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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的“师道”不仅限于导师，还在于照亮校园的其他老师，有时他们的一句话或一场讲座，就能将年轻人心中的火点燃。比如，在吴阶平回忆协和的文章中，有一节叫作“有准备的头脑”，讲述的是协和内科教授斯乃博（Isidore Snapper）、外科主任娄克斯（Harold H. Loucks）对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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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乃博教授是我最佩服的学者之一，他知识渊博，善于表达。他讲话和分析病例时，总是中心突出，层次清晰，逻辑性强。他那场题为“有准备的头脑”的演讲，紧密联系实际，旁征博引，说服力很强，至今我都记得，可以说是终生受用。联想到自己四年级当“器械员”时的一次实践，更是体会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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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我在四年级时，曾担任“外科代理实习医生”，这个职务可以极大地发挥学生的能动作用，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在手术台上，实习医生做“器械员”，也就是位于手术者、第一助手、第二助手之后，职责是术前准备器械，术中为手术者及助手递送器械。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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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外科主任娄克斯做一个大手术，患者正是我分管的病人，所以由我来担任“器械员”。为此，我做了认真准备，不仅参阅了《外科手术学》的有关篇章，还到病案室翻阅了主任过去做同样手术的所有记录。我认为，只有熟悉手术的步骤和术者当时的意图，才能及时递出需要的器械。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我这个“器械员”配合得也很默契。最后，做手术切口缝合时，主任回过头来问我：“大夫，你以后准备专修哪一科？”我回答说：“准备修外科。”他和蔼地说：“我意识到你应该学外科。”这是对我的嘉奖，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斯乃博教授的演讲，更深化了我对“有准备的头脑”的理解。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处处要做有心人，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毕业5年后，一定要超过一般毕业10年的医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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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的外科手术室，洁净无菌，每逢重要手术会有不少观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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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妇产科专家杨秀玉曾说，影响她作出一生中职业选择的，是林巧稚第一次给她们上课时的第一句话：“受精卵比米粒还小得多，在母体内遨游一周，就长成一个孩子出来，这里面有多少奥秘需要探索。”这一句话，激起了一个女医学生对生命的好奇。就在那一瞬间，杨秀玉决定了，要去妇产科。那时的杨秀玉，是协和医大八年制的六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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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林巧稚从美国芝加哥访问回来，在老协和的阶梯教室10号楼223室讲演，用英文演说近两小时，却唯独没有一个“我”字。1964年来协和的妇产科大夫郎景和感慨道：“何止是讲演，她的82年生命历程，也只有妇女和儿童，唯独没有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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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钟惠澜教授巡视张乃峥管的一位斑疹伤寒患者。“他突然问我：传播斑疹伤寒的虱子的学名是什么？我无言以对，众目睽睽之下感觉非常窘。他申斥说：‘你就满足做一个能开处方的医生吗？你不该有点预防观点，知道点流行病学吗？怎么才是一个真正好的内科医生呢？’钟惠澜教授的严厉是出名的，那次我虽冒了一头汗，但对那虱子的学名终生不忘，也使我知道了一个好的内科医生该是怎样的。”张乃峥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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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师道：重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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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来到协和医院实习、后来成为院士的吴英恺多次谈到，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功，需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名牌学校，二是名师指导，三是个人努力。在协和，在每一代人的努力下，师道的真诚和鲜活，一方面在于传承，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它相对持久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是重视教学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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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吴英恺已经是人人艳羡的协和医院的外科住院总医生，他被挑选参加了食管癌治疗研究组。在查阅了30年来有关食管癌外科治疗的所有文献后，他认为，最新成就当数美国芝加哥大学报道的“经左胸腔切除食管癌并在胸内做食管胃吻合术”。当时的外科主任娄克斯同意他的观点，他们选择了一位食管下段癌患者，准备进行这一手术。手术前夕，娄克斯患了重伤风，他对吴英恺说：“我相信你能胜任这一手术！”年仅30岁的吴英恺鼓起勇气接受了这一安排，并参照文献里描述的做法，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第一例这种类型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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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吴英恺也成为协和的老师。早年与吴英恺一起工作过的大夫都会提到，查房时他那出了名的“严”：病床必须是洁白平整的，小桌布必须是重新换过的，外科病人皮肤上不能有胶布的痕迹，住院总医生对于自己管理的几十个病人从年龄到红细胞、白细胞计数等必须对答如流。他要求年轻的外科大夫，切皮是一条完整的直线，缝合每一针必须均匀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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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恺与娄克斯在1979年的合影。吴英恺在1943年曾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及工作环境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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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霞在1956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来协和医院工作。那时的严师中，张孝骞是最典型的代表之一。王爱霞描述：“张主任查房时的严厉会让学生吓得直哆嗦。他常就某一个疑难病例或他感兴趣的病例突然发问。在张老手下做住院总是一点都不能偷懒的，内科所有病床的疑难病例情况都必须了如指掌，对各项化验检查结果倒背如流，这样才有可能不被张主任问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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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霞那时“虽然经常挨老主任骂，但感觉那个阶段的自己成长进步最快”。她有空就到病房看病人，仔细查体，不漏过任何细节，拿证据说话，语言简约精练……王爱霞的这些好习惯就是在那时的严格要求下形成的。她是在年轻时就受到张孝骞欣赏的、为数不多的几位才女之一。王爱霞后来也成了一位让学生又怕又爱的严师，她给学生上的第一课是“要把病人的生命看得最重”。在她管理协和内科期间的一些住院医生、住院总医生，现在都已成为协和内科的各专科骨干，他们有的当年看见王爱霞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绕道走，有的现在提起来还总说“真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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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是普通内科主任的曾学军说过：“她有敏锐的临床观察力，总能抓住问题的关键，然后一针见血地解决问题。她会透彻地讲清楚整个事情的过程，即使没有犯错误的同学也能从中学到经验和教训。”曾学军清楚地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夜，王爱霞带来面粉和馅儿，在感染内科的实验室桌上铺了张白单子，和住院医生们一起包起饺子。除了严厉，王老师其实还很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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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协和，不论是医学院还是医院，都充溢着师道。医疗、科研和教学的结合，是这个“医学王国”里一个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原则。最好的医者、科研人员，同时也应是首选的教师。这位教师也许在教学上并不特别优秀，但他能引导学生接触到真实的求知过程，引导学生接触到科学精神，而不只是接触仅凭记忆就可传授的僵死结果。对于学生来说，教师是生动的医学科学探索的精神所在。在和他一对一沟通的过程中，学生可以看到求索精神和知识存在的朴素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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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巧稚特别重视教学。她每天早晨和住院总医生巡视产科病房时都要问，昨天生了几个，叫了实习医生没有？为什么没有叫？如果在查房时看不见实习医生，就要问他们去哪儿了。有一次，她甚至拿了一个手术标本去找已经由妇产科转到内科实习的学生，让他看病人的手术标本。那时的协和教师选择很严，讲课的大部分是教授，少数是高年资讲师。新教师要预讲，有的人讲几次才给通过，而有的高年资讲师（相当于副教授）若讲得不好也不能上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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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张孝骞建议恢复协和长学制的信中，有一段提到“教学相长”：“有人问，恢复医学院会不会妨碍研究工作？从教师的时间上来说，教学诚然是个负担。但只要安排得当，并且多发挥讲助人员的力量，教授在主持教学的同时，应当能够用很大一部分时间从事研究。过去‘协和’不就这样做过吗？从教师本身提高来说，通过备课、授课及与青年学生的接触，一切教学人员都可以收得教学相长之效，这与研究不仅没有矛盾，而且能相得益彰。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都乐于在高等学校义务任教，就是这个缘故。科学家的修养应当建立在‘博’与‘渊’的基础上，而这样的基础，不是仅仅通过比较局限的研究就可以打好的。”1959年恢复八年制后，身为副校长的张孝骞所领导的协和内科特别重视教学，他要求给每个学生配一名副主任医生作为“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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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的导师，究竟要“导”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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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协和导师制”在一对一的教育中，发挥了“助产术”和“人格影响”的双重教育作用。协和医科大学在2005年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本科生导师制，为所有进入临床阶段的医学生指定了导师，指导不仅限于学术范围内。类似的导师项目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也可见到。如今，导师制是否仍能够弘扬“真诚而鲜活的师道”，是否仍能照亮协和校园？在2005年第一期的《协和院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到：希望重新建立一个有协和特色、协和水平的导师制，而不是建立一个随便什么学校都能轻易做到的形式上的导师制。文中提出了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协和医科大学的导师究竟要“导”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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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制就是要通过导师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把协和的优良传统点点滴滴地渗透到医学生的血脉和心灵中，成为指导他们终身医学实践的基石和准则，使他们成为具有协和特有作风和气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