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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生还参加各种类型的查房，这是实际学习的好机会，具体包括：1）责任医生查房：直接负责病人的实习医生、住院医生定时查看自己所管的病人；2）病房主治医生查房：每天例行查房，检查病情，检查住院医、实习医的工作，提出修改意见，结合实际病例进行床边教学，是言传身教、影响下级的重要一节；3）住院总医生查房：在全科范围内重点查房，通过查房指导住院医、实习医处理危重和疑难病人，结合病例床边教学。也可以是科内跨病区的查房，不同病区的住院医相互学习；4）科主任查房、科内大查房：结合病房实际，进行专业内的诊疗方案的讨论教学。要求在科主任查房时，住院医生哪怕是头一天刚接班，也必须熟悉病情，流畅地把病历背出来；5）全内科或全外科等全院性大查房：对特殊病例、跨学科病例的讨论，以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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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查房之外，还有各种临床讨论会。比如术前、术后讨论会，出院病历讨论会，死亡病例讨论会，疑难病例讨论会。在这些讨论会上，用随诊的结果和手术结果来检验自己原来的判断是否正确，总结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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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院的临床病理讨论会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好机会。张孝骞曾在他的日记中多次提到“临床病理讨论”（简称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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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3月2日：下午CPC，一例罕见的嗜酸细胞性肠炎，生前诊为淋巴瘤。病变主要在小肠，肠壁浸润增厚，引起狭窄（生前有不完全性肠梗阻），蔓延至系膜，也有黏膜溃疡。此外肝、脾、膀胱、淋巴结都有嗜酸细胞浸润。未提及心、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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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10日：下午参加全院CPC，一例肺腺癌，已有广泛转移，有两次脑栓塞（都是中脑动脉栓塞），第二次发生后死亡。栓子来源为非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赘生物。诊断过程比较曲折，病理改变相当典型，很具教育意义。医大学生首次参加CPC，我做了简要说明，着重在CPC的重要意义，并略谈了CPC的创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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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26日：下午参加全院CPC，一例胰岛瘤病人，血清VID，Somatostatin，前列腺素（PGE），胰高糖素都高，特别是生长抑素，患者有腹泻、低钾、胃酸缺乏综合征；同时血脂升高，胆囊增大，又似与胰高糖素有关。患者死于肝转移，肝内上述激素含量更高。此例，临床和讨论会水平都很高，我建议及早写出登中、英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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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生除了“学”之外，还有带教实习医生的任务，在“教”中又增加了“学”。作为教学医院的协和医院，“治病救人”和“教书育人”是并行的两个永恒主题。谈到协和育才之路，方圻教授和戴玉华认为：“出成果”和“出人才”这两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重视“出人才”，才能不断“出成果”。老协和对住院医生的教学工作要求也很严，要负责给实习医生改病历，床边带教如何采取病史、体格检查和如何进行各种技术操作。晚查房是住院医生的教学园地，这时，他要结合病人提问、讨论、讲解，教给实习医生如何值班、如何处理紧急情况、如何开医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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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院医生这个培训阶段，那些积极参与、认真思考的医生，成长就会很快。在技能之外，他们还开始进入病房的管理角色，开始技能之外的交往、协作、医护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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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尖端的住院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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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总医生是协和住院医生“宝塔尖”制度的尖端，责任最重，工作最辛苦，锻炼也最全面。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务，在一年的任期之内，他是直接在科主任领导下工作的，帮助科主任安排全科教学，包括教学巡诊、临床示教、临床病理讨论会，安排全科大巡诊，陪同主任去各病房会诊，负责指导全科的助理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在这一年中，他能全面提高业务和医疗行政能力，是科主任的得力助手，人称“下班后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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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历届内科住院总医生合影。左起：张孝骞、刘士豪、谢少文、吴朝红、朱宪彝、邓家栋、马万森、朱贵卿、张安、方圻（按任职年次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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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1938年担任内科住院总医生的王季午说：“作为住院总医生，不但对自己要以高水平严格要求，以身作则，做出表率，而且对各级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也要加强指导和培养，使整个医生队伍呈现出高水平的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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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1937年担任内科住院总医生的邓家栋回忆：在内科每周一次的大巡诊之前，“住院总医生要从各专业组[14]、各病室选出具有某些特点的病例，经主治医生同意、内科主任认可，先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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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住院总医生时，大巡诊后常要陪送内科主任狄瑞德教授返回办公室，在办公室他总要问我对大巡诊有何评论，实际上也是在考验我。针对我的意见和问题，他会说出他的看法。他对会上的发言者，特别是青年医生，例如报告病例的实习医生和参加讨论的其他人的表现，有表扬，有批评。这对我常常也是很有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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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35年，在协和妇产科当过两年住院总医生的林崧大夫日后说：住院总医生的生活真是辛苦、劳累，但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使我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能够自如地应付繁重的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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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外科住院总医生的吴英恺说：“任住院总医生的第一年，工作负担沉重，但也确能得到全面扎实的锻炼和考验。经过这一年，在临床外科训练上来讲，真好比过了黄河，越过了长江，无论急病、慢病的处理，总是胸有成竹，手有技巧，成为一个既有独立工作本领，又有发展前途的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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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吴英恺在自传《学医行医传医七十年》中传授自己的为医经验：“外科医生学习的重点之一是手术。我在做实习医生、住院医生的年代，对自己做手术的欲望不大。但在做器械士及第二助手以至于后来担任第一助手时，我注意术者如何决策，如何一步一步地操作，从中看到、学到许多基础原则和技术方法，特别是在发生意外困难时，如何突破难关，化险为夷，其中学问很大。对于较复杂的病情，我在初学时期多请上级医生手术。当我做完住院总医生的时候，我个人的手术记录在同年代同行中可能是为数较少的一个。但是担任主治医生时，我在手术方面，不但感到困难较小，而且经我手术的病人，不管是胃肠肝胆手术，还是乳腺、甲状腺手术，患者恢复之顺利和并发症发生率之低，使同行们感到惊异，也得到科主任的格外信任。从中我悟出一条，多看、多思、多帮，最后达到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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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手术不掌握规律，不练基本功，只想多当术者，早当术者，违反了学习和实践的规律，其后果是手术原则掌握不准，技术操作不精，终身不能成为上乘的外科专家。”对于吴英恺的这条经验，如今一些年轻医生并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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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至今的“住院医生培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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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为“协和三宝”之一的住院医生培养制度，因为各种原因，如今已经名不副实。病房里一位病人有情况，到处找值班住院医生，但找了半天没见人影，后来只见那年轻的住院医生提着包，风尘仆仆地赶来，一问，原来是出门办住房贷款了。一位老协和人有点无奈地说：“这也不能全怪罪医生，时代在变，制度在变，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变，对医生职业的理解也在变。”近年来的协和医院在住院医生培养中也曾经有过一些努力，比如，恢复住院医生24小时负责制，但因缺乏管理、考核措施，难达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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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0年前，协和在中国率先提倡的住院医生制度，是为了培养具有临床思维的真正医生的起点。但今日有些医院在复制这一制度时，已走上了变质的道路。一位来自其他院的年轻住院医生在网络上叙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把住院医生归为“新一代的弱势群体”。在他眼中，住院医生制度“美其名曰是要提高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这种医院和医学生的关系不是劳动合同关系，不是师生关系，其实质是某些大医院为了招募廉价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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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宝贵的住院医生制度不是仅仅恢复、复制形式，而是真正珍视医学生毕业后从知识向能力转化的关键教学过程，它需要的是老协和“医院即学院”的大理念和环境条件，也需要强有力的客观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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