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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写的入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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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政治运动中几经坎坷，受过折磨和伤害，但到了88岁，尤其当他知道自己得了恶性肿瘤，肺癌扩散后，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做过开胸大手术的他，拄着拐杖出现在党委办公室门口，递交了自己书写工整的入党申请书。入党后不到两年他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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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平时从来不去理发馆，头发是夫人给理。当人们说他简朴的时候，他悄悄地说：“不是的，天下没有人不喜欢舒适的生活，我只是花不起时间。”这位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每个月有100元的津贴。他不接受这笔钱，要将它退给科学院，科学院不同意，他就把这笔钱存入银行，1966年他把存折上的13 000多元上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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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院司机班的师傅，就怕接张孝骞上班。说好的时间，只要迟到一分钟，不管刮风下雨，这位倔老头就拿着拐杖自己走了，理由是：“医生早到一分钟，病人就可能活，医生晚到一分钟，病人就可能死。”一群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跟着张孝骞去查房，常转眼不见他身影，原来他赶去拧紧一个没关严的水龙头，或去关掉一盏白天还开着的灯。有一次，他去医院看到大门未关，非常激动地对一位领导说：“大冬天不关门。浪费多少暖气，你们管不管？必要时专门雇个人关门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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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去病房查房，他身后的队伍会越跟越长。听完其他医生的叙述，他经常说：“我的想法有点不一样。”他对年轻医生要求严格，严格到近乎毫不留情的程度。对一个不勤奋的学生，他会暴跳如雷；对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他会当面训斥。有的医生不注意观察病人，病历写得潦草，他就会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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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张孝骞年事已高，仍参加内科各专业组查房，虽然听力障碍、眼睛白内障、精力不济，仍坚持到场，他说：“我还是来，你们不一定征求我的意见，我主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新进展。”在他去世前不久，还嘱咐内科新就任的主任，务必要抓好医疗质量。见到他的学生、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时，张孝骞还用已不太清晰的声音叮嘱他一定要抓好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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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湿免疫的创始人张乃峥在晚年时回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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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多次参与对张孝骞教授的批判。50年代我的一张大字报，激怒他发了一次在协和医院从未有过的大雷霆。但是他不念前嫌，先后支持我去苏联学习和在全国宣传开展医学遗传学工作，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次讨论晋升教授的会上，他对我说：“你今天工作报告讲得很好，我很高兴。”他脸上的表情似乎比我自己还高兴。1980年他已80多岁高龄，支持我创建全国内科第一个风湿病学专业单位，以后又支持我作为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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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孙中山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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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大礼堂曾经是旧日北京诸多故事的发生地。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5月8日新月社就在协和大礼堂为祝贺泰戈尔64岁生日，演出了他的著名英语话剧《齐德拉》，林徽因演主角。泰戈尔坐在观众席的第三排中间，身旁是梅兰芳。1939年，《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与夏承楹的婚礼也在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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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是一位早年也是外科医生但后来成为革命家的孙中山的葬礼。孙中山在31岁时，曾译过一本书《红十字救伤第一法》。他21岁时在香港西医书院开始攻读医学，5年后他是毕业生中成绩最优的一个，当时的教务长发给他第一名的毕业证照。后来，他到澳门镜湖医院当医生，以外科手术著称。当时，有个砂淋（尿路结石）病人，别的医生都束手无策，他给病人做了手术，取出一颗重约50克的结石。在行医的同时，他暗中进行革命活动。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病比人身体的病更严重，“医国”比“医人”更重要。孙中山病逝后，澳门地区10万人口中，有2万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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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生命中的最后两个月，大部分是在协和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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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抱病入京。尽管寒气逼人，在市中心的前门火车站仍聚集着大批群众。其时的情景是：3万人欢呼，五色旌旗漫卷，256万张传单漫天飞舞。当天的上海《民国日报》及上海《申报》报道：“下午4时许，专车抵达前门车站时，受到北京各界200多个团体约3万人的热烈欢迎。”此时的孙中山，数月来持续加重的肝疼，使他面色蜡黄，已无力宣读那不到300字的入京宣言，只好印成传单散发给民众。他在宋庆龄的搀扶下走出车厢，乘汽车直抵北京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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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钟麟写过一篇文章《孙中山先生到北京的时候》，刊登在1956年11月5日的《团结报》上，描述了自己去车站接孙中山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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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是北京的警备总司令，奉冯先生（冯玉祥）命令，欢迎孙先生，并负责保护孙先生。我很担心对孙先生难尽保护之责，就驱车跑到永定门车站，想请孙先生在那里下车，免得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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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生躺在车中，面容憔悴，说明他的病已经是很重了，但是他不同意我的安排，他说：“我是为了学生们，为了民众而来的，请不必担心，学生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真出乎我意料，车进扬旗，学生的秩序立时就自动整理好了。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没有一个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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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月21日，孙中山病情恶化。一位来自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的护士被派往北京饭店护理。后来，这位护士对《工人日报》记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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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我一跨进病房，中山先生就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早安！”傍晚，当我离开病房的时候，中山先生也要说声：“晚安！”每次量体温、试脉搏或是喂药以后，他都要说：“谢谢你！”有一次，他烧得唇干舌焦，我用药棉蘸凉开水润他的嘴唇。这时，他虽然难受得两眼睁不开，也不能说话了，还合掌向我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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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孙中山住到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去，离北京饭店不远，但被孙中山拒绝了。他说：“东交民巷是租界，我不去！”最后，他选择了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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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月26日，因和段祺瑞反复争议，孙中山的病情加重。体温骤跌急升，无规律，入院前已不能进食，反复呕吐使他更加憔悴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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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入院，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与孙中山家属、亲友商定，进行剖腹探查。经孙中山同意后，宋庆龄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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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6时，由刘瑞恒主刀进行剖腹探查术。打开腹腔后，眼前情景令医生们大吃一惊：肝脏表面满布大大小小的黄白色结节，整个腹腔的脏器粘连扭结。符合晚期癌症多处转移的诊断。主刀刘瑞恒在肝脏表面切下几块组织，送病理检查，病理活检号为S-6825。病理由当时的高年资讲师、后来的第三任病理科主任胡正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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