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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协和的客座教授并非今日的走马观花。他们所到之处，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有的甚至奠定了中国一些学科的基础。比如，协和儿科的发展便来自于1924年到协和的客座教授豪特的贡献。豪特是美国儿科权威，他的《婴儿和儿童时期的疾病》是美国通用儿科教材，《育婴指南》则是美国母亲们的必备手册。在协和时，他每天参与教学、查房、免费诊疗特约病人，每个月他都在大礼堂做专题讲座。由于他的影响，使得原归在内科的儿科得以独立成科。豪特教授在协和工作了半年，因慢性肾炎急性发作，导致肾功能和心功能衰竭而病逝在协和。临终前，他提出遗体供医学解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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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科的主任汉斯·津瑟（Hans Zinsser）教授，在哈佛时就培养出了4名中国学者。他和魏曦一起，发明了可以培养出大量立克次体的组织培养法，并制出疫苗，为墨西哥预防斑疹伤寒运动提供了有力武器。在1938年津瑟来到协和后，发现这种病在中国也很流行，连门诊的医生、护士也常被感染，他把预防技术传授给了协和细菌科人员，并制备了几千份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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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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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来自外部的“知识杂交”，老协和还有内部发动的“知识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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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西方教员广泛参与中国师生的合作研究，每年合作发表数百篇论文，不少刊登于欧美的主要医学刊物上。优秀的年轻人在协和工作三到五年后，可去欧美进修一到两年。学校和洛氏驻华医社预先联系好国外学府，在已有的专业基础上，请国外名师指导，学习新知识和技术。这些人返校后多成为骨干，升为讲师或副教授。继续工作5年后，还有机会利用一年休假再次出国深造。而这些出国充电的中国人才，也让世界知道了遥远的东方有个“协和”。到1937年，16位中国襄教授中有11位是协和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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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1933届的协和毕业生邓家栋被派往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在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上，针对一位患者的死因，大多数人认为是急性阑尾炎导致穿孔及腹膜炎致死，邓家栋却认为死因是伤寒病肠穿孔。最后的病理解剖结果证明：邓家栋正确。这让在场的医生们非常惊讶和钦佩。邓家栋解释说：因为病人曾先有数天发热、腹泻，然后突发剧烈腹痛及高热，而不是先有腹痛的病史。也是这一年，邓家栋与血液病学专家富克纳（Forkner）教授报道了中国第一例嗜酸细胞白血病病历。他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留学时，在诺贝尔奖获得者迈诺特（George Minot）的指导下，研究红细胞的破坏溶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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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吴英恺被派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巴恩医院进修胸部外科。他的一份关于食管癌手术治疗的报告，在圣路易斯外科学会引起了注意，当时他的导师也曾做过食管癌切除术，却无一例存活，而吴英恺与协和医院外科同事共同完成的11例，有6例较长期生存。1942年，吴英恺又转去郭霍医院进修。有一次，医院来了个急性腹痛病人，吴英恺诊断是急性阑尾炎，报告院长要求手术。院长看了病人说：“我看他不是阑尾炎，但做手术我不反对。”吴英恺没有犹豫，立即开刀，发现病人的阑尾已濒临穿孔。医院的几百名病人一下子都知道了这位来自中国协和的吴大夫。在10个月的进修期间，吴英恺还改进了无菌操作，与同事们创造了200例胸廓成形术无一例化脓感染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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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吴阶平在芝加哥大学进修时，他的导师、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后来获诺贝尔奖的哈金斯教授（Charles B. Huggins）说：“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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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吴英恺（第二排左二）在美国圣路易斯市郭霍医院（Robert Koch Hospital）进修时，与胸内外科医生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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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专家的优厚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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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原副校长孔宪铎教授曾在东西方的多所大学中学习、工作过，他记录了一本《东西象牙塔》，其中提到：“在我看来，西方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坚持以人为本；制定并执行详尽而完善的游戏规则；深具世界眼光。”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招聘最好的人才，并让他们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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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协和专家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基本与西方相近，也保证了可以招到很好的人才，“并让他们开心”。因为预料到寻找真正高标准的优秀医学科学家存在困难，协和开出了足够慷慨的工资条件。在1921年，系主任工资为1万银圆（约合当时的5 000美元），副教授为7 000银圆（约合3 500美元），工资比美国还高，而在美国的生活成本明显要高得多。第一任校长麦克林在一份20页的备忘录中，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们说明工资范围的合理性。他提醒董事会，有义务给所有西方员工提供住房、退休金和4年一次的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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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京的生活费用是：20美分可在一个月内包租一辆人力车；煤10美分/吨，在冬季，起居室用煤平均每月4吨，厨房用1吨；电费每月10美分左右。在1919年2月的北京，牛肉价格20美分/斤，嫩牛肉30美分/斤，鸡蛋20美分/斤，苹果6美分/斤。对于一对美国夫妇来讲，一年有5 000美元的薪水再加上可观的住房津贴，在北京的生活会很舒适。他们一年的工资可抵当时中国一个中等商人的全部资产。整体上，协和医学院的工资要高于其他任何教会或者中国机构。此外，还有其他附加福利，如去欧美的学术休假年，可保证他们成为世界性的科学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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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北京的西方教授可选择住在旅店里，一套不错的房间不会超过8美元/天。一个月花上150美元可包下一套宽敞和设施齐全的公寓。多数外籍教员都选择住在协和的房子里，位于北极阁或外交部街，虽不豪华但很宽敞，有佣人和厨师。一套典型的住房包括餐厅、客厅和起居室，家具齐全。主人每月付保姆费用55美元，可以照顾小孩、整理房间、做饭。据说，吴宪教授自己则住在经过改造的慈禧太后的隐居处，里面游泳池、网球场、马厩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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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教授们在北戴河或青岛有房舍，可以避暑。酒会、晚宴和北京使馆区的舞会则是寒冷冬日的消遣。协和医学院的公共接待室，会轮流为在北京的国际知识界人士举办聚会、科学论坛和文化活动。一位教授后来回忆：不可能有比北京更愉快的“学术和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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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约有2 000名外国人生活在北京。他们中间有一些是商人、军官、政府驻华代表，更多的是从事教学和传教活动的人员，生活相当中国化，也丰富多彩。一个月交上10美元就可加入俱乐部，使用网球场地、溜冰场。20世纪初的北京，报业也比较发达，仅英语报纸就有《北平领导者》《北中国之星》《北平和天津时报》。协和很关心长期住在北京的外籍子女的教育，在协和有一所英语学校，来自协和的教工子女学杂费减半。北方语言学校还专门教外国人学习汉语，为美国人学汉语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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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协和外科主任邰乐尔，在写给其导师霍尔斯特德的信中，描述了野外活动及打猎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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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峦环绕，不用花太多时间，我们就置身于优美的乡野。上个月，我们几个人去内蒙古打猎。我们兴致勃勃地攀爬崎岖的山坡，天天乐此不疲地追寻难猎的大角羊……新年假期我希望可以去山西南部的山林里猎寻野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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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客座教授毕宝德在1921年回到协和，参加学校开幕式，并成为学校的客座教授。他周六上午出诊，周二有3个小时的教学查房。在每月一讲中，他介绍自己在呼吸方面的临床研究。毕宝德夫人觉得在协和的生活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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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我们生活在天堂中。因为我们来之前，没有想过在北京会有自己的房子，对能够拥有花园和围墙之类的也不抱奢望……在这里，管家召集并约束其他的侍者，我们不用操心这类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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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毕宝德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实验室主任，他对协和赞不绝口：“我所能提出的建议，几乎微不足道，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我对工作很满意。”“北京的病种极为丰富，可以找到大多数美国的常见病，同时还有许多新的疾病。对于许多美国人，中国似乎很遥远。北京处于西方文明的边缘，但对于那些知情人来说，北京协和医学院正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院并肩前行。”他在《科学》杂志上一篇讲述协和内科的文章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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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的成就与这一切优厚的生活保障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让我们记住这句话吧：“在特定的职业境况下，大学里的教授会努力实现并且十全十美地实现某一个既定的职业理想。当一个人从生活的燃眉之急的斤斤计较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的闲暇有条不紊地用于思索内在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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