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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院及实验室的建筑，都由走廊连接，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在此，从一科到另一科的距离都很近。这样就把教学与研究相互联系起来。美国任何一个医学院都无法与这样的设计媲美。与此同时，各科成员之间的频繁交流，也因为所有医生都是全职的教学、研究人员而得到实施。这里的医生没有因私人出诊赚钱而分心，这一优势，又是美国任何一家一流的医学院都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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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洛氏驻华医社主任后，顾临在1916年发表的《一个门外汉对现代医学的印象》演讲中说：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医学应避免美国医学院的弊病，其中之一就是，医学院学生未能得到充分训练，因为培养好大夫比培养庸医要耗力更多。顾临说，美国的错误是听任不合格的医学院肆意丛生，导致庸医充斥全国，中国应从一开始就把标准设得很高，以便为将来树立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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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的专家们决定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模式移植到中国。这个试验大胆而理想化，操作起来物理距离也遥远。北京协和医学院是这些改革家的一片理想试验田。但他们对困难的预估还是过于简单了。举一个非常小的例子，基金会为帮助中国建立合格的医预科教育，与湘雅医学院签署了由湘雅来承办一个生理学系的协议。但湘雅很快就发现，这个生理学系几乎不可能达到“要求的高标准”，主要问题是找不到合格的老师。湘雅有人向顾临抱怨说：“当然不能指望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博士和他的那些同事们明白。因为这里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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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你们的圣人那样，坐在纽约勾画出一个理想的人选和他应有的文凭是一回事，但你、我很清楚，弗莱克斯纳博士及其同仁们熟悉一大群在美国医院里翘首以待的年轻气盛的专家们，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人中很少有愿意来中国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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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作为一片全新的高标准试验田时，基金会寄望它在各方面都避免美国医学院所犯的错误，甚至避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不足。但当时完全预料不到将遇到多么巨大、多么繁杂的困难。只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更震动人心的是：每遇到一个困难，都会想办法去解决。是的，困难很多，困难也很大，但会一个一个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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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招募最优秀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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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奇曾说：“选择教师的关键点是其研究能力或者激发学生研究的能力。”协和办学最初的教职人员，是韦尔奇和西蒙·弗莱克斯纳亲自从美国、欧洲招来的一批年轻科学家。尤其是，韦尔奇亲自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挑选了一批教师。在将他们招聘来协和之后，他们还关注这些人后续的职业生涯，当在中国的旅居结束时，协助其回到美国后的职业发展。到了1920年及以后，就再也不需要这样的协助了。因为这时的协和，已经成了一家国际认可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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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这些外国教员需承诺在协和工作5年，但由于协和的研究及临床工作环境很有吸引力，生活、住宿条件等也令人满意，许多教授都在协和工作了不止5年。1918—1942年，有71位外国人受聘教学职位，平均工作年限为7年。在16位工龄为10年的外国人中，有11位任职协和的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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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取如下几例，以说明最初一批教员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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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德里（Edmond Vincent Cowdry）在协和建立了解剖系，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解剖系教授。 步达生后来加入协和的解剖系，在中国合作者的帮助下发现了“北京人”化石。 物理化学家海司汀斯（A. Baird Hasitings）从芝加哥大学来到协和，最后在哈佛大学完成了其职业生涯。 福斯特（Ernest Carroll Faust），因其在协和对血吸虫病、支睾吸虫病和疟疾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美国著名的寄生虫学家。 美国医学教育家奥斯勒曾描述过医疗这个行业：“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普世一致性的行业就是医疗，无论走到哪里，医疗所遵循的规矩相同，所怀抱的志向相同，所追求的目标也相同。这种普世一致的同构性，正是医疗最大的特色，它是律法所没有的，也是教会所没有的，即使有，其程度也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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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在协和的初期，可以招聘一群轻蹄健马的科学界人士来到中国，专心投入，不拘于一时一地，所作所为大开大阖。准确地说，他们所效力的不是一国一族，他们是投身在医学这个领域里，竭尽所能探索钻研。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协和管理部门曾不得不提议，全校员工中的所有美国人，如果愿意听从美国国务院的劝告，应在条件还允许的时候，尽早考虑离开中国。但结果是，没有一个人选择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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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各国的师资力量在协和聚合。在选聘哪些人来协和任职时，突破了传统规则，用今日的语言来说，是不拘一格降“创业型人才”。协和建立之初，教师大多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外国专家来担任，共招聘了151名员工，其中的28名中国人中有25人在国外受过教育。协和药理系曾试图招聘哈佛大学医学院药理系主任克来耶（Otto Krayer），后来因为哈佛医学生太喜欢这位教授而抗议，使他未能离开哈佛来协和任教。而著名的物理学家斯狄弗勒，则被聘为协和医预科的教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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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一位住在北京的知名记者为《纽约时报》撰写封面文章，他预言：“洛克菲勒在中国的活动，将成为中美关系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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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希望很大一部分就在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所促进的工作中，因为在这片领域里，老旧的原则与种族优越感或自卑感的束缚，都消失了，代之以对高专业标准与能力的共同奉献、对科学进步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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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就像一个“跨国的科学共同体”，将各类学者聚合在一起，聚合在具有规范性目标的专业协会、合作研究活动之中。这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新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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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办学之初，主要招聘的是外籍教师，并逐步吸收那些留学回国的、高素质的第一代医学科学家和医生。到后来，再逐步扩大到协和自己培养的优秀人才，即第二代医学科学家和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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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20年为例，包括低级别的助教和助理在内，共有22名西方人和9位中国人。后来，协和越来越多地聘用自己的毕业生，通常先送他们去欧美接受先进理念的培训，再回国工作。到了20世纪30年代，一批从协和毕业或来协和工作的中国优秀人才成了协和的骨干，比如内科的张孝骞、李宗恩，外科的曾宪九、吴英恺，儿科的诸福棠，妇产科的林巧稚……美国《时代周刊》曾特别提到，协和办得如此成功，以至后来“这里的骨干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到1940年，教职队伍中只有10名西方人，而中国人为10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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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建立之初，教学老师是一支“多国部队”，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中国等，图中是1921—1922年的教职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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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首批聘用的教员中，有这么几位杰出的华人教授：外科医生刘瑞恒、生物化学家吴宪、病理学家胡正祥。他们都毕业于哈佛大学。其他华人教授还包括：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细菌学家林宗扬，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生理学家林可胜。以上各位，都成了相应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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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员，还有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协和的顾问及董事会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胡适。20世纪20年代初期，胡恒德给顾临写信谈起与胡适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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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月，我有机会和胡适博士进行了几次谈话，讨论了医学院的机会与影响，以及未来可能的政策……胡博士总结说，中国人欢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工作……因为它显而易见的、卓越的教学和科学标准，没有种族歧视的中国员工政策，以及对宗教事务的宽大态度（没有强迫性的宗教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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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是协和的中国知识分子顾问之一。1929年，除了胡适，以下这些人也受邀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董事：清华大学校长周贻春、国家地质调查主任翁文灏、驻美国及国际联盟大使伍朝枢、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国地质考察创始人丁文江。他们都接受过西方教育，都是拥抱科学方法的新型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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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窥解剖系：全球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