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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这场改革运动朝着经验和务实的方向发展，其他国家在这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人们相信，通过自觉的社会行动可以实现目标。在美国，并不存在一个要求参与者全盘接受的僵化的思想体系。它是一场聚焦社会福利的大规模运动。关于这一点，运动的先驱者爱德华·T.迪瓦恩表达得很清楚。“90年代美国新兴的社会工作，”他写道，“既不反动，也不乌托邦。自由进步派和关心社会的保守派皆参与其中。这场社会工作正在萌芽的理念可以这样表述，即不排斥任何一位愿意面对事实的人，愿意为了消除可见的罪恶、实现可见的更幸福美好的生活、提供所有理性人类生存必需品而互相协作的人。”基于这样的理念，人们可以着手处理各种问题：贫穷和福利依赖、婴儿死亡率、血汗工厂、卖淫、肺结核预防和廉租房改革。然而，很明显，贫困是其中最常带来疾病问题的。迪瓦恩说，在穷人家中，“我们看到了死亡和疾病，失业和就业不足，过度工作和神经紧张，光线阴暗、通风不良和过度拥挤的住房，营养不良、暴晒和有毒的食物，无知和失调等引发的可怕后果”。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关心社会的公民、医生、神职人员、社会工作者和政府官员找到了行动的共通点，即预防肺结核，减少工厂对健康的危害，降低婴儿死亡率，改善学龄儿童健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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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儿童的福利 。儿童生活的各个阶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社会改良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大约在20世纪初，西欧工业化国家以及美国的儿童福利运动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落脚点是包括预防疾病、改善饮食和产前护理在内的一般卫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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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何关注儿童问题，原因并不难找到。政治、经济、人道主义各方面的动因都汇聚起来，为了共同的目标：减少肆意践踏儿童生命的行为。1870年后不久，西欧部分国家出现了出生率下降的现象，随后在英国和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发生。紧接着，人们发现许多青年的兵役体检结果都不合格。这引起了布尔战争时期的英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也注意到了类似的情况，大批年轻人因身体不合格而被军队拒之门外。）显然，这是一种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有足够多健康且身体素质佳的年轻人去军队服役，就必须保护人力资源。这一趋势与重商主义思想及政策的再度出现——努力获取殖民地、确保市场和原材料来源的安全、划分势力范围、增加人口——不谋而合，这当然不是巧合。法国是第一个根据需求有规模地采取行动以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国家，这当然也不是巧合，因为当时法国的出生率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如果要维持征兵规模，就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健康青年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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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一个高度重视儿童生命的社会不可能长期忽视婴儿死亡率问题及其原因。专家们认识到，数据中的大部分悲剧是可以预防的，很多婴儿是因为营养不良、父母无知、食物污染和贫困或其他与贫困有关的因素而死亡的。其中一些因素可以被消除，至于另一些，则可以大大减轻它们的影响。婴儿死亡率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必须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决：提供清洁的牛奶，指导母亲如何正确喂养和照顾孩子，通过立法规范妊娠期妇女的工作，以及为在职母亲提供婴儿看护的便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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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欧洲和美国的城市社区儿童福利事业的起步都遵循着同样的基本路线。一开始，设立提供清洁牛奶的站点；之后，站点成为监督婴幼儿健康的诊所，并且那里的工作人员会向母亲传授在家中照顾孩子的方法。人们知道，许多两岁以下的婴儿会死于腹泻，尤其是在夏季，主要是由于喂养了不安全、高度污染的牛奶。人们还知道，母乳喂养的婴儿的死亡率比人工喂养的低很多。因此，对所有关注婴儿健康的人来说，首要目标就是鼓励母乳喂养，在无法做到这一点时，则提供安全有效的母乳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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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18世纪开启的路线为改善儿童健康所做的努力在整个19世纪一直零星地进行着。英国医生约翰·邦内尔·戴维斯（1780—1824）于1816年在伦敦建立了一家儿童诊所，他对婴儿死亡原因和降低死亡率所需措施有着真正的理解。他认识到有必要对母亲们进行指导，于是向她们分发了指导手册，并组织了一批家访员上门家访。1817年，戴维斯在一本名为《对一些儿童死亡主因的粗略调查，以帮助正在成长的一代改善其健康、道德和幸福》的小书中概述了自己的观点。戴维斯的著作采用了由斯梅利、阿姆斯特朗和莱特索姆提出并应用的原理，这本书代表了现代儿童卫生和公共卫生护理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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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这条改善之路上采取了另一个重要步骤，自18世纪以来，儿童健康问题一直是法国政府官员和个人关注的焦点。1854年，维利耶尔莱迪克市长莫雷尔发起了一项阻止婴儿生命流失的计划。通过向每一位婴儿活到一岁的母亲提供奖金，他实现了村庄婴儿的死亡率从每千人300人降低至200人的目标。这个计划在一段时间后就中止了，但是在1893年，也就是四十年后，莫雷尔的儿子接替其父成为市长，他重新启动了这个计划，并将其建立在一个更加全面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完整的妇幼福利计划。每一名报告自己怀孕的妇女都会立即得到医生的诊治，医生之后还会对婴儿进行检查，如婴儿生病还会对其进行护理。婴儿每两周称重一次。此外，他还发起了一项集中行动，确保每位母亲至少为她的婴儿母乳喂养一年，如果她做不到，则为其提供一位奶妈。不仅如此，社区还饲养了一群牛，为母亲和儿童提供干净的牛奶。这项计划非常成功，1893年至1903年间，维利耶尔莱迪克的婴儿死亡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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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60年，巴黎医生艾尔弗雷德·卡伦就设想过小莫雷尔所达到的目标，他提出了一个特殊的卫生学分支，涉及的是婴儿和儿童健康。他为这一概念起了个名字叫“儿童保育”，并在他的《儿童保育或以卫生及生理学方法抚育儿童》一书中进行了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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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主要在法国、德国，人们做了许多工作来研究幼童的生理和病理情况。接着，英国和美国的医生为不断发展的儿科专业做出了贡献。1878年，莱比锡的弗里德里希·阿菲尔德开创了婴儿称重法。在这一时期，顶尖的儿科医生，包括哈诺克、赫伯纳、切尔尼、芬克尔斯坦、罗奇和雅可比在内，主要关心婴儿喂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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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很少或根本没有强调社区在促进儿童健康方面的责任。私人组织在这方面采取了初步措施。1859年，纽约妇女和儿童医务室任命了一名“卫生视察员”，其职责是“向贫困母亲提供有关照料婴儿和维护家庭健康的简单且实用的指导”。但由于内战，美国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国家生存的问题上，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采取了进一步行动。1873年的美国大恐慌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后来的岁月。在这段困难时期的开始，纽约健康食堂（New York Diet Kitchen）便设立了食品站，为穷人提供食物。1878年，随着情况的改善，食品站变身为婴儿的“牛奶站”。几乎在同时，纽约市卫生局担负起了降低婴儿死亡率的重任，特别是廉租房的婴儿死亡率。1874年，一份关于婴儿护理的简单宣传页被编写出来，并广泛分发。两年后，卫生局专门在夏季聘请了一批医生，来“调查和治疗婴儿腹泻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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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趋势和发展，在19世纪90年代和随后的几十年中，婴幼儿保育设施和计划开始接连问世。1899年，在汉堡出现了一个牛奶配送中心。同年，美国医生亨利·科普利克（1858—1927）在纽约的好撒玛利亚人医院建立了一个“牛奶站”，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母婴咨询中心。第二年，古巴医生弗朗西斯科·维达尔·索拉雷斯在巴塞罗那建立了一个类似的中心。不过这些试验都只在当地产生了影响。而沿着这些路线，在法国发起的一系列行动却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广泛的作用。1890年，南锡的教授弗朗索瓦-约瑟夫·赫尔戈特（1814—1907）建立了一家婴儿福利中心。但更重要的是巴黎妇产科教授皮埃尔·布丁所做的工作。1892年，他率先建立了婴儿会诊中心制度，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布丁不断推动法国儿童福利诊所的发展。1902年，他与卢塞尔、施特劳斯以及沃尔德里克-卢梭一同成立了一个联盟，旨在与婴儿死亡率做斗争。1907年他去世时，法国已发展出497家儿童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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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意识到，无法母乳喂养的母亲理应以合理的价格买到清洁的牛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一系列早期努力，上文已有所提及，但这一想法最早是在法国生根发芽的。两位儿科医生在巴黎建立起被称为“鲜奶房”的牛奶站。其中第一个站点由J.孔比在1890年建成，但影响更大的是由加斯顿·瓦里奥特在1892年所创建的。很快，纽约的慈善家内森·施特劳斯也效仿了这一做法，他对健康问题非常关注。1893年，他开始建立一个牛奶站系统，并资助这个系统长达26年（直至1919年），这一系统也被广泛复制。牛奶站的牛奶按照配方进行改良，在经过巴氏消毒后分装入奶瓶，同时为母亲提供喂养婴儿的方法指导。1902年，这些奶站每月发放奶瓶25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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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牛奶站为政府在这些方面的行动提供了前进的动力。1897年，在乔治·W.格勒医生的指导下，政府首先在纽约、罗彻斯特分别设立了两个牛奶站。在卫生部门帮助下，这些奶站展开了有关儿童喂养的试验，按成本价发放巴氏杀菌奶，并指导母亲如何正确地照顾和喂养婴儿。两年后，圣海伦斯区的卫生官员德鲁·哈里斯开设了英国第一个与此类似的奶站。这个站点有六个房间，提供了清洗、消毒奶瓶和称量婴儿的设施。牛奶是用水稀释后加糖和奶油调制而成。一天两便士的费用，就可以让婴儿得到9瓶足够维持24小时的牛奶。每名婴儿配给两个奶嘴，母亲必须定期带回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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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利物浦开设了两家牛奶站，阿什顿安德莱恩和敦肯菲尔德各有一家。1902年在巴特西，1903年在布拉德福德也建立了类似的设施。这场运动很快蔓延到苏格兰，1903年在利斯、1904年在格拉斯哥和邓迪分别开设了牛奶站。其中一些，尤其是约克（1903）和芬斯伯里（1904）的牛奶站，都是靠志愿者的力量建立起来的。1905年，巴特西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它将当时布丁所倡导的“婴儿咨询”纳入了牛奶站的活动中。1906年，格拉斯哥也采用了这种做法。为了完善站点工作，卫生视察员受到委派，为在家的母亲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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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看，这些活动都是健康教育方案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在1907年由圣帕纳拉斯医院医务官塞克斯医生所开办的“哺乳期母亲学校”中可见一斑。同年，时任利物浦妇产医院驻院医官的C.O.史泰利布拉斯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受布丁的影响，他为出院的婴儿开设了一家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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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卫生工作者也在此时展开行动。1905年，图根德雷奇在柏林创办了德国第一家婴儿咨询诊所。到1907年，德国已有73家这样的诊所以及17家牛奶站，1910年德国共有303家婴儿福利机构。起初这些机构是由民间志愿组织（例如婴儿福利会）建立起来的。之后，它们转由市政当局和其他政府单位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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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儿童健康服务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教导母亲照顾她们的婴儿，建立可以正确照顾婴儿的诊所，提供干净的牛奶。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时，按照上述要素，各国的一些私营和政府机构在促进儿童健康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纽约市最早认识到，将这些方面的活动当作一个整体方案来执行是社区的责任，应由负责社区健康的官方机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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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纽约市卫生局设立了儿童卫生处，这是儿童保健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处理儿童卫生问题的部门，它为美国和国外的其他卫生机构树立了榜样。S.约瑟芬·贝克医生（1873—1945）曾在该处担任儿童健康检查员。早在1908年的夏天，她就成功证明了通过预防可大大降低婴儿的死亡率。在纽约下东区人口密集的地方，每一个新生儿在出生第二天就会在注册登记员那里登记姓名和地址。当天，会有一名公共卫生护士看望新生儿的母亲，并教导她如何帮助婴儿健康成长。大约两个月后，该地区婴儿死亡率的结果被统计出来，人们发现该地区夭折的婴儿人数比去年夏天同期减少了1 200名。这一示范做法的目的是为宝宝们提供一个健康的人生开端，而这也为儿童卫生处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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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门的第一个成就，就是通过分发牛奶与新生儿母亲产生接触，并指导她们如何正确地照顾婴儿。1910年成立的婴儿保健站，起初是由J.波登·哈里曼夫人私人资助，后来得到了公众的支持。在保健站销售的牛奶是瓶装的巴氏杀菌奶，价格比杂货店散装的便宜几美分，并且站点还提供婴儿护理知识的现场教学。此外，人们还对育婴堂婴儿和学龄儿童的健康状况予以关注。早在“母爱剥夺”这个概念被提出之前，S.约瑟芬·贝克就指出，在养育婴儿的过程中，母亲的良好照顾与好的卫生条件同样重要。与此相似，在健康教育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之前，教育就已被当成是拯救婴儿生命运动的一个基本工具。以“小妈妈联盟”的发展为例。贝克医生发现了“小妈妈”现象，即贫穷家庭中的小女孩因母亲外出工作而被迫照顾家中最小的孩子，这是导致婴儿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随后她便在女学生中组织了一个“小妈妈联盟”。这些女孩接受了育儿方面的实操指导，在廉租房和贫民窟地区担当起了新福音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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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卫生处是解决儿童可预防死亡问题的一条途径。然而，这是一场许多战线同时进行的战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牛奶战线。在前细菌学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干净的牛奶的必要性，由于罗伯特·哈特利和弗兰克·莱斯利在纽约市发起的运动，牛奶的生产条件得到了改善。之后，随着细菌学时代的到来，人们很快发现问题只得到了部分解决。牛奶是细菌的理想培养基，而城市消费者出于各种原因，通常购买到的都是被细菌严重污染的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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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英国彭里斯的威廉·泰勒首次发现牛奶是伤寒病的传播媒介。但直到1881年，人们才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牛奶具有传播流行病的危险。那一年，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医学大会上，欧内斯特·哈特利列举了50次伤寒流行、15次猩红热流行和4次白喉流行，它们都是由牛奶引起的。1909年，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发布了著名的《第56号公报》，其中列出了1880年至1907年间暴发的500起乳源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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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纽约市细菌实验室的W.H.帕克发现，夏季送到顾客手中的牛奶普遍遭到细菌的严重污染，每立方厘米牛奶中就可能含有超过500万个微生物。随后，在1902年，他与著名儿科医生L.埃米特·霍尔特一道，着手研究婴儿腹泻（婴儿霍乱）的问题，以及它与饮用牛奶的细菌学关系。研究结果于1903年12月发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炎热的天气里，喂养婴儿的牛奶的种类会影响他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果喂养前没有对牛奶进行加热，乳品的细菌污染就会对婴儿的健康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人们做出的下一步努力，是争取获得在清洁和卫生条件下生产出的牛奶。1902年，纽约市卫生局委派检查员探访为本市供应牛奶的牧场；他们将调查牛奶的生产条件，并“致力于教育农民正确认识牛奶生产所需的卫生条件”。铁路公司被告知，运送牛奶的车厢必须有适当的冷藏条件。此外，卫生局开始严格监督市内牛奶的分配和销售。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改善现有的情况，但仅靠检查和教育制度来保护消费者无法触及无症状携带者这一问题，这才是疫情暴发的源头。1909年8月，纽约市的伤寒病例突然增多。某种奶源被证实是几百个病例的共同点，最终，人们发现了传染源，是一个携带慢性伤寒病毒的乳品从业者。由于这次疫情和其他疾病的相继暴发，纽约市卫生委员会在1910年通过了一项规定，要求所有饮用牛奶都必须经过巴氏杀菌处理。接着，在1912年，委员会对所有进入城市销售的牛奶实施分级制度和标准。从那以后，纽约的婴儿，无论家庭贫富，都能喝到干净的乳品。婴儿从牛奶改善措施中的受益程度，可通过夏季腹泻死亡人数的实际归零得到证明。到1923年，炎热天气通常会导致婴儿死亡率大幅上升的情况几乎没有再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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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较详细地介绍了纽约市官方为儿童健康所采取的行动，是因为这些行动说明了美国公共卫生领域发展的要素和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纽约市在地方一级所做的工作被各州和联邦政府发扬光大。路易斯安那州于1912年在州卫生局下设立了一个儿童卫生部门；在随后的几年里，其他各州也纷纷效仿。1912年4月9日，塔夫脱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设立了儿童局，负责调查和报告“与我国各阶层人民的儿童福利和儿童生活有关的所有问题”，这表明了联邦政府对儿童健康领域的认可。政府赋予的广泛权利反映了儿童局诞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氛围。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想法来自弗洛伦斯·凯利（1859—1932）和莉莲·瓦尔德（1867—1940），她们两位都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25年间为阻止工业化所催生出的严重社会弊端，为我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立法开辟新的道路而勇于献身、抗争的男男女女中的一员。凯利夫人是伊利诺伊州的第一任首席工厂督查员，其后又担任过全国消费者联盟总书记；瓦尔德小姐在美国创立了公共卫生护理机构，并在纽约建立了亨利街安置会。早在1900年，凯利夫人在其一系列关于童工的演讲中就曾建议成立一个全国委员会，负责处理婴儿死亡率、出生登记、孤儿院、童工、遗弃、私生子和堕落等迫在眉睫的问题。1903年，瓦尔德小姐则建议成立一个联邦儿童局，并提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注意，罗斯福总统答应给予支持。经过几年的深入研究以及争取社区领袖的支持，这项提案于1906年递交给了国会。接着又是六年的鼓动、争论和宣传，提案才最终得以通过。珍妮·亚当斯在赫尔馆的助手朱莉娅·C.莱思罗普被任命为儿童局局长。政府对该局的拨款最初只有26 640美元，该局明智地将其大部分投入国会分配的地区侦察工作中。该局在20世纪30年代前收集的许多数据，为后来联邦政府在母婴福利方面采取的行动提供了坚实的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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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保护产妇，就无法保护婴儿，这是儿童局制订其方案的原则之一。这不是一个新想法，二十多年前就有人提出并付诸实践。法国产科医生阿道夫·皮纳德（1844—1934）于1890年在巴黎的鲍德洛克妇产医院建立了第一间“产妇诊疗室”。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将三十年前由卡隆发明的“育儿法”一词推广开来。皮纳德充分意识到母婴福利之间的联系，他提出主张，母亲应该有偿护理孩子；换句话说，必要时，母亲应该从社区领取养老金、生育津贴或其他补贴，以确保她的孩子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据热内·桑德称，伦敦医生斯宾塞于1891年曾开办过一个类似的机构。但即便如此，引发医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的，还是爱丁堡辛普森纪念妇产医院的约翰·威廉·巴兰坦（1861—1923）所撰写的著作。1901年，他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一篇论文，主张为孕妇提供产前病床。那一年，医院给他安排了一张病床，在随后的几年里，床位数量不断增加。该院于1915年成立了产前中心，医院的护士开始对孕妇进行家访。在此期间，英国的其他妇产医院也开设了产前门诊。1942年，英国有75.9%的产妇接受了产前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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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产前护理在美国也开始受到重视。1908年，纽约户外医疗诊所儿科部提供了第一个有组织的护理方案。一年后，在妇女市政联盟的赞助下，波士顿开始为孕妇提供上门护理服务。1912年，圣路易斯也开始提供这项服务。儿童局最初参与产妇保健领域的工作，是通过研究产妇死亡率，并为母亲提供所需指导。为了后一目的，儿童局于1913年出版了一本题为《产前护理》的小册子，自此之后它一路畅销，经久不衰。从那时起，美国的产妇护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35年，有63%的婴儿是在医院以外的地方出生，有13%的活产儿不是医生接生的。到1956年，这个国家出生的婴儿中几乎95%是在医院分娩，97%的登记出生是由医生接生。除此之外，近年来，孕妇向医生咨询产前护理的平均次数为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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