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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当时留下《病院笔记》和《病床日记》两文，各发表于1926年《晨报》和1929年《大公报》上，可视为知情人的第一手记录。《病床日记》中说得明白，诊断认为病在右肾，割去的也是右肾，并未割错，“尿血不止”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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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指梁启超）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及右肾割去后，小便出血之症并未见轻，稍用心即复发，不用心时便血亦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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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院笔记》还记录了手术时协和医生力舒东与主刀医生刘瑞恒开的一句玩笑：“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作一谐语曰：‘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曰：‘分明从右肋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这一玩笑，也说明主刀医生刘瑞恒当时是明辨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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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在1929年其父去世后，曾作《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文中也提到1926年其父“入协和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割去，然割后血仍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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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梁启超本人，则在手术后发表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声明中，也明确说自己的病，“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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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本人、其弟、其子，当初都证明是右肾被怀疑有病，右肾在手术中被切除。并不存在后来误传的：“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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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慰梅也写到了她的资料来源：“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口中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参与手术的那两位编故事的实习生，极有可能的是，他们误把手术进行时力舒东医生和刘瑞恒医生那句玩笑话当作事实传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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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用英文所写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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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原始记录，还是应翻回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的病历档案。其中，协和外科医生的病例报告提供了关于“割肾”外科手术的详细经过，排除了外科手术错误的说法。病案如此记载：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患尿血症住进协和医院，经X光检查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决定予以手术割除。手术后解剖切下之右肾，可见樱桃大小之黑色肿瘤，经化验后排除癌症。提示这黑色肿瘤是良性瘤。病案内一并附上了梁启超本人声明，即上文提到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的英文稿。这是为避免人们误解协和医院，特地放在病案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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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享年56岁。他的病历至今完整地保留在协和病案室内。从手术以后直至他去世前，约三年的时间里，他曾多次在协和医院就医，治疗不同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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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会根据手术后三年梁启超便盛年而逝，将他的死和“割肾”简单地关联起来。但梁启超最后的死因与尿血症无关，也与割去一肾无关。他留在体内的左肾一直工作正常。梁启超最后的死因，是一种当时极其罕见的肺部感染。其好友伍庄的文章也说：“有瑞典医生谓其病甚奇，世界上患此病者曾有三人，二人死而一人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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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梁启超在协和割肾的经历，映射了当时环境的诸多侧面。继梁启超之后，另一段插曲是张学良在协和医院的治病经历。张学良曾于20世纪30代初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严重的伤寒，康复之后，在报纸上赞扬了他得到的治疗。同时他也说，协和要在中国人眼中恢复信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正在中国，看到报纸后感慨：“要是张学良死在协和医院，真不知中国人的反应会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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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0多年间，在中国哲学、西医和中医的融合过程中，曾有过诸多如梁启超这次治病经历衍生出中西医断裂、分离，甚至对立的情况。虽然当时的协和有着无可比拟的医学“硬件”和“软件”，但中国人还是不能完全信服西医，也不能深入、准确、理性地看待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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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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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北京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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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北京城的西南方向，48公里之外是房山区周口店村的龙骨山，在20世纪20年代，这里突然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也因此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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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0年代初，两箱本想转运美国暂时保存的“北京人”化石，就像当初它们刚被发现时一样，突然失踪，再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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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达生是协和医学院的第二位解剖学主任。他与在组织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前任考德里教授是同学，都是加拿大人。考德里当主任时，请步达生来协和，担任神经解剖学和胚胎学的教授。但步达生的真正兴趣是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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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步达生根据在周口店发掘的牙齿化石，断定这是中国猿人的一个新品种，起名叫“北京人”，并向全世界宣布了“北京人”的存在。对周口店的正式挖掘，从这一年开始，直至1929年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气已经很冷，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的一位年轻人，25岁的裴文中终于在“北京人”遗址主堆积的北边小支洞里，发现了“北京人”的一块头盖骨——一块未成熟的女性头颅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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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达生的建议下，协和医学院与地质调查所合作，对中国史前文化和北京附近的人类遗址进行调查，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经费。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了，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楼一层。步达生是新生代实验室的荣誉主任。为了专心研究“北京人”，步达生每天都在晚上七八点去办公室，直到早晨别人上班。1934年3月的一个早晨，步达生的一位同事来上班，敲门无人应，用总钥匙开门后发现，步达生双手捧着猿人的头盖骨，前额枕在骨头上，因心脏病复发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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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新生代研究室由一位名叫魏敦瑞的德国组织学家、人类学家负责。他继续参与挖掘周口店遗址的研究，陆续增添了新的“北京人”化石标本。1936年12月的《时代周刊》报道：“1936年堪称化石人类学的繁荣昌盛年”，“几周前，从1929年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著名头盖骨的洞穴里，又发现了两个头骨。上周来自中国的消息，第五个“北京人”的头骨也被挖掘出来了，有鼻子、眼睛的窝，保存得比其他几个要好。至此，挖掘周口店的化石，已经进行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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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的《时代周刊》说：“在上周的《科学》杂志上，魏敦瑞博士详细描述了中国猿人的第一块大腿骨。这是由裴文中从上季度在周口店洞穴收集物中发现的。其中一块有12英寸长，另一块2英寸长。它们有了一些人的特征，包括一般形状，在膝盖处的凹槽。但又有一些不同于现代人类的地方：更坚固，模糊的弯曲，到膝盖端厚度递减。从大腿骨来看，魏敦瑞认为它们属于一个完全直立行走的女性，差不多5英尺4英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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