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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与兰安生共事20年的上司形容他是“极有能力的人，在中国和日本的人缘无人可比，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管理人才之一”。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何廉，把民国时期的社会医学成就归功于兰安生的领导，称他是现代中国的“公共卫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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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兰安生因为黄斑变性而失明，在临终前短暂的清醒时刻，他与他的妻子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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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亲爱的，你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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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我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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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眼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服务，积极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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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兰安生去世，被授予美国公共卫生界的最高奖章，被誉为“伟大的有科学预见性和政治家风度的人物”。他的纪念碑上写着：“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如同灯塔一般，以远见、力量、沟通和领导的才能，致力于增进人类福祉的永恒事业，为中国、印度、欧洲各国、美国——乃至全世界提供和改进了卫生服务的方式。”然而，在今日公共卫生历史的名人堂中，兰安生这个名字并没有以足够高的频率被人们提起，但“我们仍是在为他给予我们的想法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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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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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兰安生还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时，医学院院长韦尔奇就预言说：这个年轻人将在“行政管理方面强于研究”。事实上，他在协和医学院的经历，就是一次公共卫生实践的管理上的胜利。从开创计划，到付诸行动实行一整套培训项目，到最后，演变为一套完整的健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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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兰安生到达北京时，第一批协和医学院的学生刚刚进入医本部二年级，协和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实习都完全没有公共卫生的内容，当然，更谈不上公共卫生系。第一批学生还没有毕业，没有人知道他们毕业后的去向。“我当时感到，如果这些学生私人开业，他们将到那些完全没有公共卫生设施的社区，所以，协和的学生应该有足够的训练，如此他们便可以成为社区领袖，指导本社区在有组织的卫生保健方面采取适当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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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公共卫生专家”的身份进入协和医学院时，兰安生带来了一个全然崭新的理念，这一理念包括：第一，疾病可以在还没有成为疾病时，就加以控制；第二，预防疾病的措施一旦在某一区域某一人群中实施，会比以单个病人为治疗对象的“临床医学”更有效率。这一理念，与19世纪中叶进入中国的西医相比，在临床时间和阶段上更加超前，关注的人群也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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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实现预防与治疗在医学中的统一，医学院学生的公共卫生教育必不可少。在兰安生的强烈建议下，基金会同意了在协和建立“卫生系”，后来改为“公共健康与卫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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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协和的公共卫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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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对兰安生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时，他对中国公共卫生发展的想法，渐趋成熟。在向基金会提交的一份多步骤发展公共卫生的计划中，兰安生论述，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之初，是志在向中国人提供一所获得全面的西方科学医学知识和训练的机构。但如果忽视公共卫生，就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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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即将迎来的时代，卫生的发展与整个医学科学的进步已经联系起来了。在给新时代奠定基础的时刻，如果北京协和医学院能带头将预防医学这一新概念付诸实施，那么，整个世界性的机会就会向我们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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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为协和规划的公共卫生教育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本科的一般卫生知识教育，特别是建立示范性的公共卫生教学；第二部分是，研究生对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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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提出了一个让医学生走出校园、进入社会的为期4年的特别项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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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万人规模的卫生示范区，针对孕妇、婴儿、学前儿童进行示范保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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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在中国已经开始的学生卫生和民众卫生教育进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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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重要、急迫的卫生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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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在工厂设立单独的卫生服务项目，来示范工业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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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在欧洲许多地区，一些公共卫生组织开始与从事传统“临床医学”的医生和医院接头，密切合作。但在美国，公共卫生组织的成立却引发了某种对立情绪，因为它威胁着临床医生的生意。那时的美国，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处在一种脱节的状态。在美国不满于这种脱节状态的兰安生，来到中国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推动政府形成预防医学的意识，以尽量减少预防与医学治疗之间的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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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以模仿当时的先进美式医学教育为主要特色，成立之初，去校园参观的多是精英分子，“好像对老百姓无甚触动”，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那个“将先进西方医学引入中国社会”的理想，仍有很大差距。学校和医院的不远处，仍然是那些对这片宏伟建筑群熟视无睹的人力车夫和沿街乞讨的乞丐。在学校里，复杂的课程，漫长的学时，一张张不见阳光的“协和脸”，使得“整个医学院有一股贵族气味”。以“超过美国许多医学院预算”的数千万美元的投入，每年至多训练30余人，被杨文达先生嘲讽为“凸现了精英教育的铺排与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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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来到协和医学院后，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第一次专门为医学生们讲授现代公共卫生这一课。兰安生的到来，以及他对协和产生的影响，逐渐消除了社会上“协和为谁”的质疑之声，在实践中解决了“精英落地”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协和成了培养中国现代公共卫生领袖的主力军、推动公共卫生发展的原动力，这并不符合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初设定的“协和模式”的原定逻辑。由于兰安生的远见和努力，不仅推动了基金会支持中国的公共卫生项目，还说服和启发中国的各级官员认识到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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