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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杂症的最后一道希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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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老百姓中曾有这么一个说法：在中国疑难杂症的最后一道希望线，是去北京找协和。“我们千里迢迢到北京协和看病，是到了头。无论如何我们心甘了”便是来自病人的话。那些连夜在门诊部门前排号的队伍中，有一部分人就是在其他地方不能明确诊断，最后经过层层的转诊来到协和的。他们不远万里，甚至变卖家产，全家出动，只为了到这里找到明确的诊断，实施有针对性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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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院有70%以上的病人是从外区、外省市转诊来的。住院病人中，疑难危重病人、需二级以上护理（病人不能自理）的垂危及大手术病人，占一半以上。协和医院被指定为解决全国疑难病症的技术指导中心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在这里设立了疾病分类合作中心。从1987年至1989年，诊治的病种有1 600多种，其中仅见一例的500多种，非常罕见病例20多种，有些在国内外均是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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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分泌激素物质并导致钙磷代谢异常的“叶间瘤”，当时，只在全世界人口中的八个人身上发现过，第八例的发现者便是张孝骞。此前，很多医院都对这位男病人下过诊断：腰肌劳损、类风湿关节炎、骨软化症……几年过去，他仍然腰腿疼痛，活动困难，常常奇怪地发生骨折。张孝骞给病人体检时在右侧腹股沟触到了一个肿块，检查了肿块的形状、大小和硬度，然后对在场的医生说：这大概就是病根。手术切除后，病人逐渐恢复。病理报告：疾病为叶间瘤合并抗维生素D的低血磷软骨病，与张孝骞的诊断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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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现在，人类对医学的认识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科学的发展并没有消除医学中必定存在的不完美和不可知。在面对疑难杂症时，协和的医生与病人一样，面对的是充满谜团的待破解的疾病。不是所有的谜团都能够侦破，但100年来，协和一直在磨炼侦探的武器，不断传承、提炼和锻铸临床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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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技术上的磨炼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追求、深度探索的动力。妇产科从事绒癌研究的杨秀玉教授说，自己最受不了的就是一个医生当着病人的面，判病人死刑。她认为一名医生永远不能对病人说：“你就这样了，你的病没治了！”也许是因为在她的从医生涯中，亲眼目睹、参与了宋鸿钊教授领导的绒癌小组，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创造了很多奇迹。在协和的努力下，绒癌病人从20世纪50年代前的患病即死，到能活三个月、能活半年，到今日80%的治愈率。如果医生不对自己有所要求，医学就不会发展。为什么协和一直保存着对疑难病的探索兴趣？是因为他们还有着这样深层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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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一位来自美国的阿根廷籍男子，因为严重肺部感染呼吸衰竭，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当晚，病人气管被切开，神志昏迷。第二天一早，内科副主任王爱霞被请去会诊。病人胸片为典型的肺孢子虫肺炎，病情进展异常迅速，“太典型了，艾滋病晚期”这个惊人的诊断跳入了王爱霞的脑中。根据病人携带的证件，打电话到美国洛杉矶的电话局，联系上了病人的家庭医生，结果证明：病人在美国已被诊断为艾滋病。但是要说服同仁相信中国已经出现了艾滋病人，必须拿出血清学的证据。当天会诊同时，王爱霞取完病人的血样，亲自跑到实验室分离出血清标本。这是一份让大家闻风丧胆、躲之不及的血样，“谁也不许动，我亲自来做”，她请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鉴定所检测，结果是艾滋病病毒血清抗体阳性。几天后病人死亡，病理报告与血清学报告一样，支持艾滋病的诊断。就这样，北京协和医院发现了中国第一例艾滋病，全国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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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协和，有些专业科室的床位数并不算多。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从协和抽调出去不少专业骨干，有些专业的力量也不如昔日协和那么强大。如果就某个专科与后来建立的专科医院相比，可算是小巫见大巫。在面对疑难杂症时，除了医生的长年技艺磨炼及探索精神之外，协和的优势在哪里呢？在于综合，在于结合，在于各专业之间的碰撞和整合，形成了一种多样性和丰富性并存的医疗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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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的医疗、教学、科研相结合，临床和医技相结合，医生和护士配合默契，名科各专业之间有着互相交流的通道，也具备可综合的能力。比如，1991年，一项名为“激素分泌性垂体瘤临床与基础研究”的课题，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通过对国内外最大系列（1 041例）垂体瘤病例的临床分析，总结出中国的特点，并对各种垂体瘤引起的代谢紊乱和脏器损害的范围、严重性深入探讨，在国际上第一次提出了垂体卒中后有完全和部分破坏两种结果这一概念和治疗原则。这不是一个科室单打独斗的结果，而是内分泌科、神经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病理科、放射科、放射治疗科、麻醉科和计算机室共9个科室的“大兵团”长期合作的成果，仅论文就有79篇。像协和的这些课题：“根治绒癌”“卵巢癌淋巴转移”“脊柱侧凸症”“人工胃肠支持”……也都是多学科联合、医技医护配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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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举一个近来更鲜活的例子，那就是在协和内科对现代医学反思的过程中，诞生了普通内科这么一个看似回归传统、回归全科思维的科室。在今天，协和仍然在尽己所能，进行医学精品的中国式打造。在一次全国医疗会议上，一位曾在协和担任过管理工作的院长，被要求谈一谈协和的特色。他谈的是协和的非技术特色，其中一点就是全科思维。在20多年前，协和风湿免疫病学家张乃峥就倡议成立普通内科。20世纪80年代初期，血液病专家张之南考察了美国十几所医学院校，也向内科主任张孝骞建议成立普通内科。协和医院给出了在大内科建立普通内科的两大理由：一是全面、整体地解决病人医疗的需要，二是人才培养的需要。2004年年初，协和医院正式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学术性普通内科，成为在大内科领导下与其他专科齐名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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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折射的是：在现代医学分科日趋细密的当下，协和如何尽己所能，深度锻造临床思维赋予医学更多的整体观，如何培养医生的跨科思维、更整体的观念，使得医生成为“医家”而非“医匠”。《内科疑难病诊断——协和医生临床思维例释》这本书，仍在继续积累素材，以期出版更多的续集，给更多的医生、医学生展示协和式的临床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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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自省、专注和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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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不只是那栋带有博物馆、冷藏室、动物室和组织学实验室的解剖学系三层小楼，或者是藏有5万篇德语论文的图书馆、那些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博士学位的老师，更重要的是，老协和还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科学探索精神。这种精神弥漫在整个校园，造就了它独特的专业科学气质，也是理解协和人的最合适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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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00年前“专业化”在美国的医学院校都还很新鲜时，协和学生的基本课程就由这些领域的专家来教学了。解剖学教师是步达生，生物化学教师是吴宪，生理学教师是林可胜……他们不仅是国际知名的医学科学家，还在协和的实验室中继续进行前沿研究。客座教授们又各自把国际医学的最新发现带进中国，进一步激发了科学研究的气氛。在面对这些浓厚的学术氛围时，学生作出快速反应并积极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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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国学者评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建立了一个高度自主的、自我更新的专业科学群体。构成这个群体的教育和研究机构直接受到美国科学经验的影响……这些主要是通过两个资金充足的机构做到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洛氏驻华医社、中国促进教育和文化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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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身在科学圈，有着普世一致性的追求，中、西文化的不同背景差别可以退而其次，科学家之间变得更能合作。步达生和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是好朋友，步达生去世时，丁文江说，与对科学真理的探求相比，国家、种族的概念微不足道。刘瑞恒在国家卫生署时经常接受兰安生的咨询建议，并一起在上海的酒吧庆祝新年，他们的友谊保持了40多年。后来，协和的学术渐渐从西方教员身上向中国人、协和学生转移。黑热病作为一个最具挑战性的研究项目，通过数位教员、学生的研究，到1940年，引起黑热病的杜氏利什曼原虫在中国的传播链条基本确定下来：从狗到白蛉。根除该病，只需要灭绝黑热病狗和白蛉。黑热病研究展现出西方人与中国人，教师和学生之间跨国界、跨年龄的合作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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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描述，协和毕业生除了“扮演领袖的角色”外，都过于美国化，与社会隔绝，不能适应现实问题。形容他们“在高墙内过于密闭”“寺庙般与世隔绝”。在混乱年代，协和犹如一个自给自足、独立于纷扰之外的孤岛，专心于科学及教育的进步。1942年，日本关闭协和医学院，协和护理学校在聂毓禅的带领下，转移到西南的成都开张。协和医学院没有能进行类似的集体迁移。原因之一是，缺少一位有力的领袖，时任协和校长的胡恒德，当时被囚禁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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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人几乎不以政治为归依，更多地选择以个人隐退的方式应对动荡，保持低调。大概唯一真正影响到协和学生的示威抗议，是由1925年5月30日的“五卅惨案”引发的全国运动。当时，林可胜带领学生走上街头抗议，但很少有协和人像林可胜那样，将医学学术和爱国主义集于一身。后来在台湾地区发展的1929届毕业生卢致德回忆：“大部分都想继续学习，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业，拿到学位，而不是为政治浪费时间，他们还不理解那些不同的政治观点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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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人更多地归属在一个专业学术群体内，其特点在于学术性，而不在于政治敏感度。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精进求索，用一种独特的协和方式面对专业、面对病人、面对自己，以及面对外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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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体内的协和处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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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妇产科专家宋鸿钊被当作反动权威拉去批斗，他站在高凳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批斗会一结束，他马上戴着口罩回到病房。有一次，学生杨秀玉忍不住问他：“他们都批斗你什么？”宋鸿钊笑说：“我也没听清楚，我光顾着保持平衡来着。”身处在极端的荒谬之中，他还是尽己所能，保持了一个医学学者独立的内心世界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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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专家谈医学成才之道》中，因在研究绒癌方面取得成就而被评为院士的宋鸿钊，回顾了从1949年起的艰辛研究之路，感觉最大的困难是传统观念产生的阻力和人为的困难：“长期以来，恶性肿瘤有了转移，就是不治之症，医生不再治疗，这已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事情。而绒癌这样高度恶性的肿瘤，有了转移还想治疗，又要保留病人生育功能，难为人们所理解，而只认为是‘痴人说梦’‘想入非非’和‘狂妄之举’，是个人名利思想作祟。因之，这一工作开始不久，即遇到阻力，不仅绒癌的病人难以入院，化疗后病人血象下降，需要输血，也被认为是浪费，发生了一些问题，更是备受指责和讽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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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研究时，疗效不够好，极晚期病人死亡多，有人造舆论说绒癌病房是“死亡病室”。研究绒癌在“大跃进”时才公开，后来取得一些成果仍被视若无睹，认为是虚夸的“大跃进”产物。后来许多事实让他们不能不信时，又说“这种肿瘤本易治疗，正巧你们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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