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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要解决助产士问题，凭什么要求合格的候选人在中学教育之上还必须接受护士培训，才能再上接生课程。中国每年大概有1 200万新生儿。按照像英国……和丹麦这样具有高接生水准国家的经验……估计一个助产士每年恰当的接生数，分别是150次和120次。在此基础上估计，对于今后的两代人，医生数量和经济状况要求，至少80%的接生需由助产士完成，那么问题就是要培养6.4万名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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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在北京市政府提供的一座翻修的中式院落，北京助产学校开张，杨崇瑞任校长。第二年，政府卫生署任命了助产士委员会成员，由杨崇瑞担任会长。北京助产学校也扩展成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学校开设3门课，第一门为期2个月，培训传统的接生婆；第二门为期6个月，培训年轻的现代助产士；第三门，为期2年，针对高中毕业生，成为助产士项目的监管者和领导。首期学员是30名妇女，平均年龄54岁，都目不识丁。据说，培训的接生婆中，还有一位是接生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接生婆。针对她们的现状，杨崇瑞如此描述教学目标：“我们只想努力让她们记住3件事：正常接生中的无菌方法，系脐带的正确方法，最后是识别危险信号并把非正常情况转交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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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月的课程结束后，学生要通过一个简单考试才能毕业。每位助产士需要演示3项实用技术——助产前的洗手，正确系脐带，以及清洗新生儿要特别注意眼睛。每位要口头解释一下如何观察出血和发热，描述正常和非正常生产的区别。初始的30位学员，有26人参加了考试，19人通过考试。成功结业后，每位助产士会得到一个“接生包”。包内装有：围裙、套袖、毛巾、无菌线、剪刀、眼药水、肥皂、刷子、来苏水、硼酸、酒精和硝酸银。这是杨崇瑞向北京官员的太太们寻求捐助而来，每包是5美元的成本。到1932年，北京有268位传统接生婆完成了这门课程。杨崇瑞后来也在定县进行过助产士培训的探索，只是旧式接生婆的再培训，在农村并不像城市那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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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助产士在课堂上演示如何在助产前剪指甲、洗手，给新生儿洗澡、系脐带、点预防眼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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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参加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两个月课程的结业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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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助产教育，杨崇瑞相信，一个综合的妇幼保健项目，一定要包括节育。她的另一行动是开设了节育咨询门诊。多次生育不仅危害女性和婴儿健康，也不利于国家发展。但节育这一话题，在20世纪早期仍是中国的禁忌。她请社会学教授陈达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宣扬节育的文章，还在1936年秋邀请美国著名的节育运动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到北京协和医院的礼堂做“节育”的演讲。北京的小报上描述了杨崇瑞在前门车站迎接桑格：“外国反动医学人士来华，拟宣传所谓的节制生育。国人则有一奇装异服的中年妇女前往迎接，居心叵测，需加注意。”所谓杨崇瑞的“奇装异服”，不过是改良过的旗袍和盘在头上的发髻。桑格在协和礼堂的演讲题目是“节制生育的各种措施及今后的展望”，但日后真正第一个有组织的节育诊所，直到1930年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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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志潜一样，杨崇瑞的项目带有革新色彩，解决了当时中国一个最难也最急的问题：现代科技在本地的快速、平等分配。当今中国极低的婴儿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杨崇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这一先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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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崇瑞曾写过一篇《一个产科医生的生活》，刊登于1943年《实验卫生季刊》妇幼卫生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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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理想的职业是能从工作里获得生活的愉快与安慰，这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幸福。产科工作便是这种的理想的职业之一。服务于产科工作的人便是从工作的美满成果里，来享受生活的安慰与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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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列举了产科医生的辛苦、战胜困难后的满足。文章最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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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最真挚的快乐，是为他人谋求幸福。产科医师便是为妇女婴儿求安全与幸福。每次接生，直接的维护了两个人的性命的安全与身体的健康，间接的为国家在强国强种上，做了最伟大的贡献。所以一个产科医师应该有理由以她的职业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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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中国女性处境的改善，有一部分是从身体解放开始的。杨崇瑞关于助产和节育的行动，开始改变中国女性被生育牵制的状况，渐渐地，中国妇女可以自主选择什么时候怀孕，如何避孕，用什么方法来控制生育，如何优生优育。杨崇瑞和学生林巧稚一样，一生关注的是中国妇女的健康和生存，挑战并解决当时中国传统妇女的生育问题。当林巧稚还是协和医学生时，来到东城区第一卫生事务所实习，在保健科主任杨崇瑞的指导下工作。杨崇瑞也曾特聘当时在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去助产学校讲授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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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崇瑞（前排左一）毕业于协和医学堂，林巧稚（前排左二）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她们虽然相差10岁，但都是基督教徒，都终身未婚，从事妇产事业，在精神气质上颇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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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关于林巧稚的文章中，常常会提到她的这句话，出处尚待考证：“健康应从婴儿抓起，我一辈子没有结婚，为什么呢？因为结婚就要准备做母亲，就要拿出时间照顾好孩子。为了事业我决定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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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她自己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经她手接生的孩子有成千上万，人们给了笃信基督教的她这么一个称谓：不曾做过母亲的“万婴之母”。她为林徽因、冰心这些文化名人接生过孩子，也给周恩来夫人、朱德夫人、彭真夫人看过病，更为众多妇女民众治过病、接过生。就像康克清在一篇回忆林巧稚的文章中说的：“她是看病，不是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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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内蒙古的女工焦海棠给林巧稚来信，说她已连续夭折三胎，现在又怀孕待产，向大夫求救。林巧稚根据信中所说的症状判断，她的孩子患的是新生儿溶血病，国内尚无成活的先例。接受焦海棠这样的病人风险太大了，但林巧稚不能面对一位母亲的求救而背过身去。她遍查全世界最新的医学期刊，搜寻有关治疗新生儿溶血病的资料，最后决定用婴儿脐带换血的手术，来挽救新生儿生命。她组织各科专家制定了整套方案，并亲自主持手术。就这样，中国第一例新生儿溶血病手术成功了，母亲为孩子起名叫“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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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董莉的患者，结婚6年初次怀孕，来协和检查时发现宫颈有乳突状肿物，经取活体组织做病理检查，怀疑是恶性肿瘤，必须尽早接受手术切除子宫。林巧稚反复研究了董莉的病理检验报告，查阅国外资料，思考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呢，大多数专家仍坚持应尽快手术。手术方案制定了，只等林巧稚签字确定时间。可半个月过去了，她依然没有签字。她每天给患者仔细做检查，认定症状未见发展，有可能是一种妊娠反应，决定暂不手术，出院后定期检查。为了这个决定，林巧稚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与风险，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她的设想和推论是正确的，一个6斤重的女婴降生，孩子的父母给她起名叫“念林”。原来，董莉的宫颈肿物的确是一种特殊的妊娠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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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未婚的林巧稚说，自己“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这首生命进行曲，胜过人间一切悦耳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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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巧稚接生过很多孩子，这是家长们送给林巧稚的照片。在她接生的孩子中，有不少名字叫“念林”“爱林”“敬林”“仰林”的。这是来自民间的女性表达对林巧稚感激之情的方式。作家冰心的三个孩子，都是在协和医院由林巧稚接生，在孩子的出生证上，她签上了英文“Lin Qiaozhi’s baby”。这温暖的签名，打动了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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