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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医学传教士和中国医生开办继续教育课程，是协和一项重要的贡献。很多教员和研究员坚持参加协和的短期研究生培养项目，协和还邀请客座教授给研究生授课。从一封刊登在《山西汾州教会医院杂志》的信件中，可以看出这些课程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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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可能意识不到，有一个地方对中国医生进行专科训练，从而使教会医院临床得以专科化。这对教会医学是多么大的福祉！这样，病人可以得到更加专业的治疗，医院的名声会更好，员工管理工作的许多难题得到解决。中国医生的效率大大提高，可以分派给他们承担额外的责任。这还意味着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医院在兴起，教会机构仍可以长期受人尊敬。另外，医生还可以通过邮件获得专业实验室诊断，还可以在北京接受短期和长期的毕业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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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被提及的发散意义之五在于：在协和工作后返回美国的医生和教授，也大多成了美国医学界的领袖。他们向周围的人及公众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很少有人能想到，协和同时也成为培养美国医学界领袖的沃土，护理学院也培养了同样重要的领导者。这些人，使得协和成为国际医学教育领域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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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一个古老的命题：如何做一位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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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吴阶平，经常在各大医学院做一个演讲：如何做一位好医生？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吴阶平把自己的思考凝结成演讲内容，成了许多医学新生的指路航标，意义可类比于100年前奥斯勒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那些医学生们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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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勒在1903年演讲《行医的金科玉律》时这么说：“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在这个使命当中，用心要如同用脑。”而他在此前10年出版的《医学原则与实务》，早已是风靡全世界的医学教科书。他说过许多和医生职业有关的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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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每个病人身上，才可以看到医学的奇妙与特别，而不是从病人的表征上来寻求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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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生命的诗句上来鼓舞我们每天例行的诊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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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日常病房工作中接触的平凡人身上，感受他们的爱和喜悦，他们的忧伤与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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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张孝骞支持协和医科大学新开的“医学概论”课程，亲自为那些刚进本科的学生讲课，其中就包括这个古老的命题：如何做一位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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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行医经验第一条：戒、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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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医科大学内科的傅世英教授，从盛京医科大学毕业后，于1950年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在张孝骞身边进修了两年多的心血管内科学。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学到的不仅是张教授的精湛医疗技术，更为他的严谨治学精神和医德所感染。傅世英日后回忆这段岁月：“不仅使我的医疗技术上了一个台阶，也使我明白了许多行医做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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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因为价值体系的边界日渐模糊，如何成为一位好医生这个问题，似乎需要分解成三个更具体的问题：如何做一位医生？如何做一位好医生？如何做一位医学家？但在老协和，其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做个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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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个好医生？张孝骞对这个问题的演绎是“戒、慎、恐、惧”。“如果说我行医60年，有什么经验可谈的话，这4个字大概可以算作第一条。对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能适用。”他对临床医学的定位是“服务医学”，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在张孝骞看来，为病人诊断和治疗就像公安人员破案一样。千万不能满足于一次诊断，更不能认为成竹在胸。他说：“在病人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这不是故作姿态的谦虚，而确实是经验之谈。不管我们如何想办法使自己的诊断符合疾病实际，都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一阶段病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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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名中年外国人到协和医院求诊。病人入院时症状非常紧急，气喘、心痛、呼吸困难，很像心脏病。张孝骞给他诊断过，虽然觉得心脏病依据不足，可一时也下不了结论。后来，他病情稍有缓和，便要求出院。不久，他突然休克，抢救不及，去世了。做尸检，发现是肺动脉栓塞所致。这时，张孝骞才明白，发生栓塞的原因是由于他患有静脉炎。但当初问病史时没有问出来，也没有去翻他的老病历。“这个例子，我曾向许多人谈过。要求一个医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能从错误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绝不能固执己见。既要勇于坚持真理，又要勇于修正错误。对自己已经做出的诊断结论，一定要用怀疑的眼光，多问几个为什么，并且随时准备在新的事实面前改变原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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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病人痰中带血，下肢浮肿入院，化验结果是，尿中有红细胞。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征。张孝骞参加了会诊，在对病人做了初步检查后，也同意这个诊断，并且拟定了治疗方案。张孝骞回到办公室，但放心不下，唯恐诊断中会有疏漏。经过反复思考，第二天，他又到病房为病人做了一次检查，发现病人的腿部静脉有点异常。根据这个线索追踪下去，果然证明病人患的不是肺－肾出血综合征，而是移形性血栓静脉炎。这种静脉炎，造成了肺、肾等多种脏器损害，给人一种假象。“疾病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宇宙，情况是千变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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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在协和以及从协和出去的人，听过张孝骞“向病人学习”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用张孝骞的话表述就是：“医学不像其他学科，可以通过定律进行推导，通过公式进行演算；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可以说，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因此，在病人面前，我们永远要当小学生。”医学虽属于自然科学，但却带有社会科学的成分。构成疾病的因素十分复杂，因为人不只是生物的人，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经历、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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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届的协和毕业生诸福棠和1933届的吴瑞萍等一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开设了北平私立儿童医院，在1952年无偿交给政府后，筹建北京儿童医院并担任院长。诸福棠在协和时师从儿科专家威奇（A. Ashley Weech）。与时任住院医生的诸福棠共事，让威奇感受到了最大的学术满足感。威奇后来回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辛辛那提医学院事业有成。多年后，威奇回忆诸福棠时，说他是“十分聪明的学生和科学家。在我的从医生涯中没见过几个住院医生会因为担心患儿受苦而夜不能寐，诸福棠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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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在面对一位研究协和历史的外国学者时，诸福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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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理解，我们学院的座右铭是科学济人道。我们的许多校友都极力不辜负这个座右铭。在一个人口达10亿的国家里，无论我们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这都是我们生活的信条：科学济人道。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儿童健康的改善。这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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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届的协和毕业生、在协和工作多年的呼吸专家罗慰慈，在1987年的《协和青年》中写道：老协和人说“协和精神”，很简单，就是服务病人、奉献自己。吴英恺在《老专家谈医学成才之道》中提到行医之道的第一点就是真正关心病人：“毕业后，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医生层次多，工作要求细，实习大夫、住院大夫每天至少要看两次病人，主治大夫至少看一次病人，科主任也照样天天看病人，有的星期日上午还来看病人哪。病人的情况吃得透，问题解决得快。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医生关心病人的热情和深度是令人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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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专家杨秀玉认为，一个好医生，必须从每个病人身上体会，今天这里体会到一点，明天那里体会到一点，加以集合提炼。她举了协和妇产科绒癌如何突破的例子：现在大家都知道，绒癌化疗在使用5-氟尿嘧啶时，需大剂量静脉匀速滴注8小时。但是怎么发现的这个方法呢？实际上是从病人那里学到的。最初，给病人做化疗，用的都是静脉推注，像打针一样把药水推进去，由于是静脉推注，所以剂量不可能上去，同时病人的药物反应强烈。后来，有一次查房，一个病人无心地说了一句：今天护士给她推得很慢，所以她感觉比较好，反应也轻多了。宋鸿钊立刻把全病房所有的医生护士叫到一起开会，后来经过研究，把静脉推注改成了静脉点滴，又找到了8小时点滴是最佳化疗时间，副作用最小，效果最好。把推注改成点滴后，大剂量化疗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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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杨秀玉所在的绒癌组有一位曹姓病人，呼吸没了，只有心跳，那个时候没有呼吸机，医生就用麻醉机代替呼吸机，医生得不停地捏麻醉机的皮球，1分钟捏16下，所有的医生轮流捏，一直捏了72个小时，终于病人有了自主呼吸。病人康复以后，到甘肃当了赤脚医生，成了劳模。他一直觉得自己这条命是医生捏回来的——事实也是如此。什么是好医生？好医生在那时的标准就是为了挽救一个普通患者的生命，连续72个小时捏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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