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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按照上述方针开展了各种活动，但贫困的劳动人民作为一个根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到19世纪第二个十年，由于农业和工业变革的刺激，贫穷及社会困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但是，这一情况的改善要一直等到1834年，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济贫法修正案》通过了，它开创了一个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思想及实践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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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劳动力 。《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带来的政府结构和政策上的革命性变化，植根于具体的实践和理论考量。19世纪前25年，英国面临的首要社会问题便是济贫的组织和资金问题。对赤贫者的援助由15 000个独立的教区负责，这些教区在规模、人口和财政资源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别。此外，实际上，每个教区都是自治的。在这种拼凑式的地方行政体系中，用于救济穷人的年支出不断增加。从1784年的200万英镑，攀升到1818年的800万英镑，到1832年，这个数字仍达到700万英镑，尽管面包的价格自1818年以来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同时，新兴的工业家们感到自己受到了前工业化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的“不合理”限制。劳动人口的流动是新兴工业文明的基本要求。在最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因此，工业家们要求建立一个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让供求双方自由竞争。这种开放市场已在英国北部发展到相当规模了。然而，在南方的农业地区，虽然圈地运动把农民逐离了土地，但种种障碍仍然阻碍着预期目标的实现。圈地的合法化使得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失去了他们原有的传统社会保障。同时，定居法又将农民与他的教区绑在一起，因此，就需要某种社会援助方法来缓解失业或低就业农民工的困境。为此目的而采取的各种形式的扶贫，有助于保持农村劳动力的储备，避免他们涌入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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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这种劳动力的不流动及其背后的制度是新的工业中产阶级和那些宣扬其利益和理想的人所厌恶的。济贫制度被认为是工业劳动力供给完全富于弹性的主要障碍，故而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取消对健全穷人的援助，从而为经济利益释放劳动力。这种方法深深植根于特定的理论立场，即哲学必然性学说，包括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以及边沁主义的法律和行政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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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必然性学说 。哲学上的必然性概念基于对社会自然秩序的信仰。人类世界被认为与牛顿的宇宙一样有序和规律，因此，任何篡改社会进程的努力都是违背自然的。关于这一学说与穷人之间的关系，约瑟夫·普里斯特利表述得最为清晰。他认为，“一般来说，一个任其自性发展的个人，会节省下来足够的钱，可以每天改善自己的境况”。贫穷和懒惰应该交由理性和必然性来管束，而不是交由针对穷人的任何法律规定，因为法律规定只会催生懒惰。如果政府置身事外，允许必然性自由运作，那么物质的进步将使贫困减少、教育增加，这反过来又会使道德提高。因此，任何试图通过《济贫法》进行的扶贫行为，实际上是对自助的阻挠，是对哲学必然性犯下的罪，也是对进步的阻碍。相反，应该迫使穷人自力更生，并激励他们通过节约进行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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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观点 。第二种学说源于新秩序的经济理论家们。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作为建立和阐述新经济体系运行规律的学科，政治经济学得以发展起来。亚当·斯密和其他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活动的动机是强大而普遍的自利主义。他们指出，这一动机是由竞争的力量和市场机制所引导的。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不同个体的利益会相互协调，从而形成一种自发合作的体系。这就意味着更高的生产力，而更高的生产力意味着更大的财富。简而言之，不受约束的私营企业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此为一项基本原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济贫法》被视为一种束缚，一种反社会的存在，应当予以消除，以便释放个人主动性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在改善穷人状况方面，个人最大限度的自助比任何法律援助都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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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真空中的自由理想。人们认识到，如果没有坚实的法律和秩序框架，理想的经济目标和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不可能实现的。换句话说，如果任凭一切自由发展，就会造成混乱，而不是有序的经济活动。因此，必须有意识地营造出一种环境，使竞争和市场等因素能够恰当地运作。这意味着，立法者和管理者是指导人们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无形的手。这一概念是杰里米·边沁的法律和行政哲学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设计出能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一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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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主义与哲学激进派 。这些观点在被称为“哲学激进派”的群体中得到了最有力和最有效的表达，他们的伟大导师和先知是边沁。这一小群知识分子提出，要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解决公共问题。他们对具体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态度强硬，但奇怪的是，这种强硬中又掺杂着一定程度的天真。他们为当时的社会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呼吁社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群知识分子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国会改革、自由贸易、法律改革、生育控制以及教育改革。尽管这个小群体缺乏感召力（事实上，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遭到同时代的人的极度厌弃），但他们还是设法完成了大部分的改革。哲学激进派直接或间接地对他们的同代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英国政府以及经济和社会立法中许多意义深远的变化，正是他们所为之辩论和奋斗的那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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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德威克先生来了 。他们的机会在1832年来临了。改革后的国会做出的第一个动作，应是为调查济贫法的运作和管理而组建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国会任命埃德温·查德威克，热情的激进主义者、边沁最喜爱的弟子，担任委员会的助理，之后担任专员，边沁的思想就这样直接进入了济贫法的调查中。在查德威克的心中，边沁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动态的社会哲学，随时准备在有利的环境中采取行动。查德威克没有放走他的机会，这一点只消对19世纪的英国历史粗粗一看便可明了。正如《泰晤士报》在1854年讽刺地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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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想了解19世纪的一个委员会、一个委员会（无论是否运作）或者国会，一份报告、一位国务卿或是我们体系中的任何其他成员是什么样的，便会发现查德威克这个名字一定会出现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如果你问：当时，是谁做了这个？是谁写了那个？是谁制定的这个指标或那份食谱？谁指派了这份任命，又是谁命令修建了那条下水道？答案都是相同的——埃德温·查德威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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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济贫法 。该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由查德威克和他的朋友、经济学家纳索·西尼尔撰写，于1834年初公布。1834年8月14日正式施行的《济贫法修正案》采纳了该报告的原则，并加以实施。该法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关实施救济的原则，另一部分是关于其所建立的新的行政机制。给予救济所依据的原则是进行公开的威慑。只有在管理良好的济贫院里，身体健全的穷人及其家庭才能得到帮助。而且，大多数身体健全的穷人被认为“不太符合条件”，或者换句话说，他们要比济贫院外面处境最糟糕的劳动者更加悲惨。在行政方面，法案的突出特点是确保集中、统一和有效地执行管理。法案规定设立三名带薪政府专员和一名带薪秘书，以取代教区办事处，由他们组成中央济贫法委员会。该组织将发布命令和法规，以指导地方扶贫官员执法。地方行政管理单位将由教区联合组成，在每个地方单位中，由一个选举出的济贫理事会负责执行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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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济贫法作为社会变革的焦点，其意义如何强调都不为过。该法的直接目标是降低贫困率，但更大的意图是解放劳动力市场，将其作为投资的先决条件。市场经济正在确立自己的地位，迫切要求把人类劳动转变成商品。这一目标已经实现，毫不夸张地说，19世纪的社会历史是由1834年济贫法改革所确立的市场体系逻辑决定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们探讨社区生活问题时有了新的担忧，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事实上，劳动力市场的确立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如何在复杂的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中组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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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保护社区健康的组织。公共卫生问题是新工业文明所固有的。在创造市场经济、工厂和现代城市环境的进程中，也相应产生了一些健康问题，促使人们必须采取新的疾病预防和健康保护措施。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问题最初是在曼彻斯特——世界上第一座工业化城市——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在这里，一连串的流行性发热使得社会各界都迅速觉察到，工厂和拥挤的住宅为这种疾病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条件。正如我们所知的，在1795年的冬天，到处蔓延的斑疹伤寒促使人们成立了一个志愿性质的健康委员会。尽管该委员会开展了各种活动并提出了各种建议，但这些方案遭到了反对和忽视，致使委员会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同时，随着19世纪的社会发展，不健康状况也在加剧，远远超过了试图改善这些状况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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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遍及全国。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在城镇居住，在工厂工作，随着这种新生活方式的普遍化，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使得应对这一问题所做的任何自发、零碎的努力都只能望洋兴叹。如此一来，在1801年到1841年间，伦敦的人口从958 000人猛增至1 948 000人；利兹的人口在1801年到1831年期间从53 000人增至123 000人，哈德斯菲尔德的人口则从15 000人增至34 000人。表2显示出这种情况对整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它展示了1801年至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在不同规模城市社区生活的人口比例。不久，这种快速增长就反映在不断上升的死亡率上。在1831年至1844年，伯明翰的每千人死亡率从14.6上升至27.2，布里斯托尔从16.9上升至31，利物浦从21上升至34.8，曼彻斯特从30.2上升至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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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英格兰和威尔士城市生活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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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简单的数字背后，一个基本事实是，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超可用住房的增长速度。随着城镇的迅猛发展，问题就演变成要尽可能快地以某种方式（甚至任何方式）把尽可能多的人塞进某个地方的房子里。特别是在一些老城区，每一点可利用的空间都被榨干，结果便是，过高的人口密度成为城市社区的共同特征。几个基本要素相互作用，促成（事实上是大大助推）了这种特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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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方面的考量对迅速崛起的城镇有主导性的影响，这使得我们有可能看清它们为何发展至此。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土地规划。制造商们按照他们自己的需求建造工厂，随着工人及其家庭的不断涌入，投机的建筑商们便在就业地点附近的任何可用土地上建造住房。因此，为工人建房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它必须与其他可能有更高收益的项目争夺投资资本。建筑商提供住房是本着实用和营利的原则，而不关心他们建造的房屋的质量或居住在其中的人的需求。1840年的特别委员会指出，尽管这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但在拥挤地区建造的劣质住房层出不穷，其原因很简单，就是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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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大量的劳动者而言，他们在住所方面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选择。19世纪，一再有证据表明，劳动者们被迫生活在拥挤的市区，因为他们必须在那里工作，否则就失去了赚取生存所需的微薄收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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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伴随城市社区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变化，往往会加剧和延长贫困地区过度拥挤、堵塞的现象以及人们对其的忽视。而当新的人口涌入时，较高收入的人群则会倾向于离开此区域。他们一旦有机会，就会搬到其他地方，通常是郊区和农村。新的运输工具为这些流动人口提供了便利。敦提的一位部长在1841年写道：“新开通的铁路带来了便利，使得人们可以在城里工作，在郊区生活，而敦提有可能在多年以后变成一座大型工场，在那里，工人家庭将不再受到任何上层阶级家庭的注意或同情。”今天，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人口分布的一个最突出的趋势，便是人们定居在大城市的边缘和邻近的农村，形成了郊区和“外城”两个新概念。然而，很明显，这不过是一种约在一百年前就业已存在的发展进程的近代形式，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由于内燃发动机的使用，这个进程加速了。从19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一个更广阔的城市出现了，一小部分通勤者开始在各处聚居。但这只是对少数能负担得起这种奢侈生活的人而言。没那么幸运的人则继续蜗居在城市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住在条件极其恶劣的贫民区中。这些地区由狭窄的小巷分割成块，而这些小巷中又涌现出一个个迷宫般的通风不良的小院。结果便是，工人们挤在密密麻麻的房舍中，拥挤得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进出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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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人们普遍以为居民的各种物质和社会需要几乎会自动得到满足，情况进一步恶化。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个人会对自己的生活所需有所安排，要么会有其他人出于金钱上的原因或道德上的原则帮助解决。这些假设的真实性可以从商店和酒馆的情况来衡量，尤其是后者，作为最早提供公共设施的场所之一，酒馆填补了其他娱乐和休闲设施造成的空缺。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845年，曼彻斯特才有了第一家公园，其他城市也是如此。事实上，直到19世纪的最后三十余年，才开始大量购买和规划公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几乎整个19世纪中，许多城镇以超标的酒馆数量为特色。例如，在1848年的伯明翰，每166个居民就有一间公共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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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人们对卫生设施的规划却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花钱建设这类设施是无利可图的。此外，由于污水和垃圾得不到经常的清理，而房子周围的那些院子和小巷又无人重视，以至于这些地方成了附近居民弃置东西的特定地点。结果，那里几乎没有一处不被公共粪坑或粪堆所占据。贫困地区的房子没有抽水马桶，甚至有许多是没有厕所的。这些情况虽不仅限于工人阶级的家庭，但他们所处的环境是最差的。在曼彻斯特的“小爱尔兰”，两间厕所需供250人使用。在附近的阿什顿，有一个区的50户人家只有两间厕所，而此类问题也很容易在其他社区重演。因此，社区中便出现了一种“必需品”，即一种必须每天早晨清空的装屎尿的桶，等同于抽水马桶或厕所。但即使有了这种桶，卫生情况也仍然非常严峻。在曼彻斯特的一个区，为约7 000人勉勉强强提供了33只“必需品”。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穿过房子才能进入后院，因此，所有的泥土和污秽都必定会被带到房间、走廊、门口和人行道上，导致这些地方都被弄脏了。19世纪40年代，成千上万饥寒交迫的爱尔兰人涌入利物浦港口，他们蜷缩在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利兹、曼奇等城镇的工厂地窖和茅屋中，如此迅速的人口迁移使得厕所短缺这一炼狱般的难题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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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这些住所的拥挤程度是怎样的。在曼彻斯特，三个人睡一张床的地窖有1 500个，四个人睡一张床的地窖有738个，五个人睡一张床的地窖有281个。在布里斯托尔的2 800个家庭中，46%的家庭能够一人一间房。在利物浦，有40 000人住在地窖中，60 000人住在上述的小院子里。这些数字必须与1841年人口普查的223 054人的背景资料对照来看，其中有160 000人属于工人阶级。简而言之，70%以上的人口是工人，他们中的60%生活在拥挤、肮脏和不卫生的环境里。伦敦在某种程度上比新兴的制造业社区要好些，但它也有大片的贫民窟，那里的人们生活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也不应该被认为仅发生在英国。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法国、比利时、普鲁士和美国，也出现了同样令人沮丧的残酷景象，事实上，凡是新工业体系生根和发展的地方就会出现这些问题。所有这些国家的反应都是相似的——要求进行卫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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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疾病，减少税收！ 随着新的城市社区及其人口稠密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些社区新奇、强大和令人担忧的特质。19世纪30年代，新城镇对健康的影响开始在英国显现出来，其中部分是以统计形式出现的，因为从1801年起开始的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信息，得到了于1837年启动的对出生、婚姻和死亡进行强制登记的补充。由于多方面的发展，这些城镇的状况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其实早在18世纪末，曼彻斯特的一系列流行病就使得工厂工人的健康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国会着手处理此事，1802年，罗伯特·皮尔这位棉纺厂厂主不顾反对，争取到了《学徒健康和道德法》的通过，以改善棉纺厂童工的生存条件。虽然该法案基本上没有产生效力，但它确实树立了国家对工厂工人健康和福利负有责任的原则。此外，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混乱的情况仍在继续，直到1830年，由理查德·奥斯特勒和迈克尔·萨德勒发起、阿什利勋爵主持的工厂改革运动，才使得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经过埃德温·查德威克所在委员会的研究，《1833年工厂法》得以通过，标志着英国的工厂立法真正开始了。这场运动及其后果将在后文得到更深入的探讨，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运动中，人们不仅注意到工厂劳动的有害方面，也注意到了工人们恶劣的生存条件。1831年，利兹的外科医生C.特纳·塔克拉在其开创性的著作《艺术、贸易和职业以及公民国家和生活习惯对健康和长寿的影响》中透露，在利兹极为普遍的恶劣的工作和生存条件，使得这座城市的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都高于周围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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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和1832年的霍乱疫情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城镇健康状况的关注。在这段时期，人们很快便发现，疾病找上了贫困地区，即那些卫生条件最受忽视、被排泄物和其他脏污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此外，同样明显的是，这种疾病并不仅仅在下层社会发生，由此得出的结论非常清晰。任何珍视生命的人，如果不是对一切全无所谓，那么都会认为最好不要让恶性疾病和滋生这些疾病的环境离自己太近。因此，在这方面，霍乱的流行可以被认为是祸福相倚，因为它在问题再度变得严峻之际，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城镇健康上。不过，《新济贫法》完成了最后一击，使城市社区的健康问题成为焦点。污秽、疾病、贫困以及减轻扶贫负担的需求是卫生改革运动兴起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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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年济贫法委员会成立，也在无意中为全面揭示民众的健康问题提供了工具，并为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法。查德威克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秘书，虽然他的兴趣和活动起初只是针对减少济贫税这个有限的目标，但他对形成贫困的原因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在济贫法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中，他是唯一一个调查贫民健康状况的人。此外，他还提出一个预防性社会行动的概念，用以解决贫穷和疾病问题。大约在1824年，查德威克认识了索斯伍德·史密斯和尼尔·阿诺特，这两位医生也是边沁的朋友和信徒。“从阿诺特和史密斯那里，”查德威克在1844年写道，“我对疾病预防方法的研究（作为一门科学）所蕴含的非凡意义产生了强烈的信念，也更能领悟到在我的公共调查中，摆在我面前的这些人口统计数据所传递的事实之间的重要关联。”查德威克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是疾病导致贫困，个人不应为此负责，而疾病是加重济贫税负担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采取预防疾病的措施有益于经济。1848年前后他在给索斯伍德·史密斯的信中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