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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6月30日晚，是协和实习生迁入与迁出的时间。整个宿舍楼有两股人流，一股进，一股出，紧张而有序。新来的实习生放下行李后，就立即换上工作服，开始熟悉自己的工作，并被分上一个信号灯的灯号。除了休假和请假外，实习生白天晚上都必须在医院，医院的各个地方都有明显的信号灯，每个实习生有一个灯号。如果不在岗位上，就会有人打电话给总机要求打亮他的灯号。实习生看到灯亮时，会立即回到岗位。24小时值班的实习生，既能在医院各处自由活动，又能随叫随到。如果半小时内找不到人，总机报告给院长办公室，第二天就被通知到院长办公室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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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北京协和医院的眼科主任霍华德教授带领医学生、医生们进行病房大巡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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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磨难、喜获知识，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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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午是协和1934届毕业生，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传染病学家。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受竺可桢之邀，任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任院长、附属医院院长。在《从医学生到内科住院总医师》中，他详尽地描述了自己从一位协和医学生开始成长，毕业后留在协和工作，担任住院医生直至住院总医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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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午出身书香门第，中学、大学上的都是教会学校。他先在苏州的东吴大学读过三年医预科，又读了一年大学预备班，1929年考进协和医学院。在他读书时，从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始，每周举行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由病理老师和临床老师一起筹办。三年级时，他开始在病房和门诊见习。最后一年是实习，那时实习生要亲自检验病人的各种标本：痰、胸水、脑脊液……自己检验的结果常常比化验室要快，能早诊断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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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午在当实习医生时，曾有多次为找到胸水、脑脊液内的结核杆菌或周围血液内的黑热病的利杜氏小体、疟原虫……花费很大力气，“经常要熬到深夜，但收获也很大”。他在协和实习期间，就有“活科赫”[11]的美名。有些疾病的病原体，别人找不到，他却能找到。他发现在推血片找疟原虫时，将推片推到载玻片一端，并将推片一端略提起，增大推片与载玻片之间的角度，就可使比重较高的疟原虫集中在载玻片的边缘，变得容易找到，提高了疟原虫的检出阳性率。做完这一年的实习，8年寒窗结束，回头望去，“自入学到毕业的5年中，我的同学中有的被淘汰退学，有的留级，有的从他校插班进来，到毕业时只有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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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育人模式”的特色之一在于，医学生毕业了但学习之路仍未终止，更确切地说是终身学习。协和医院实行的是临床住院医生制度，每年面向毕业生招聘一次。工作三四年后有机会当上住院总医生。因名额有限，需经过激烈竞争才能聘上。当时的协和医学院崇尚先进的西方医院管理理念，包括“完善的招聘制”和“讲求效率的制度化管理”。在毕业后继续做了三年的助理住院医生后，王季午被聘为内科住院总医生。这是个非常荣耀和锻炼人的职位，在他之前，已有10人担任过这个职位，其中有医学大家张孝骞、钟惠澜、刘士豪、邓家栋、谢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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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午认为，协和的八年制教育以及后来三年的住院医生制，强调的是扎实、深厚的基本功和实践经验。协和学生在整个八年学习期间，打好了普通理科基础、医学基础、临床实践基础。在毕业后的四五年，又接受了严格的临床实践，并开始用临床资料对一个医学课题专门进行观察与研究。所有这些在王季午看来，“是培养高级医务人员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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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心脏病专家黄宛回忆起在协和的几年经历，深刻的磨难及喜获知识的乐趣兼而有之，“令我40多年来未能丝毫忘怀”。1986年夏天，和黄宛同一班的1943届协和毕业生再聚。这些老协和人坐在一起，回忆自己的协和生涯，用的题目是“无限依恋忆协和”。在畅叙旧事时，他们提到许多协和的特色，比如上基础课时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小测验，临床见习导师制，以及协和传统的教学巡诊和病理讨论会。此外，一个少不了的主题是“激烈的竞争、无情的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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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协和为调剂学生生活，促进同学间的交际，每周六晚请几位教授夫人教跳交际舞。宋鸿钊说：“同学们因功课紧，去的不多，教授夫人便亲自到宿舍邀请。我和几位南方来的同学，因怕功课跟不上，不愿参加，为避免宿舍灯光外露，教授夫人们来叩门邀请，就把桌灯放在储藏间内，把自己关在里面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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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1943届学生、后来从事公共卫生营养学的范琪教授，她父亲曾是当地有名气的开业医生，当时她自己也觉得学医后当开业医生很好，治病救人。不过，她一到协和就改变了想法。她“看到各位老师在从事教学和医疗的同时，都在进行专题研究，常常在实验室忙碌到深夜。他们联系各自的专业，经常去图书馆阅读新书刊，星期日上午也常去……他们的研究成果，明显地提高了医学理论和实践。”当时，做开业医生可以获得很高的报酬，比留在协和当教员的报酬肯定高得多，但她自述：“由于受老师们的影响和协和学术空气的熏陶，在学生时代就逐步明确：毕业后不能仅当一名开业医生。这个想法，在当时的学生中是很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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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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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人概括过协和颇具特色的育人方式。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英恺在2003年出版的《老协和》序言中提到：协和的特点是小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打好基础，保证人才和事业的持续发展。“过去如此，今后也应如此。”对于如何培养医学人才，吴英恺最看好的是老协和的育才之道。晚年时，他曾几次将协和医院的领导请到家中，探讨老协和的淘汰制、24小时住院医生制、住院总医生制。他说，过去协和培养10个人，准能出两三个名医、名教授，中国需要“五星级”的名医，需要像协和那样的、高质量人才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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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出版的《协和育才之路》前言中，在20世纪60年代任协和副校长的董炳琨这么写道：“（协和）学校历史悠久，几经沧桑，曾三次停办，三次复校，在大环境影响下有过很多变化。它在我国医学界和医学教育界作用最为突现的时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间，其教学风格和特色的形成，也是在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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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把协和的育人模式提炼、传承下来，在召开第一次《协和育才之路》的编写讨论会时，93岁的邓家栋来了，89岁行动不便的吴英恺院士来了，80多岁的章央芬、冯传汉也来了……总共19位。到了第二次讨论时，增加到26位。究竟什么是协和育人之道呢？经过这些老协和人或是老协和管理者的共同讨论，除了学生少、条件好、要求严、教师一流、特定的历史环境之外，多年的协和教学形成了一套优良的教学传统，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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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能力培养，而非死啃书本； 强调基本功培养，未来发展才能厚积薄发； 强调科学严谨，养成认真求实的习性；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参与解决实际问题中成长，培养创新意识。 与它们相近的另外一个版本则是，强调“三基三严”。“三基”是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三严”是严肃态度、严格要求、严密方法。但与“协和育人模式”相关联的残酷的淘汰制、培养的学生少、学制长、全英语教学……这些在当时和今日看来仍属极端的做法，围绕它们的争议，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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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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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备受争议的协和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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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创建时实现的高标准，可以称为“Flexner模式”。协和的整套课程全部按照“Flexner模式”设置，具体元素包括：医学院与教学医院直接挂钩、全职的教学和临床工作人员、4年的住院医生体系、强调临床和生物医学研究、至少3年的医学本科预科，以及研究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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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曾做过这样的比较：相对于“Flexner模式”，北京协和医学院缺少的是一所大学；相对于“约翰·霍普金斯模式”，北京协和医学院缺少的是公共卫生学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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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缺憾，北京协和医学院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筑设计反映了Flexner核心元素的医学院、医院复合体”。尽管它模仿豫王府庭院，但花园长廊构成了医院、教学楼、基础研究建筑之间的物理连接。学生、教职员工的宿舍区，与毗邻医学院的校园区，构成了一个居住性的科学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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