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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时代周刊》封面的洛克菲勒二世（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Jr.）。文章《好人洛克菲勒》描述他简朴、低调，从小父亲便教育他如何获得、如何给予。洛克菲勒父子的慈善之道是：钱要用在“关键拐点”，医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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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岁每个月拿出几毛钱捐款开始，到半个世纪后，洛克菲勒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他的“工作、攒钱、散财”的理念，转型为现代慈善理念，用科学方法做“科学慈善”，所有钱必须以“大规模的整体形式，而非零散的形式给出去”，“避免零打碎敲的捐款方式，避免在过于广泛的范围进行慈善活动”。洛克菲勒父子曾如此阐述他们的慈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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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父子是卡内基“财富福音书”的支持者。1889年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在《财富》这篇文章中，提议慈善应像经营企业一样有系统地捐赠，成为影响后来美国富人的“财富福音书”：“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如何恰当地管理财富，使兄弟般的纽带仍有可能把富人与穷人联结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中。”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拥有着持续增长的巨额财富，社会发生分化。在“基督教的教导”“公民责任”的美国文化影响下，机构化、专业化、国际化的现代型慈善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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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做慈善，希望与社会改造关联起来，资助的项目将是“根本性的、永久性的和普遍性的”，钱要用在“关键拐点”。什么是关键拐点呢？必须是：根除某种疾病的致病因素；根除某种不良社会现象的原因；或者播种一种“有生命力”的观点、一种产生变革的能量。基金会的资金必须用在“大规模的示范”上，以便他人能复制，最终得到传承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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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10年轰动美国医学界的“Flexner报告”[3]介绍说，在美国和加拿大共155所医学院校中只有6所好学校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看到了“关键拐点”。自此，他们动用大笔金钱，投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提升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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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3年开始，10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了近8000万美元，其中超过一半的钱用于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最大的单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截至那时，用于协和共计1000万美元，比用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700万美元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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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投向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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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弗雷德里克·盖茨就是建议洛克菲勒做慈善的那个顾问。在1905年1月，他给洛克菲勒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劝其将目光转向外面的世界，特别是远东地区。“所有的海岛，都真的开放了。这为我们英语国家人民的光明和慈善事业提供了自由的土壤。”他对中国的兴趣，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扩展到远东去。”在他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设计的蓝图中，中国是其走向国际、成为国际性慈善组织的重要一步。写这封信时，盖茨已经为洛克菲勒工作了15个年头，在他的影响下，洛克菲勒的“零售式”传统捐赠已转型为现代慈善，聘请专业人员管理，以科学和医学项目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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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年多，盖茨收到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里·贾德森（Harry P. Judson）等人的一封信，敦促洛克菲勒“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越早越好”。它将代表“最高的理想和最广博的内涵”，向中国人介绍新的政治与社会组织概念，将产生“一种社会革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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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中国的第一封通信。在此之前，盖茨、洛克菲勒父子与中国有关的联结是：老洛克菲勒本人随机捐助了很多钱给在中国的传教士；洛克菲勒二世年轻时就对清朝瓷器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他也曾在纽约参加过一个中文礼拜学校；基金会主席盖茨隐隐地对中国也有些兴趣，其中一个例证是，他在南北战争后很快上了一门讲述亚洲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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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开始联络驻华宣教会，他自我介绍说是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的管理人之一，目前正在思考“什么是推动中国人福祉的最好方式”，并希望与传教士们交流。此后两年，他与传教士信件往来频繁。传教士们同意盖茨的观点：“目前对中国最好的服务，就是用西方的道德和科学，将一大批有为的中国青年培育成未来的领袖。”在中国博医会（CMMA）写给盖茨的信中说：“我们已经有好几个医学院了，大多设置在很好的地点。目前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医学院，而是更好的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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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做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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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盖茨1905年那封长达6页的信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随后用了10年时间做调查研究，最后确信，到中国发展“科学医学”是影响中国最有效的途径。在最初介入中国医学领域时，在华传教士曾是信息来源，到后来，在美国帮助洛克菲勒建立现代慈善事业的那些顶级医学及教育专家，对中国的影响更深刻。从寻找项目到界定，都体现了这些专家的理念。大基金会和专家的结合，保证了项目的科学、专业、有效，也成为“20世纪初美国文化的重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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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行动之前，应先做精细调查，盖茨认为：“在外国进行一项大规模的工作，需要一个全盘计划，因此目前还不准备马上采取行动。”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也建议对中国的情况做一次全面调查，“不仅从传教士角度，而且从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的角度来了解”。应派出考察团，在中国至少待上6个月，充分研究情况，分析大量事实后再发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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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数基金会为中国项目而进行的调研，堪称全面而深入：包括三次派遣考察团，举行“中国会议”，与在华传教士、教育界、医疗界频繁通信和接触……其中，由专家进行科学、精细、全面的实地调查，已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科学慈善”的重要标志，可确保获得第一手资料和建议，确保决策建立在尽可能“理性的基础”上。为了在中国建一所大学，基金会曾前后三次派出考察团来中国，分别是在1909年、1914年和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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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在1909年，“东方教育考察团”历时6个月访问了日本、印度、朝鲜、中国，多数时间是在中国。在考察团出发前，美国和东方各国的报纸已经在欢呼。这次的考察主题是“中国的教育状况及其需要”，力求“从一切可能的来源获取信息”。这次考察过程中，积累了数百页的日记、笔记以及大量照片，形成了六卷本的报告，包括中国各主要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语言、宗教和文学的考察信息。在教育方面，涵盖了教会和政府办学，从医学院、大学、专业教育到特殊教育……虽然最终“芝加哥大学在中国”的计划流产，但这份考察报告“是通过受过训练和极有头脑的眼睛得到的精确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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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设计什么项目才能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呢？基金会开始真切理解在华传教士和中国教育的情况，理解已进入20世纪的美国科研教育与仍停留在19世纪框架里的教会教育有哪些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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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策略、战略问题，而是本质上关于生活目的及原理的问题。看完考察团的报告后，盖茨如此分析。考察团的专家们深受培根哲学的影响，而传教士们在生活目的及教育方法上，是中世纪式的。“在专家给我的报告中，在所说的很多睿智的话语中，最睿智的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是科学方法。也就是说，中国人需要的是现代生活得以萌发的培根哲学，他们需要头脑中具有这种倾向，需要最初在培根的伟大著作中充分发展起来的对自然、生活的态度，因为正是这种态度创造出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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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和专家顾问们相信，科学方法和技术会使中国产生可持续的、与传统思维方式及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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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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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中国：一个广阔的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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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北京二环路建国门西南角的古观象台，最后一段残存的北京古城墙，标志着传教时代开始的科学仪器复制品与中国古代的天文、地震设备并列陈放，成为皇家天文台的遗物之冠。在广州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块纪念碑铭记着这么一段历史：在这里，第一位新教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于1835年设立了他的第一个眼科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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