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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杜威访华时的合影。他在《美国与中国教育》一书中说，年轻的中国人“需要西方的知识和方法，以便他们独立地运用它们来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抄袭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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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杜威。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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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当时美国医学教育所包含的先进成分，“实验室操作”是从德国学来的，“床边教学”是从英国、法国学来的。但在这些欧洲国家，只有优秀的高年资医学生才能有学习这样的知识的机会。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希望更多的医学生得到学习的机会。当时掌管教学的内科主任奥斯勒说：坚实的基本功教育，起码要用在87.5%的志在成为医生的学生身上，而不仅是用于那些有志于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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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到了19世纪后期，世界能够在医学教育的理念上发生堪称革命性的转变呢？这是因为医学教育家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和医学有关的信息，已经可以用“海量信息”和“惊人的聚积速度”形容，以至当时密歇根大学医学院作出决定：图书馆不再把重点放在去购买更多的课本上，转而开始订阅世界上主要的医学期刊。医学生们在医学院里学习的那几年，仅仅是在医学信息大海面上的蜻蜓点水。据说后来成为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的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读二年级时，因为课程表过于拥挤而患上了抑郁症，那是1893年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不能再是把水桶灌满，而是要把火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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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勒曾如此表达了他对医生这个职业的认识：医学是“一生的学习过程”。与奥斯勒名列约翰·霍普金斯“四大巨人”的韦尔奇，在1886年曾如此感叹道：“一个脑子里能装下医学界所有确定的事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于是，教会学生们怎么面对这些海量信息，怎么处理、归纳、诠释这些信息，显得越来越重要。医学教育需要给学生们建立一种正确的方法：去获取所需的信息，然后评估这些信息，而不仅仅是列举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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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勒的课堂上，医学生们一直在对着病人进行学习。课堂从病人开始，到病人结束。而教科书和老师讲的课只不过是工具而已。医学生们不需知道奥斯勒所教的内科学的所有知识，但是他们要掌握重要的一点，即“为医的原则”。如同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所说：科学的全能，“不在其内容，而在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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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医学院，培养的应是有科学思维的医生，而不是一头扎进琐碎之中再也出不来的医生。奥斯勒将此概括为：“把医学生引导到正确的路上，给他方法，教他怎么学习，怎样尽快找出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非重点。”韦尔奇则把这叫作“科学的思维习惯”。医学因为使用“归纳法”而成为“科学”，并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韦尔奇在1915年的中国考察之行后说，科学实践对欧美学生很重要，但对中国学生更重要。由于他们长期不用，所以缺乏“精确观察自然现象并对此正确推理的能力”。因此，“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为了培养科学调查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真正缺乏，只是目前处于休眠状态。今天的中国，就像17世纪初实验方法尚未被引入各科学学科时的欧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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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到正确的路上，教他怎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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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流传着一位解剖学教授的故事。这位教授上课时，会提供给学生们一具尸体、一个参考书目的书单、解剖的基本要点，以及用显微镜的方法，然后让学生们自学。他对学生们说，尸体就是你们的课本。解剖室从星期一早上开到星期六晚上。学生们可以问老师问题，和老师讨论，教授及其手下的教职人员一直都在。有个笑话流传说，这位解剖学教授的妻子问他，该怎么给孩子洗澡。解剖学教授答道：把孩子放到澡盆里，让他自己去摸索该怎么洗。在这位教授的学生中，至少有20位后来都成了解剖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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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医学院的一年级，人体解剖是重点课程。1947年协和第一次复校后，张鋆教授主持人体解剖课程。在人体解剖的实习课上，4人一组，解剖一具尸体标本，两人负责一边。实验前，首先要求学生尊重尸体，对每个部位如何下刀，都有规定。这是学生接触的“第一位病人”，不允许随便做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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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鋆教授上课从不用教室已有的挂图，而是自己在黑板上一边讲一边画，用不同颜色的粉笔，清楚地展现有关部位的神经、血管的走向及其与邻近肌肉、骨骼间的关系，分毫不差。遇到有双侧对称的情况，他还会展露绝活，两手同时握笔，左右开弓，双手画解剖图，把枯燥的解剖课教得活灵活现。上过张鋆教授课的医学生，有的也练就了画解剖线图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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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学生在听老师讲解剖学（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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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毕业的张铁梁教授日后回忆：“张鋆教授的课讲得非常快，一面在黑板上画着解剖图，一边用英文讲，快得你无法记笔记，其实他并不要你死记，只要你听，课后马上进解剖室，去观察尸体，特别让学生注意发现每个尸体的变异。要一丝不苟地解剖，仔细地观察，做不完晚饭后再做。有人一直做到深夜，而陪伴他的只有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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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的解剖学考试，出了这么一道考题：足球运动员一脚射门时有哪些肌肉起作用，这些肌肉的起点和着点在哪里？一些只知道把解剖学知识背得滚瓜烂熟的医学生们，却答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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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毕业的叶恭绍说，上解剖课时，有一件事当时很不习惯：“一天，全班20名同学都集中起来看示教。不料，教授领进来一个全身一丝不挂的活人，站在我们面前。教授从头到脚在他身上指点着，说明体表和内脏的各个部位。这比用人体解剖图当然更清楚，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但当时却感到很不习惯。我想，这是教授有意识地要求学生习惯于这种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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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阶平回忆说：“一年级的生理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课程是由国际知名的林可胜教授主讲，这门课我学得较好。课程结束时有8个同学的口试要由林教授亲自主持。其中4名是学得较好的，要通过口试选出最好的；另外4名是学得不好的，由他来确定谁不及格。口试的名单按姓氏英文字母排列，我是‘W’，排在最后一个应试。口试的时间按规定是15分钟，前7个人都按时考完，轮到我时，后面已无人等候。林教授的问题接二连三，问得很活，都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越问教授兴致越高。考了接近一小时，秘书来请他到礼堂参加一个追悼会，我如遇大赦，以为这下可以得救了，不料他却说：‘你等着，我很快就回来。’他回来后又问了半个多小时才算结束。我疲惫不堪，感到天昏地暗。走出协和东门时，细雨蒙蒙，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正是这次折磨人的‘特殊关照’，更激发了我对生理学的浓厚兴趣，甚至打算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专业。读完一年级，我约了三位同学在二年级时选修生理学。生理学课程难，教授严，过去10年中，从没有人选修。我们的举动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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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胜在协和时经常强调青年人要多动脑筋，要有自己的思路。有一天他问一位学生：“你是否经常想问题？你晚上在床上是否常因想问题而睡不着觉？”一位会引导的老师能让学习充满乐趣。在林可胜之前，生理学由一位英国教授讲，他既不善讲课又不擅长实验示范，考试常出难题，评分苛刻。但自林可胜来了之后，学生眼中的生理学开始变得有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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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的林可胜（左一）与生理学家们在实验室里的合影。出生于新加坡、在英国接受教育的林可胜风度优雅，后来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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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胜在1924年来到中国任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协和的学生成立医疗救护队，之后在汉口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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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吴宪来协和教生物化学。在教学中，他能游刃有余地跨越不同学科，进行原理“混搭”：他用胶体化学的原理讲蛋白质性质，用热力学原理讲能量，用动力学原理讲酶学，左右逢源。有一次，在安排学生测定血、尿成分实验时，为说明膳食对代谢的影响，将学生分为两个大组。一个组的学生素食三天，另一组则吃高蛋白膳食三天，在最后一天留24小时尿，测定尿pH值、血糖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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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神经内科学课上，学生们更是通过教授的表演领教了什么是癫痫发作。这位教授便是冯应琨，他在黑板上写出“癫痫”两个字，问同学们是否见过癫痫发作。同学们回答没有。突然间，教授倒地，四肢抽动，口角吐出白沫，吓得同学们都站了起来。教授站起来拍打着衣服上的尘土说：“这就是癫痫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