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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否可以在手术过程中避免割下没有癌变的肾脏呢?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中所说,刘瑞恒应该在看到肾脏没有异样之后立即终止手术,把病人切开的腹部缝合。没有医学背景的读者大多会以为有道理。而学西医的鲁迅讥讽陈西滢是“对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没有医学常识。肿瘤是长在右肾的内部,手术无法剖肾取瘤,所以只能将右肾整个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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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考据的误传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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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味深长的是,此事到70年后出现了新版本。两本书旧事重提,变成“梁启超被错割腰子”的误传版本:本来应该割坏肾,却割了健康的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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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1997年出版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中提及,1971年,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住进协和医院,从医生那里得知了父亲早逝的真相。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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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作“最高机密”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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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洙在2001年出版的《梁思成》一书中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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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因患肾病,多年来常尿血,经北京德国医院及协和医院诊断,一侧肾已坏死,应予切除。在协和施行手术,执刀医生是院长刘瑞恒。但因他的判断有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严加保密。在1970年梁思成住院时,才从他的主管医生处得知父亲真正的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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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事情的性质由一次难以避免的误诊,开始演变成了不负责任的医德问题,并进而被到处转载。但最初,1926年梁启超之弟发表《病院笔记》一文,引发大讨论的核心问题只是:手术该不该做,右肾该不该切。谈论的是西医的医术,而非医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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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索真相,《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一书的作者查阅梁启超和其亲友在手术前后的多篇文章,发现所谓“割错肾”的说法,与当事人的原始记录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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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当时留下《病院笔记》和《病床日记》两文,各发表于1926年《晨报》和1929年《大公报》上,可视为知情人的第一手记录。《病床日记》中说得明白,诊断认为病在右肾,割去的也是右肾,并未割错,“尿血不止”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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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指梁启超)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及右肾割去后,小便出血之症并未见轻,稍用心即复发,不用心时便血亦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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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院笔记》还记录了手术时协和医生力舒东与主刀医生刘瑞恒开的一句玩笑:“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作一谐语曰:‘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曰:‘分明从右肋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这一玩笑,也说明主刀医生刘瑞恒当时是明辨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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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在1929年其父去世后,曾作《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文中也提到1926年其父“入协和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割去,然割后血仍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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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梁启超本人,则在手术后发表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声明中,也明确说自己的病,“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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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本人、其弟、其子,当初都证明是右肾被怀疑有病,右肾在手术中被切除。并不存在后来误传的:“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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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慰梅也写到了她的资料来源:“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口中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参与手术的那两位编故事的实习生,极有可能的是,他们误把手术进行时力舒东医生和刘瑞恒医生那句玩笑话当作事实传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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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用英文所写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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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原始记录,还是应翻回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的病历档案。其中,协和外科医生的病例报告提供了关于“割肾”外科手术的详细经过,排除了外科手术错误的说法。病案如此记载: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患尿血症住进协和医院,经X光检查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决定予以手术割除。手术后解剖切下之右肾,可见樱桃大小之黑色肿瘤,经化验后排除癌症。提示这黑色肿瘤是良性瘤。病案内一并附上了梁启超本人声明,即上文提到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的英文稿。这是为避免人们误解协和医院,特地放在病案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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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享年56岁。他的病历至今完整地保留在协和病案室内。从手术以后直至他去世前,约三年的时间里,他曾多次在协和医院就医,治疗不同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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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会根据手术后三年梁启超便盛年而逝,将他的死和“割肾”简单地关联起来。但梁启超最后的死因与尿血症无关,也与割去一肾无关。他留在体内的左肾一直工作正常。梁启超最后的死因,是一种当时极其罕见的肺部感染。其好友伍庄的文章也说:“有瑞典医生谓其病甚奇,世界上患此病者曾有三人,二人死而一人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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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梁启超在协和割肾的经历,映射了当时环境的诸多侧面。继梁启超之后,另一段插曲是张学良在协和医院的治病经历。张学良曾于20世纪30代初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严重的伤寒,康复之后,在报纸上赞扬了他得到的治疗。同时他也说,协和要在中国人眼中恢复信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正在中国,看到报纸后感慨:“要是张学良死在协和医院,真不知中国人的反应会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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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0多年间,在中国哲学、西医和中医的融合过程中,曾有过诸多如梁启超这次治病经历衍生出中西医断裂、分离,甚至对立的情况。虽然当时的协和有着无可比拟的医学“硬件”和“软件”,但中国人还是不能完全信服西医,也不能深入、准确、理性地看待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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