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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多年，我从协和窗内看祖国，炮声愈响，我把窗户关得愈紧。这一回，什么动力叫我自觉自愿地打开协和的窗户，看见了我们可爱的祖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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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悟到共产党与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的标准。就是这个真理感动了我，唤醒了我，使我打开了三十多年关紧的窗户，伸出头去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决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广大人民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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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真理感动了我，唤醒了我”的林巧稚，理解的仍然是关注民众，以自己的医学的方式。1958年“大跃进”沉浸在一片“放卫星”的呼声中，从事妇产科的林巧稚，头脑依然保持难得的清醒，化腐朽为神奇，把虚空的口号化作了扎实的工作。她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妇科运动，对北京83个工厂、机关，27所学校和22处居民点的8万名适龄妇女进行了妇科普查。这次大规模的妇科普查运动和报告，为妇科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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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住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时，有一次闲谈中问林巧稚：“你们这些医生对日本侵占中国的态度怎么样？”当时的林巧稚说：“我是个女人，不懂政治，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中国，终不能当日本的亡国奴吧！我不知道那些当政的人是怎么想的，我只是想，我们当医生的人假如不能给病人治病，病人一定要骂我们是个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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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说出的“生命的泉，即使拌和着血和泪，也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淌”，则是另一种关注中国的表达形式，即使今天读来，依旧令人感动。而1943年在美国进修的吴英恺，得知日本侵华愈演愈烈，决定放弃在美国留任深造回到中国。他的导师知道了他的这个决定后，睁大了一双灰蓝色的眼睛问：“吴，你在我这里工作，会有很好的前途！”吴英恺也直视着老师：“您应该晓得，我的国家正在遭受别国的侵略，迫切需要我这样的医生，我怎能待在国外呢？”导师拍了拍他的肩膀，无限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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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那些曾经历过优越环境的人在面对物质时，有了藐视诱惑的定力。一切其实顺理成章，并不需什么思想斗争，也谈不上什么毅然回国。就这样，吴英恺冒着一路危险，辗转两个月，带着用自己的钱购买的一整套外科手术器械，回到中国，在重庆创建了中央医院的外科。当时没有血库，不断停电，冬天手术室只能以炭火取暖，吴英恺自己也患上了关节炎。在这样的条件下，吴英恺却成功地开展了一系列胸部手术：肺切除术、动脉导管结扎术、纵隔肿瘤切除术、胸腰交感神经切除治疗高血压……1944年，他成功地施行了中国第一例未闭动脉导管结扎术。1948年协和医学院复校，吴英恺又回到协和，成功地施行了中国第一例缩窄性心包炎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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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中国风湿免疫学开创者张乃峥后来的一段表述，能帮助理解曾经有一批协和人，在有着特殊背景的环境之中，他们的思想经历过怎样的曲折，中间又夹杂着什么样的时代色彩，后来又如何作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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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协和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例如全部是由美国人开办的，因而不可能没有它先天不足的地方，洛克菲勒基金会办协和也可能有少许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但其主旨和目的是不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协和同日而语的。旧协和毕业生几乎没有几个走上革命的道路，也或多或少说明一些问题。青年同志们可能不知道，新中国成立前以至解放初期，绝大多数老协和人包括我这个当时的青年人是亲美、崇美和恐美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们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客观地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从主观世界上，他们不可能自觉主动地、真正为祖国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卫生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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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乃峥还有一段关于协和人的表述，也是思想曲折、时代色彩和自我选择三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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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人的奉献精神表现之二，是相信党，党要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参加土地改革的，第一批参加抗美援朝的，都有老协和人，如张孝骞、黄家驷、林巧稚、吴英恺等带的头。反细菌战中他们更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钟惠澜教授亲口对我说：“过去我亲美，今天反细菌战我狠狠地打了老美一下子，这是我一生中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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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更偏远的湘阴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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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60年代，老协和打开窗户看中国，这一回面对的是更偏远的农村。1964年，黄家驷化名黄盖明，住进了湖南湘阴县的一个老贫农家中，除了参加农村“四清”工作之外，他还参加挖土、插秧、修堤这样的农活，乡亲们称黄家驷是“北京来的白头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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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黄家驷又来到湖南湘阴县的关公潭公社，这回他带领的是一队人马——由北京协和医院各科医生组成的巡回医疗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给农民看病，看从何处着手以提高农村的卫生水平。在这之前，毛泽东曾严厉地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在这支令中国瞩目的巡回医疗队中，有许多老协和人：外科的黄家驷、曾宪九，妇产科的林巧稚，儿科的周华康，内分泌科的刘士豪，神经精神科的冯应琨，内科的金兰，眼科的张承芬，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黄家驷如此描述湖南医疗队的目标：“我们要培养乡村医生能够治疗农村的常见病，了解哪些病需要住院治疗以免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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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备这次湘阴之行，林巧稚预先了解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的常见病，在得知当地眼病多发后，她专门去眼科学习，还向中医学习了针灸。为了适合劳动，她把常年习惯穿的中式服装放在家里，特地找了行动便利、便于劳动的服装，只是几十年养成的喝咖啡的习惯让她犯了愁，好在经请示后同意让她带咖啡。这一年，林巧稚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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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湘阴农村，林巧稚发现，当地很多妇女患有妇科病，最严重的是因为过度体力劳动或分娩后造成的子宫阴道脱垂，即使是咳嗽、打喷嚏都会渗出尿液，严重的则子宫颈脱垂体外，引起溃烂和感染。但很多妇女不愿脱了衣服接受妇科检查。当地的一个妇女队长找到林巧稚，说她得了“干血痨”，来月经时腹痛，流血不止，平时腰疼、背疼，十几年了。就在一块医疗队用药箱搭起的木板上，林巧稚给她做了检查，发现其实是多次分娩造成韧带松弛，子宫重度后倾。林巧稚为她矫正了位置，开了四毛钱的药，病就渐渐好了。这事一传开，这片农村里都知道有个北京协和来的64岁的“救命的林婆婆”，有的丈夫甚至主动拉着自己的妻子来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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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以协和人为主的巡回医疗队，在近4个月的时间里，救治了30 000多人。除此之外，这些协和专家还给当地农村医生进行培训，开了一个学制两年的半农半读医学班，招收初中程度的年轻人农闲时学习，毕业后就成为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生，希望能够给农村“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这不禁让人想起30多年前陈志潜的“定县模式”。在工作之余，他们还一起给农村医生编了两种教材《农村医学》和《农村卫生员课本》，学过这两本教材的，也许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最早的一批“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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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驷给学员们讲授细胞、组织、系统、细菌、病毒这些知识后，还指导他们用显微镜观察微观世界，学员兴奋地说：“这是农村一件破天荒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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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4月“半耕半读”医学班在新泉中学开学，黄家驷讲授“人体的结构和功能”，黑板上写着“半耕半读，亦农亦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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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巧稚与协和巡回医疗队在地头为农民诊治疾病，这时她已64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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