死亡。不过，即便存在争议，接种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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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3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内科医生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积极宣传疫苗接种（又称“人痘接种”）。受到他的影响，再加上18世纪后半叶天花疫情发作愈发频繁，程度愈发严重，接种逐渐成为一种公认的防治方法。在法国，伏尔泰是疫苗最狂热的拥护者。只不过，尽管他极力鼓吹，但直到1750年后接种法才在法国普遍开来。欧洲其他地区则一个接一个跟了上来。瑞典和丹麦约在1754年至1756年间开始实行接种法，由瑞典国王率先引进。由于与英国关系密切，接种法很早就传入汉诺威，1722年在那里进行了首次试验。但直到18世纪后期，这种方法才传入德国的其他各州。例如，1775年，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为14名省级医生安排了接种法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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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接种法在英国备受青睐而传遍欧洲大陆时，一场大戏也正在美洲殖民地独自上演。天花在被发现不久后便传入了新大陆。此后，它时不时在一个或多个地方兴风作浪，但流行程度始终未及英国或欧洲。尽管如此，这种疾病引起的恐惧仍然历历在目。正是由于需要让公众了解这种疾病的性质和对治它的方法，托马斯·撒切尔才在1677年至1678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一个指导新英格兰普通人如何在天花或麻疹中有序安排自己和自己生活的简单规则》。正如在英格兰，预防措施的需要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因此，当蒂莫尼等人的报告发表时，接种法的种子便落在了美国海纳百川的土壤上。在那里，有两个人，波士顿的牧师科顿·马瑟（1662—1728）和医生扎布迪尔·博伊斯顿（1680—1766），对这种方法做了介绍。马瑟不仅从英国的出版物上，而且从非洲带回来的奴隶那里，了解到了接种的知识。1721年4月，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船只将天花带到了波士顿。马瑟向波士顿的医生们提议，让他们负责接种工作。但只有博伊斯顿响应其号召，为自己六岁的儿子托马斯和一男一女两名黑奴接种了疫苗。试验结果是成功的，于是博伊斯顿又继续为其他人接种。到9月，他已经完成了35人的疫苗接种，没有一人死亡。上述这些事件在波士顿掀起了惊涛骇浪。然而，尽管持续遭到反对，这种做法还是慢慢为人们所接受，当博伊斯顿于1766年去世时，他已亲眼看到，接种不仅在波士顿，而且在殖民地的其他地方普及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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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22年，当时的波士顿市镇管理委员会就坚称，如果没有许可证和当局的同意，博伊斯顿就不应该进行接种。到1760年，规范接种实施条件的法律保障措施建立了起来。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疫苗接种被广泛应用于实践，乔治·华盛顿将军下令要求整个美国军队接种疫苗。在这一点上，他无疑受到了美军总医师约翰·摩根的影响，摩根在1776年撰写了一份《以迪姆斯代尔男爵方法为参考的疫苗接种建议》。为此，各地还纷纷建起了疫苗接种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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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接种疫苗已被证明对预防天花有作用。在美洲殖民地，那里人口密度较低，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预防瘟疫传播，因此，接种法就相对有效。但英国的情况不同。除少数可以去专门隔离医院的富人外，大家一致认为这种方法不容易在民众中推行。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医生，如约翰·考克利·莱特森（1744—1815）和约翰·海加斯（1774—1827），他们为了使穷人也可以接种疫苗，提出了各种方法。然而，1798年，爱德华·詹纳发表了他关于疫苗接种的革命性发现，使得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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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痘和一位乡村医生 。爱德华·詹纳（1749—1823）是一位乡村医生，曾师从著名的外科医生约翰·亨特，后来回到家乡伯克利。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对牛痘和天花之间的关系一直很感兴趣。作为一名乡村医生，他从事过疫苗的接种工作。在接种过程中，他发现有些病人因为得了牛痘，接种便不起作用。以此为出发点，詹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也许可以从自然感染牛痘的人身上提取牛痘病菌为另一个人接种，然后再把这个人的牛痘病菌给其他个人接种，以此类推。1796年，试验的机会出现了。詹纳为一个名叫詹姆斯·菲普斯的男孩接种了从自然感染牛痘的挤奶女工莎拉·内尔姆斯手上取出的病毒脓液。几周后，他再给男孩接种天花患者的痘液，却没有感染成功——詹姆斯·菲普斯对天花产生了免疫力。詹纳首先向皇家学会提交了他的观察结果，但被拒收了。1798年，他发表了自己的著作，书名朴实无华，《关于疫苗变种起因和影响的调查，一种被称为牛痘、在英格兰西部的部分郡（尤其是格洛斯特郡）发现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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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初大家并不看好这份调查，但没过多久，它就得到了重视。詹纳的朋友、伦敦外科医生亨利·克莱恩和圣托马斯医院医生乔治·皮尔森（1751—1828）很快就证实了他的观点，之后皮尔森医生还开设了第一家公共疫苗接种诊所。这种新方法被迅速采用，到1801年，仅英格兰就有至少十万人接种了疫苗。疫苗接种在全世界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几年内，詹纳的《调查》就被翻译成了欧洲几种主要语言。1799年，C.F.斯特罗迈尔和G.F.巴尔霍恩在汉诺威开始疫苗接种，到1801年累计进行了两千次手术。1799年，哈佛医学院第一任医学理论与实践教授本杰明·沃特豪斯（1754—1846）也读到了詹纳的著作。他对这种新的接种方法印象深刻，从英国弄到了一些牛痘脓液，为他的孩子以及几个家庭佣工（共七人）接种了疫苗。沃特豪斯随后将这种做法推广到其他人身上，并在1800年以《消灭天花的前景》为题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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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杰斐逊是沃特豪斯的积极拥护者，在将疫苗接种确立为公共卫生的程序上，他贡献良多。在纽约，瓦伦丁·希曼是第一个倡导这种新接种法的人，并在1802年建立了一家“疫苗接种研究所”，目的是为穷人免费提供疫苗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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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疫苗接种已被普遍接受，但还是存在一些反对意见。这些意见来自既得利益者，如实施旧有接种法的人。其他的反对者则出于合理的科学原因。有些人声称，接种疫苗会传播其他疾病。还有一些人是出于宗教原因而反对。最后，当英格兰准备强制进行疫苗接种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是国家对个人自由的侵犯。然而，面对所有这些情况，疫苗接种最终争取到了广泛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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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煤和铁的世界 。詹纳的发现为控制天花这一重要的健康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手段。但是，疫苗接种对防治传染病的意义被完全理解，还要等待19世纪后半叶巴斯德、科赫及其同代人的共同努力。然而，仍有许多其他的社区卫生问题亟待解决，但这些问题的处理要考虑到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所产生的情况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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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结构的转变，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工业革命的到来，并不是一个在二三十年间发生的孤立事件，这一点现在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实了。这种转变的实质是工业生产的变革，它与利用机器获得非人类和非动物的力量有关。虽然这种变革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毫无疑问，在英国，这一过程的关键阶段发生在我们正在讨论的时期。蒸汽机被引入工业并由此一路发展，创造出一个质的飞跃。到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处于铁和煤的统治之下，重工业达到了高度活跃的状态，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产业工人——开始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声。因此，启蒙时代演变为经济人时代，一大堆新的、有待解决的问题争相涌入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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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革命期间，人们发现，英国没有任何有效的地方政府制度。各个城镇没有为了任何重要的行政目的而组织起来，乡村地区也大致如此。因此，在工业蓬勃发展、红砖城迅速增长的同时，工人的健康和福利却恶化了。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事实与盛行的经济自由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的差异，人们注意到了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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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推动公共卫生发展的卫生改革运动是从英格兰起步的，因为英格兰最早接触到了工业革命，并目睹了它对健康造成的恶劣影响。然而，无论工业化在哪里发展，无论是在法国、德国还是美国，其带来的后果和需要采取的补救措施都是相似的。工业化让人们付出了疾病和过早死亡的巨大代价，为了遏制这一点，卫生改革者们通过组织社区来保护其成员的健康。不过，他们解决问题的途径很大程度上受1750年至1830年间的形势、思想和方法的指导及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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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史 第六章 工业主义和卫生运动（1830—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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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的车轮 。“……在沉甸甸花环上的黑布笼罩着每一个国家：我看到许多轮子的残酷工程，轮子不是轮子，是齿轮在互相强迫下，残暴地移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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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布莱克用凄凉而苦涩的言辞描绘了在其所处的那个时代，一架架运行的机器开始无情地改变他所熟悉的世界。他以悲悯的心态和诗意的眼光，预见了工业的发展和机械社会相伴而生的弊端。凭借这种眼光，他便深入了问题的核心。从历史上看，决定现代世界发展以及现代公共卫生组织和活动的主要因素，是工业经济的兴起，杰罗姆·布朗基在1837年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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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8世纪末的工业化意义重大，但与19世纪的后续发展相比，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工业化国家，如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在旧工业中引进了革新的技术，并将其扩展到新工业。与此同时，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如德国和美国，也进入了这一领域，到世纪末时便开始与年岁更长的对手们争夺领头羊的位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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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工业化的发展，交通和通信手段得以扩建和更新。大多数国家的公路和运河系统都发展迅速。英国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开始建设，到1830年，英国有大约两万英里的良好道路和近五千英里的运河河道。在拿破仑倒台后，法国也开展了同样的建设。而这一时期也正是美国进行国内改善的时期，是美国公路和运河建设的伟大时代。正当人们建设各种交通系统时，“铁马”，即铁路机车的出现，为交通运输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正如其在工业化的其他领域一样，英国再次成为这一方面的世界第一，截至1850年，英国已拥有超过六千英里的运行轨道。在欧洲大陆和美国，铁路建设在19世纪30年代正式开始。到19世纪中叶，美国已建成九千英里的轨道，比英国多出约三千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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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密工具的需求也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随着更为复杂的机器被开发出来并投入使用，工程师需要高效的机床和越来越精确的工艺。因此，技术的进步、交通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共同催生了工厂制的工业组织，这个组织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在工业革命之前，工厂早就已经存在，在欧洲历史上，工厂组织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然而，到了18世纪末，工厂的数量开始增加，在整个19世纪，工厂逐渐成为生产组织特有的制度形式，也成为机器、工具和其他消费品的生产中心。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工厂，而成品从工厂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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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的工业体系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人到工厂去工作。蒸汽动力和新机器并不是过去简单工业组织形式下的生产资料，可以被工人带回家。劳动者必须集中到工厂所在的地方，正是由于劳动力的这一问题，关于健康保护的社区组织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同时提出的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现代公共卫生起源于英国，因为它是第一个现代工业国家。要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必须先谈谈19世纪初困扰英国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即济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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