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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做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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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盖茨1905年那封长达6页的信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随后用了10年时间做调查研究，最后确信，到中国发展“科学医学”是影响中国最有效的途径。在最初介入中国医学领域时，在华传教士曾是信息来源，到后来，在美国帮助洛克菲勒建立现代慈善事业的那些顶级医学及教育专家，对中国的影响更深刻。从寻找项目到界定，都体现了这些专家的理念。大基金会和专家的结合，保证了项目的科学、专业、有效，也成为“20世纪初美国文化的重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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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行动之前，应先做精细调查，盖茨认为：“在外国进行一项大规模的工作，需要一个全盘计划，因此目前还不准备马上采取行动。”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也建议对中国的情况做一次全面调查，“不仅从传教士角度，而且从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的角度来了解”。应派出考察团，在中国至少待上6个月，充分研究情况，分析大量事实后再发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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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数基金会为中国项目而进行的调研，堪称全面而深入：包括三次派遣考察团，举行“中国会议”，与在华传教士、教育界、医疗界频繁通信和接触……其中，由专家进行科学、精细、全面的实地调查，已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科学慈善”的重要标志，可确保获得第一手资料和建议，确保决策建立在尽可能“理性的基础”上。为了在中国建一所大学，基金会曾前后三次派出考察团来中国，分别是在1909年、1914年和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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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在1909年，“东方教育考察团”历时6个月访问了日本、印度、朝鲜、中国，多数时间是在中国。在考察团出发前，美国和东方各国的报纸已经在欢呼。这次的考察主题是“中国的教育状况及其需要”，力求“从一切可能的来源获取信息”。这次考察过程中，积累了数百页的日记、笔记以及大量照片，形成了六卷本的报告，包括中国各主要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语言、宗教和文学的考察信息。在教育方面，涵盖了教会和政府办学，从医学院、大学、专业教育到特殊教育……虽然最终“芝加哥大学在中国”的计划流产，但这份考察报告“是通过受过训练和极有头脑的眼睛得到的精确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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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设计什么项目才能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呢？基金会开始真切理解在华传教士和中国教育的情况，理解已进入20世纪的美国科研教育与仍停留在19世纪框架里的教会教育有哪些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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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策略、战略问题，而是本质上关于生活目的及原理的问题。看完考察团的报告后，盖茨如此分析。考察团的专家们深受培根哲学的影响，而传教士们在生活目的及教育方法上，是中世纪式的。“在专家给我的报告中，在所说的很多睿智的话语中，最睿智的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是科学方法。也就是说，中国人需要的是现代生活得以萌发的培根哲学，他们需要头脑中具有这种倾向，需要最初在培根的伟大著作中充分发展起来的对自然、生活的态度，因为正是这种态度创造出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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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和专家顾问们相信，科学方法和技术会使中国产生可持续的、与传统思维方式及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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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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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中国：一个广阔的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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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北京二环路建国门西南角的古观象台，最后一段残存的北京古城墙，标志着传教时代开始的科学仪器复制品与中国古代的天文、地震设备并列陈放，成为皇家天文台的遗物之冠。在广州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块纪念碑铭记着这么一段历史：在这里，第一位新教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于1835年设立了他的第一个眼科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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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最后一个向西方开放的大国。之前，不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都只能将广东作为贸易集散地，严禁深入中国腹地，直到19世纪中叶才有所改变。对于大批传教士、商人、冒险家来说，中国是最后的淘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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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初，美国人对遥远中国的想象发生了变化，也有了直接的利益关系。中国是美国的“新边疆”，是美国国内经济市场的延伸，也是美国意识形态、社会改革土壤的延伸。对在异教地域传播福音的宗教热情、用美国进步的意识形态来改造世界的乐观主义，加上种族优越感与美国的“天定命运”交织在一起，使得很多美国人相信，自己有能力、有责任去改进和完善其他文化。在最初十几年里担任洛氏驻华医社（China Medical Board）[4]主任的顾临（Roger S. Greene），在1917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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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这个不仅拥有伟大的过去并在将来可能拥有巨大潜力的国家，洛克菲勒先生和他的顾问们多年以来有着浓厚的兴趣。相信只要从外部给她一点明智的帮助，就有可能促使她从内部自行产生力量，来形成不仅对中国自身，而且对世界都最为有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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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传教运动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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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成了一个广阔的试验场，在这里发生着西方曾用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变革，涉及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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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抵达中国南方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的宗教、文化、科学共约140年。他们盖教堂、办教育、开医院、办报纸，推动反对缠足、戒鸦片、办女学、讲卫生等社会新思潮，翻译出版书籍介绍西学。不仅在城市，也在农村加强文化教育、提供医疗服务、进行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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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末，美国历史上出现了规模最大的海外传教运动，试图“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全世界”。海外传教运动的一位领导人说，世界是他的活动场地，中国则是中心点。另一位则说：“中国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指路星辰，是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巨大磁铁。”20世纪初，美国的入华传教士人数超过英国，成为传教热情最高的国家。像耶鲁、普林斯顿和哈佛这样的教育机构，也开始分别在长沙、北京和上海建立附属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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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如此评论：“白种人去中国的动机有三：打仗、赚钱和传教……由于深信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远胜于其他任何文化及生活方式，因此，当我们遇见一个像中国那样的民族，便深信自己所能做的最仁慈的事情就是，让他们变得像我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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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传教运动引起了美国社会，包括洛克菲勒对中国的极大兴趣。明恩溥成了最著名的传教士作家、“美国的中国事务政治家”，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是其读者。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明恩溥关于如何处理庚子赔款的建议会得到实施，庚子赔款的余额用于了中国教育。他的著作《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被译为多种文字，成了“对了解中国最有帮助的书籍”。盖茨是读者之一，他给明恩溥写信：“最近，我和我的家人如饥似渴地读完了你的《中国人的气质》和《中国的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那种满足感，犹如炎炎夏日畅饮了纯净清凉的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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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带来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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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需要保证在中国西学传播中的优势，他们可以比本地人做得更好的领域只有西学的传播，主要是教育和医学方面。医学传教士的工作可以阐述为：慈善济世，在拯救异教徒身体的同时，连灵魂一起拯救。当时，教会大学之一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校长说：“在什么样的建筑里行医、做什么手术都无关紧要。这只是给了你向病人传福音的机会……没有人要求你承担治疗疑难病例的使命。这样的病例，只会花费大量时间，给医学传教团带来焦虑和麻烦。最好只处理那些容易快速痊愈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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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和爱，在上帝教导中获得一致性。治病成为走向皈依的一种努力。用一位医学传教士的话说，他们“服从两个天职的召唤：一是基督世界的召唤，二是世俗世界的召唤”。只是到了后来，传教色彩渐渐转淡，医学传教士越来越像医疗专业人员。19世纪30年代在广州开设第一家医院的美国人伯驾说：“每周都有成百上千的病人投医，我急于医好他们的病体，却无暇代表他们的灵魂向天堂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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