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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社会服务部一直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宗教服务，如果不是医学院的预算持续要求缩减，或许它也不会引起争议。1929—1930年，因为需精简预算，一个由协和医学院教授林宗杨和吴宪组成的委员会，在研究削减不必要的开支、肯定了宗教系的工作的同时，并不赞同这是“医学院的合理支出”。顾临和不少教授都认为应该削减宗教系的活动支出。之后，宗教系主任朱友渔威胁说辞职，引起了洛克菲勒三世的关注。顾临写道：“在这件事上，医学院应有的自主性明显受到了限制，对此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这促使洛克菲勒三世写信请父亲出面干预。洛克菲勒二世在给顾临的信中，明确表示了他对协和的宗教生活的承诺。这样的纷争，成了日后顾临“被离职”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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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洛克菲勒二世要求北京协和医学院保持这个宗教系？是什么使他认为有权把这样的要求强加于协和？从派出考察团到后来协和动工，那时，刚进入家族慈善事业的洛克菲勒二世事必躬亲，他曾说，协和是他的儿子，是他父亲的孙子。协和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最昂贵的海外项目，无论是洛克菲勒二世还是基金会，都希望这个项目按他们的理念来发展，而理念之一就是，协和须建立在洛克菲勒人笃信的基督教精神之上。洛克菲勒二世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宗教生活的关注，源自他对先前拥有协和医学堂的教会组织的个人承诺。而顾临坚持的是，在决定预算分配时协和董事会的管理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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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教性分离的专业：医务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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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服务理想确实是“医务社会工作”的基础之一，但它应有自己的专业性。专业性和宗教性的分离，是必然趋势。浦爱德在美国麻省总医院的老师艾达·莫德·坎农（Ida Maud Cannon）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自己的领域里捍卫了“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后来，也正是坎农，捍卫了协和医院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她认为“宗教和社会服务部”应从协和医学院独立出来。1921年5月，浦爱德来到北京，在协和医院成立的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社会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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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浦爱德曾两次申请应聘这一职位，但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她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社会工作训练，缺乏正规的“医务社会工作”经验。后来因为她担任过教会老师的经历，以及有着美南浸信会传教士女儿的身世背景，获得聘任。为弥补在医务社会工作方面的不足，她被派往麻省总医院学习。当时的麻省总医院拥有美国最早的、专业的医务社会工作部，负责人是坎农，她有着护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工作背景。在坎农的指导下，浦爱德学习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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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勒在1905年对医学生的演讲中说：做一个研究“人”的学生，要培养自己的能力，还需要走出去，到不同的环境里去了解人，了解他们的习惯、性格、生活与行为模式，以及他们的缺点、长处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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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因为协和的名声，接诊了孙中山、梁启超这样的病人，并且蒋介石及宋美龄也会来此看病，但协和的大多数病人，是乞丐，是贫民，是车间学徒。由浦爱德领导的社会服务部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医院社工，他们为患者及其家庭提供社会和经济支持，密切联系着医院和社会。一些大学社会学系的培训实习，也会来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那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医疗”行为不是单纯的过程，必须置身在复杂的社会因素互动中，才能真正完成。社会治疗是医学综合治疗的一部分。在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社工，如同医生伸向病人家庭的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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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在美国有了很大发展，医务社会工作是其中的一个细分门类。以至于一家医院如果只是设备精良、管理先进、医疗水平高，而没有设置社会服务部，就不能称为第一流的医院。这呼应了现代医学的全面观点，即认为任何一种疾病，特别是慢性病，显然受心理、情感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对疾病的治疗，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见病不见人，而需要综合治疗。社会治疗就是综合治疗的一个方面，是在治人，而不仅仅是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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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中国第一批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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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爱德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童年在中国度过，有人为她写了本传记《中国的美国女儿》。她的父亲是在山东黄县传教的美国南浸信会的浦其维。她的父母在黄县办过学校，浦爱德便出生在那里。后来她用英文写成了两本和中国有关的书，一本是《汉族女儿》，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宁老太太的自述；一本是关于她自己的《在中国的童年》。其中描述到甲午炮击蓬莱事件，当时浦爱德只有几岁，目睹老百姓从蓬莱逃到60里之外的黄县避难。在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美国传教士是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那些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后代，比如赛珍珠、司徒雷登、兰安生，也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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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儿”浦爱德出生在山东，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被誉为和中国“最亲近”的西方人，社交广泛，富有爱心。1921年她在协和医院创立了独特的“社会服务部”，联结了医院与社会、医学与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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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浦爱德去美国学习，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麻省总医院的社会服务部学习时，成绩优异，“个案工作”尤其出色。过了而立之年的浦爱德再次来到中国，在协和医院培训了中国第一批社会服务工作人员（简称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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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爱德没有对老师坎农的观点进行照搬，而是根据自己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理解，加入了中国本土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念。她主张以“个案工作”作为医务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具体由两步组成：第一步，通过调查病人个人、家庭和社区，以掌握其基本情况；第二步，为病人寻找恰当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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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步中，浦爱德强调“熟悉你的病人”，她认为每一个细节对于解决病人的社会问题都可能是关键性的，社工人员应倾听、记录病人对自己和世俗的看法，从中发现病人的担忧和观念误区，洞察实际情况。针对第二步，浦爱德提出，为病人制订的计划必须符合病人的实际，可执行，并尽可能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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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她观察到长子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对弟弟负有责任。在中国传统家庭中，从家庭到远房亲戚，甚至村中或街道里年龄较长的人，都在分担着大大小小的责任。因此，她认为社会服务部的工作人员，须充分挖掘病人能利用的传统资源，如果只是直接给予经济援助，可能并不能获得最理想的效果。社会服务部要“帮助更多的人，回到社会的水平线上方”，帮助那些处于水平线之下且没有资源可利用，或者本人及家庭不知道有什么可利用资源的病人们，回到“水平线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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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社工工作，要求同时具备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的知识，并定期旁听生理学、解剖学等基础课程。一开始，她只能自己亲自培训所需的社工人员，用的是“师傅带徒弟”模式，花三年时间将经过挑选的人员（大学毕业生是首选）训练成独立的社工。在这种培训下，第二年社工便能在督导下进行常规工作，第三年独立工作，到第三年结束时能制订和实施新的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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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的社工如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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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每年都会请浦爱德去讲“个案调查”，讲如何进行社会服务工作。每年燕大至少会送一两名社会学系毕业生，到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工作。雷洁琼在燕大的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教书时，曾主讲“社会服务实习”一课，一个很重要的实习基地就是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而在这里实习，是燕大主修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成为一名合格医务社工的必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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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副主任和主任的于汝麒及张中堂，都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张中堂是1932年第一批被协和医院聘用的社会学系大学生，当时每月的工资是75元，如果工作成绩好，每年月工资可加5元，每年可以休假4个星期。张中堂在这里工作了将近20年。在协和医院，社工人员的院内地位相当于医生，可以在医生食堂用餐及下午茶，生病可住头等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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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堂在回忆时说：协和的社工人员也穿医院的白大褂，为跟大夫区别，在白大褂左方小口袋上绣有“S.S.”，是“社会服务”的英文缩写（social service）。所以社会部既要讲“social”，即社会交往，搞好和其他部门的关系，又要讲“service”，为病人服务。在社会服务部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它是一项特殊的职业，结合了医学教育、心理学和社会医学，必须经过社会学的本科教育，学习过社会医学的管理知识、工作方法，还要有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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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合格的社工首先是帮助病人与医生合作，接受医嘱和治疗方案。病人到医院来看病是不是简单地看完病就走了？医院是否了解病人家庭经济状况有没有困难？能不能交费？病人能不能和医生配合？他信不信医生？吃不吃药？……了解这些后，治疗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在1936年左右，协和医院的神经精神科主任为提高治疗精神疾病的质量，聘用了四五名社工人员及心理学工作人员，他自己掏腰包支付其中两位社工人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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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境贫寒，付不起医药费怎么办？经社会服务部家访证实后，不仅可以免除费用，还可以在协和获得一份有薪水的差事：洗衣房、打扫卫生、病人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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