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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巧稚的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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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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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学习负担很重，可学习条件也很好，在生活细节上堪称呵护备至。这呵护，从新生入学上路的那一刻就开始了。1924年的秋天，18岁的严镜清被协和录取，从上海绕道武汉到北京，到了协和的学生宿舍文海楼，“门房工人带我去看一个布告牌，其中有一张是宿舍房间分配名单，这牌上布告都是英文的。我很快找到我的英文拼音名字，就顺利地住下。两人一间，很宽敞、讲究、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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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鸿钊入学时是1937年，从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毕业考上协和，正值抗日战争，南北交通中断。直到1938年，他才上了路，但也是绕道上海，坐船到天津塘沽，再去北京。第一次出远门的宋鸿钊正忐忑时，船到塘沽，有人上船来告诉他，岸上有人接。一问才知是协和派来的，怕他上岸遇到困难，帮他办理登岸手续。他被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报到后，注册主任安排宿舍工友组长接他到学生宿舍，房间里的物品一应俱全。第二天，校医通知他检查身体，还准他休息一天以缓解旅途的劳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来自南方的同学由于当时汇兑不通，失去了经济来源，学校知道后就借给每人每年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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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人回忆上学时“衣服自己不用洗，由洗衣房洗；房间卫生不用打扫，有工友管；就连被子也用不着叠，早晨起来拔腿就走”。学生宿舍有一个相当大的休息室，有地毯、沙发和几张桥牌桌，有一部很好的留声机和一台很大的两波段收音机。“书架上有当日的报纸，很多英文小说和美国画报《生活》以及《时代周刊》等。晚饭后，大家都愿到这里玩一会儿。另有一个健身房，有许多锻炼身体的器械，不过，同学们功课太紧张了，去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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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医校刊》（The Unison, 1931—1932）的扉页，胡适题辞。《协医校刊》会报道学生们紧张学习之余轻松的一面：根据学生平时的非学术成绩，可以获得特设的荣誉学位，比如，授予陈鸿达以“摄影学士”，授予康锡荣以“睡觉学士”，授予钟惠澜“音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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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时及上学期间，有定期健康检查、X光透视检查等，诊断治疗及住院都免费。身体瘦弱者可吃免费供应的鱼肝油。学校提倡体育活动，有课间操，缺操的或出操不认真的学生要被低声问姓名。学校里设有网球场和篮球场，冬天有溜冰场。但事实上，大多数学生平时很少参加体育活动。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的二三十年代，到了周末假日，学校还派车送学生去郊外风景区郊游，以增强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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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协和的学生出版了3期《协医校刊》，皆用英文写作，刊登了许多戏剧小组、俱乐部、班级活动、学术论坛的图片。在1924年的第一期《协医校刊》中，瑞典籍的护理系学生令瑞雅（Svea Lindberg）描述了协和的圣诞节。节前一周，大家开始准备。在平安夜，令瑞雅走进病房，推开了一扇贴着红纸的门，上面的红色中文表达着圣诞到来的喜悦之情。在病房内，她看见一棵装饰着各种彩色灯泡的圣诞树。每间病房的门都被装饰成供圣诞老人出入的壁炉。下午三四点，在门诊部举办了儿童聚会。孩子们“从厚厚的棉衣中伸出稚嫩的小手，小辫子上扎着鲜艳的丝带”。背景中传来圣诞颂歌，圣诞老人突然从火炉中跳出，给每个孩子发放礼物。圣诞节早上5点，护士们唱着圣歌从病房穿过；9点，圣诞老人再次出现，给每位病人、医生以及护士发放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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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也组织了戏剧社、演说团和歌咏团，还有杂志研究社，可以培养学生科研写作和展示论文的能力。体育活动则以教师足球队、篮球队和网球队为代表。协和的棒球队甚至可以和驻华北美军最强的队伍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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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学生会文娱组的成员在演戏。自左起：程玉麟、聂毓禅、荣独山、钟惠澜、朱章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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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质的少而精，还是求量的扩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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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协和的宽进严出、培养人数少，也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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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4年着手准备，到1917年开始招收医预科学生，协和坚持“优中选优”，选出真正立志从医的学生。校园里的老师比学生多，是一个稀松平常的现象。协和的老师们已经习惯去带领这支以一当千的精锐之师。从1924年第一班毕业到1943年，协和共毕业了310余人，平均下来每年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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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当洛克菲勒基金会计划在远东建立一所协和这样的医学院时，设想是：小规模、高水平。在1914年考察团的报告《中国的医学》中，反复权衡了“求质还是求量”的问题。协和医学院在规划时，按每班25人、最多50人设计，医院设计的床位是250张。按照这样的数字，规划了协和医学院、医院的建筑和设备。但在协和办学过程中，不断有人提出：中国人口多，医学人才严重缺乏，以协和的人力财力，应招收更多学生，尽早为中国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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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协和医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梁宝平、刘绍光、侯祥川（自左起）。经过10年的艰辛努力，换来的只有3位协和毕业生，这并未让洛克菲勒基金会感到回报无着，他们仍旧坚持一流的精品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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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2年，协和的生物化学教授吴宪估算，中国需80年才能达到每1 000人有一名医生。当时的卫生署副署长沈克非也算过，中国需100年才能培养足够的医生。在1946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报告中，也提到中国最少需一个世纪才能达每2 000人有一名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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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协和扩招的压力一直存在。曾在协和教生理学的林可胜，对每班只招收25名学生的限额也有意见。他建议根据协和的条件和设备，每班应接收40名学生，甚至可增加到50名。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联盟的医学顾问也提出过这个问题。1939年，协和医学院董事会曾同意每年招生增加到40人。在1948年考虑重建协和时，亦决定每年招生至多不超过40人。今天的协和，则未能免受“大学的膨胀”的影响，不得不为争取更多经费而多次增加每年的招生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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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的曹钟梁教授，曾于1935年至1937年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后来任华西大学医学院院长，他如此评价协和的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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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到北美洲进修内科、传染病学两年。在国内曾听说协和主要是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模式加以改进组成的，因此，我专门申请到约翰·霍普金斯的内科参观学习三个月，着重了解它的设备条件与教学方法。对比之下，我认识到：小而精的特殊条件下，协和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与取得的教学效果，不仅不亚于约翰·霍普金斯，而且在某些医学理论、实践操作和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可能是高于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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