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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接着也嘲讽西医所说的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或是学生来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又来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再来一次。但究竟谁负责看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即使你能的话。他们也许是为他们自己看病来了，但很不像是替病人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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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既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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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和徐志摩对医学并不精通，用真正学过医的鲁迅的话来说，他们是两位“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学过西医，他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发表了《马上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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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轰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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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西医背景的鲁迅，比起陈西滢和徐志摩，拥有更为专业的发言权。不过，鲁迅倒也认为西医到了中国，确实发生了许多问题，但他认定那不是西医的问题，而是“中国人的问题”，是“特别国情”，因为“本国的西医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这些医院，将病人当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还有在院里的‘高等华人’，将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愿意的，只好上私人所开的医院去，可是诊金药价都很贵。请熟人开了方去买药呢，药水也会先后不同起来。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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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医辩护的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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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割错了腰子”的受害者梁启超，此时如何评价西医和中医呢？他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却是为西医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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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它）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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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肯定即使割了右肾，西医对他还是有效的：“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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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中，梁启超维护西医有他的良苦用心：“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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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这份公开信，使得当时的协和医学院负责人如释重负：“梁的信是对此病案的一个非常好的声明。”几个月之后，梁启超再次露面，出席了协和医学院的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赞扬了协和，再一次表示对西医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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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协和医学院正对中国进步做出重大贡献。如果我们问中国最需要什么，最一致的观点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科学精神和方法。怎么才能最好地满足这一需求？我的回答是，通过医学科学……在如此杰出的医学院学习是极大的荣幸，而这也包含着极大的责任，因为你们的使命是通过医学科学的途径来带领这个国家其余部分走向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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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专家程之范评论梁启超对此事的态度，认为他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这时对协和大加鞭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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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后来也助威说：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我虽不是医生的同行，但与他们实在是休戚相关，因为我最怕复古的反动，所以希望新医学的胜利，保留一点新势力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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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梁启超在被“错割肾”后，仍支持刚进入中国的西医，后人的评价是“科学、理性、宽容”。虽然那时的梁启超，已经深刻地体会到“科学并非万能”。就像9年前他从欧洲归来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中所写，他感觉到“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他在自注中说：“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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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重读：西医并非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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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今天看来，梁启超在协和的这次经历，仍是一则发人深省的案例。它折射了当时国人对中西医的不同看法，西医来到中国进而被接受的过程其实一路坎坷。又有多少人能如当事人梁启超一样怀着“理性、宽容”，去理解西医代表的“科学医学”并非万能，它背后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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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的功用之一，是为了说服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开始重视现代科学的价值。但在梁启超的这次协和看病经历中，确切体现了“科学并非万能”。当时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的西医，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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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手术，究竟是不是一个“错割肾”的故事呢？可从如下几方面理性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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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否需要开刀？在临床工作中，是由多位医生基于已有知识的判断共同决定，并非由一位外科主刀医生一人决定。但有时，医学知识和检查手段是有局限的，存在着未知边界，存在着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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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割肾”后的疗效及“樱桃大黑色肿块”的病理结果看，“割肾”是无意义的，应该避免。但在诊断的当时，当尿血不止而X光又在肾上发现异常黑点的情况下，就很难作出是否需要动手术的决策了。在20年代，用X光诊断右肾肿物已足够先进，术后证实，右肾确有肿瘤，说明X光的诊断没有错。肾脏的良性肿瘤很少见，良性瘤不会导致血尿，所以医生会怀疑梁启超有恶性肿瘤的可能。打开腹腔，肾脏肿瘤大多数长在肾脏内部，无法用肉眼看到，手术全凭术前X光片指示该切哪个肾。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其他检测方法，根据术前患者尿血之临床症状，加上X光片示右肾肿瘤，大多医生都会切除右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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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否单独与外科主刀医生有关？协和负责给梁启超诊病的医生认为，右肾上的黑点可能是尿血的原因，黑点可能是恶性肿瘤，必须施以手术。在这一诊断下，主刀医生按诊断要求，实施手术方案，顺利切除右肾，手术本身是成功的。虽然事后证明尿血与那个黑点无关。梁启勋的《病院笔记》中说：“至于刘瑞恒，不能不谓为高明。割后绝不发热，且平复速而完好，虽则病人身体之强健，医生认为有异于常人，然亦良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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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医诊治中，各科医生各司其职，在梁启超这一病案中，主刀医生刘瑞恒并不负责尿血症的诊断和治疗。刘瑞恒做这场手术，是应梁启超本人的要求“越俎而动”。梁启超的诊断是由泌尿科和内科医生做出的。梁启超的好友伍庄在《梁任公先生行状》一文中说，梁1926年“入北京协和医院养病数月，欧美医生凡五六人诊治之，断为肾坏，请施刀圭”。梁启勋的《病床日记》也提到，其兄入协和医院，是“经泌尿科诸医检验”，方得出诊断。梁启超本人写给协和医院的声明中，则提到诊断他患有“无理由出血”，是几位“内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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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否可以在手术过程中避免割下没有癌变的肾脏呢？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中所说，刘瑞恒应该在看到肾脏没有异样之后立即终止手术，把病人切开的腹部缝合。没有医学背景的读者大多会以为有道理。而学西医的鲁迅讥讽陈西滢是“对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没有医学常识。肿瘤是长在右肾的内部，手术无法剖肾取瘤，所以只能将右肾整个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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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考据的误传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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