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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5月22日，星期六，晴，下午阴，远处似有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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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未赴院。下午3时赴北京医院参加马寅初的遗体告别仪式，其夫人王仲贞尚认识我。50多年前她临产大出血，几濒于危（马说，处于死亡的边缘），我为之输血。60年代初期我在门诊为他诊断Sheehan综合征（以前在他院未诊出，感染后休克，误诊为中毒性休克），给了她替代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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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民间传说，是讲张孝骞当天诊治马寅初夫人时，并未回忆起她产后大出血的事情，而是回到家，翻出了压在箱底的30年前记录的病例小本，才发现了这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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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是他一生为医的典型道具，几乎成了这位“一生别无所好，唯一喜爱就是诊治病人”的内科专家形象的一部分。几十年来，他无论到病房或是看门诊，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记事本，上面记着病人的姓名、病历号码、主要诊断和特殊病情。如果下次再到病房，一定要再查询已看过病人的情况，直到病人出院为止。凡他认为重要的病人，还要求主管医生将出院随诊的情况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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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一生并没有留下鸿篇巨制，但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倒是积累了很多。“文革”中，他的宝贵财富——50多本写有密密麻麻病案资料的小本，随着三次抄家荡然无存。“文革”后，他重又拿起笔记录，即使在右眼已经失明、左眼一尺以外已看不清人影的情况下，还要靠着药物维持视力继续记录，总数达56本。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纸片记录，加起来他差不多记有1 000多个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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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时，许多人建议他整理一下这些小本，以供后辈学习。但是当他准备动手整理这本谦恭的《临床拾零》时，却生病了，最终没能完成。张孝骞的学生鲁重美在《难忘一事——回忆我的导师张孝骞教授》中描述了这56个小本和4盒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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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张老的遗物时，我又见到了那些我所熟悉的小本本，那是张老亲手记下的一些复杂、疑难病例，多附有随访结果及有关文献的出处。密密麻麻的字迹，凝聚着张老的心血和汗水……身边的桌子上堆放着4个大小不等、质地不同的盒子，一个旧铁盒，一个长木盒，两个厚纸板做的鞋盒，里面装满了张老长年积累的文献摘录卡片，英文的、中文的，分门别类，井然有序。新旧卡片参差码放，泛黄的、褪色的、毛边的旧卡片是老人早年从医生涯的艰辛写照，而更多的新卡片却展示了老人永不满足、不断向医学领域冲刺的不倦精神。只有科学的天平才能平衡——一头是不起眼的小本本和几盒外表破旧不堪的文献卡片，一头是协和泰斗、医学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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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常对年轻医生讲如何正确对待书本知识：“书本知识到底是间接经验，其中不少仍需要实践的检验，有的甚至不可靠。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旧的理论被推翻，新的知识加入，新陈代谢，永无止境。所以书本无论多新，总是落后于现实。尽信书，不如无书。”他的56个小本，就是自己身体力行写成的关于实践的书。这些小本见证了他怎么积累学识、丰富经验和锻炼敏锐的洞察力，还有今日难得的，对病人的爱护。这些小本简朴的形象，向后辈印证着他自己是如何理解“不要只做看书的郎中，要临近病人的床”。在他的影响下，后来协和内科好几位专家也有着记小本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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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孝骞的小本，还能看出他在临床工作中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注意随诊病人，总结经验教训。协和内科专家贝濂，是张孝骞的学生，她说：“张老十分重视追查病人，在查房时看到一些特殊或疑难病例，他常常会指出以前有过类似的病人，还记得大约是哪一年，在哪一个病房，是哪位医生管过一个病人与此类似，可以借鉴。有时连主治大夫本人都已忘记了，张老却记得很清楚，并且常在几天后把病人的姓名、病历号找出交给主管大夫参考。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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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7月6日的日记中，张孝骞整理自己的小本时，也再次提到对病例随诊的问题。不过，这回更多的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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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上午晴、下午阴晴、夜雷阵雨。整日清理临床记录小本。一个最大的问题，所看的大多数病例看不出最后的或正确的诊断。这也反映我院多年来不重视随诊和尸体解剖。多数病例缺乏随诊，大夫们亦较少研究疾病的整体而多满足于看其横断面。这是不利于医学研究，也是不利于患者的。似已积重难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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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年，因为身体和视力的原因，张孝骞已无法再记录心爱的小本了。在后来的一篇关于张孝骞的文章中，有一句话读来尤其让人感慨：“失去了这个小本，意味着切断了他通向病房的道路，意味着他同病人的分离，意味着他医学生涯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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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曾目睹张孝骞给马寅初夫人看病的协和医生罗爱伦，日后也有了自己的一个“百宝箱”。她后来选择了麻醉科，用一张张自制的小卡片摘抄各类她认为重要的病案。在卡片的正面，是病人的姓名、年龄、诊治时间、疾病名称、治疗方案、麻醉方式、各种反应……简明扼要，而且一应俱全。她的小卡片已积累了近千张，还按照学科、常见与疑难病症、治疗效果、麻醉方式等分类，每当遇到问题时，她就会打开身边的这个卡片“百宝箱”查阅，寻找答案。成为中国著名麻醉科专家的罗爱伦教授，大家都说她有“超强的记忆力”，每当学生问到各类疑难杂症的诊疗方法及禁忌时，她都能一一道来，但她说：“其实奥秘就在这个百宝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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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与内科同事一起讨论病例。这位被称作“协和泰斗”“一代名医”的临床医学专家、医学教育家在晚年身患肺癌的情况下，仍坚持参加病例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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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了临诊记事“小本”，每次查房或门诊都随身携带，遇到重点疑难病例就把病人的姓名、病案号码、主要病情记下来。图中为张孝骞记录过的部分“小本”和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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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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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老协和的女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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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叶恭绍27岁，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工作。当时的科主任是袁贻瑾教授，他安排叶恭绍先到杨崇瑞办的第一助产士学校见习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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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恭绍告诉科主任，自己将在10月份结婚，袁贻瑾当时反应很大。“他简直不能接受，而且感到失望。他要我去找杨崇瑞谈话，希望杨崇瑞能说服我不结婚。他还告诉我，协和医学院是不送已婚女医生出国进修的，因为女医生结婚后必定随她的丈夫去留。协和培养了，又不能用，太不合算！而且女医生生了孩子，就可能不再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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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主任还举了杨崇瑞、林巧稚由于不结婚，事业才取得成功的例子。而沈骥英虽然曾是协和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但在结婚后生了孩子，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以至结婚后就离开协和医学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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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用这些例子来说服我，但我没有改变计划。我按预定时间，于1935年10月和黄祯祥大夫结了婚，并继续在公共卫生科工作，直到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协和被迫关门为止。我于1936年、1938年、1940年生了三个孩子。除了利用协和应有的每年一个月的休假外，我没有为生孩子而多请一天假。我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说明已婚妇女照样能继续工作，以消除他们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我终于胜利了！”叶恭绍后来回忆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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