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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937年夏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英国皇家医疗队的生理学家林可胜，本来在休假，在香港时见到了当时的南京政府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在得知前线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医力量薄弱，大量伤员需要救护后，他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并亲任队长。为争取到更多力量，林可胜在离开香港前曾给兰安生去信，信中甚至提出这么几点希望：一是，协和改变其办学方针，为抗日服务；二是，在协和工作的留学回国教职员全部到南京去帮助抗日；三是，协和校方为所有南下抗日的教职员保留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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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大夫正在离火线五六里远的一所小庙里抢救伤员。（吴印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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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林可胜在汉口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给兰安生去信，甚至提出协和改变办学，为抗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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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驷作为协和学生救护队的队员，在1933年日军进犯长城的喜峰口和古北口时，赴古北口前线，救治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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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协和医学院的林可胜、李宗恩、张孝骞和其他几位教授，在尚未被占领的地区，都参与了战时培训项目，林可胜是领头人。林可胜在1924年来到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任教，科研出众，讲课深得学生喜爱。这位生在新加坡、自幼在英国接受教育的教授，举手投足非常“西化”，但抗日战争爆发使得林可胜成为中国军事医学的领袖人物。林可胜担任队长的“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成立于1937年，目标是“给中国军队提供医疗救助，补充陆军医疗总队的工作，同时尽可能照顾其所在地的平民”。与此伴随的，还有医疗急救服务培训学校。“救护总队”在成立后的最初半年中，共训练了1 400多名医务工作者，给32名外科医生、160多名内科医生上了专业课。林可胜还在军队中组织了流动救护车和担架，因为有时受伤的士兵必须抬到160公里开外的基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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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林可胜第一次参与战争的医疗救护。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协和学生曾自发组织救护队，到前线进行战伤救护，在城内的临时战伤医院参加医疗服务。第二年春，林可胜倡导成立协和的学生救护队，共40多名男生，设队长1名，分3个排。全体队员从战士的基本要求开始，进行正规的战伤救护训练，包括夜间教育、急行军、野营演习以及紧急集合、担架运送、战地伤员抢救、包扎、止血……林可胜亲自设计救护队的各种用具、服装及运输工具。在1933年日军进犯长城的古北口时，这支学生救护队的骨干队员开赴前线，开设战地手术室，救治伤员，其中就有协和医学生黄家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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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林可胜预见到“抗日”可能会是一场长期战，又在协和医学院组建了“军医官救护训练队”。在课余时间，除实习医生外，一至四年级同学一律参加，主要训练战地急救和担架搬运操练，指定外科讲师杨静波主讲外科急救，文海楼的舍监则负责督导担架操练。林可胜还制定了标准手术器械箱和急救药物箱示范。那时，协和的学生们都参加了这一训练。这支救护队的成员，组成了日后“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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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的爱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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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9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巧稚的一篇文章《打开“协和”窗户看祖国》，这是当时“思想改造”运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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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多年，我从协和窗内看祖国，炮声愈响，我把窗户关得愈紧。这一回，什么动力叫我自觉自愿地打开协和的窗户，看见了我们可爱的祖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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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悟到共产党与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的标准。就是这个真理感动了我，唤醒了我，使我打开了三十多年关紧的窗户，伸出头去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决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广大人民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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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真理感动了我，唤醒了我”的林巧稚，理解的仍然是关注民众，以自己的医学的方式。1958年“大跃进”沉浸在一片“放卫星”的呼声中，从事妇产科的林巧稚，头脑依然保持难得的清醒，化腐朽为神奇，把虚空的口号化作了扎实的工作。她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妇科运动，对北京83个工厂、机关，27所学校和22处居民点的8万名适龄妇女进行了妇科普查。这次大规模的妇科普查运动和报告，为妇科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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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住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时，有一次闲谈中问林巧稚：“你们这些医生对日本侵占中国的态度怎么样？”当时的林巧稚说：“我是个女人，不懂政治，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中国，终不能当日本的亡国奴吧！我不知道那些当政的人是怎么想的，我只是想，我们当医生的人假如不能给病人治病，病人一定要骂我们是个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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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说出的“生命的泉，即使拌和着血和泪，也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淌”，则是另一种关注中国的表达形式，即使今天读来，依旧令人感动。而1943年在美国进修的吴英恺，得知日本侵华愈演愈烈，决定放弃在美国留任深造回到中国。他的导师知道了他的这个决定后，睁大了一双灰蓝色的眼睛问：“吴，你在我这里工作，会有很好的前途！”吴英恺也直视着老师：“您应该晓得，我的国家正在遭受别国的侵略，迫切需要我这样的医生，我怎能待在国外呢？”导师拍了拍他的肩膀，无限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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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那些曾经历过优越环境的人在面对物质时，有了藐视诱惑的定力。一切其实顺理成章，并不需什么思想斗争，也谈不上什么毅然回国。就这样，吴英恺冒着一路危险，辗转两个月，带着用自己的钱购买的一整套外科手术器械，回到中国，在重庆创建了中央医院的外科。当时没有血库，不断停电，冬天手术室只能以炭火取暖，吴英恺自己也患上了关节炎。在这样的条件下，吴英恺却成功地开展了一系列胸部手术：肺切除术、动脉导管结扎术、纵隔肿瘤切除术、胸腰交感神经切除治疗高血压……1944年，他成功地施行了中国第一例未闭动脉导管结扎术。1948年协和医学院复校，吴英恺又回到协和，成功地施行了中国第一例缩窄性心包炎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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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中国风湿免疫学开创者张乃峥后来的一段表述，能帮助理解曾经有一批协和人，在有着特殊背景的环境之中，他们的思想经历过怎样的曲折，中间又夹杂着什么样的时代色彩，后来又如何作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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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协和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例如全部是由美国人开办的，因而不可能没有它先天不足的地方，洛克菲勒基金会办协和也可能有少许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但其主旨和目的是不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协和同日而语的。旧协和毕业生几乎没有几个走上革命的道路，也或多或少说明一些问题。青年同志们可能不知道，新中国成立前以至解放初期，绝大多数老协和人包括我这个当时的青年人是亲美、崇美和恐美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们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客观地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从主观世界上，他们不可能自觉主动地、真正为祖国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卫生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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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乃峥还有一段关于协和人的表述，也是思想曲折、时代色彩和自我选择三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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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人的奉献精神表现之二，是相信党，党要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参加土地改革的，第一批参加抗美援朝的，都有老协和人，如张孝骞、黄家驷、林巧稚、吴英恺等带的头。反细菌战中他们更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钟惠澜教授亲口对我说：“过去我亲美，今天反细菌战我狠狠地打了老美一下子，这是我一生中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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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更偏远的湘阴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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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60年代，老协和打开窗户看中国，这一回面对的是更偏远的农村。1964年，黄家驷化名黄盖明，住进了湖南湘阴县的一个老贫农家中，除了参加农村“四清”工作之外，他还参加挖土、插秧、修堤这样的农活，乡亲们称黄家驷是“北京来的白头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