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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技术上的磨炼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追求、深度探索的动力。妇产科从事绒癌研究的杨秀玉教授说，自己最受不了的就是一个医生当着病人的面，判病人死刑。她认为一名医生永远不能对病人说：“你就这样了，你的病没治了！”也许是因为在她的从医生涯中，亲眼目睹、参与了宋鸿钊教授领导的绒癌小组，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创造了很多奇迹。在协和的努力下，绒癌病人从20世纪50年代前的患病即死，到能活三个月、能活半年，到今日80%的治愈率。如果医生不对自己有所要求，医学就不会发展。为什么协和一直保存着对疑难病的探索兴趣？是因为他们还有着这样深层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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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一位来自美国的阿根廷籍男子，因为严重肺部感染呼吸衰竭，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当晚，病人气管被切开，神志昏迷。第二天一早，内科副主任王爱霞被请去会诊。病人胸片为典型的肺孢子虫肺炎，病情进展异常迅速，“太典型了，艾滋病晚期”这个惊人的诊断跳入了王爱霞的脑中。根据病人携带的证件，打电话到美国洛杉矶的电话局，联系上了病人的家庭医生，结果证明：病人在美国已被诊断为艾滋病。但是要说服同仁相信中国已经出现了艾滋病人，必须拿出血清学的证据。当天会诊同时，王爱霞取完病人的血样，亲自跑到实验室分离出血清标本。这是一份让大家闻风丧胆、躲之不及的血样，“谁也不许动，我亲自来做”，她请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鉴定所检测，结果是艾滋病病毒血清抗体阳性。几天后病人死亡，病理报告与血清学报告一样，支持艾滋病的诊断。就这样，北京协和医院发现了中国第一例艾滋病，全国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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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协和，有些专业科室的床位数并不算多。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从协和抽调出去不少专业骨干，有些专业的力量也不如昔日协和那么强大。如果就某个专科与后来建立的专科医院相比，可算是小巫见大巫。在面对疑难杂症时，除了医生的长年技艺磨炼及探索精神之外，协和的优势在哪里呢？在于综合，在于结合，在于各专业之间的碰撞和整合，形成了一种多样性和丰富性并存的医疗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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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的医疗、教学、科研相结合，临床和医技相结合，医生和护士配合默契，名科各专业之间有着互相交流的通道，也具备可综合的能力。比如，1991年，一项名为“激素分泌性垂体瘤临床与基础研究”的课题，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通过对国内外最大系列（1 041例）垂体瘤病例的临床分析，总结出中国的特点，并对各种垂体瘤引起的代谢紊乱和脏器损害的范围、严重性深入探讨，在国际上第一次提出了垂体卒中后有完全和部分破坏两种结果这一概念和治疗原则。这不是一个科室单打独斗的结果，而是内分泌科、神经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病理科、放射科、放射治疗科、麻醉科和计算机室共9个科室的“大兵团”长期合作的成果，仅论文就有79篇。像协和的这些课题：“根治绒癌”“卵巢癌淋巴转移”“脊柱侧凸症”“人工胃肠支持”……也都是多学科联合、医技医护配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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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举一个近来更鲜活的例子，那就是在协和内科对现代医学反思的过程中，诞生了普通内科这么一个看似回归传统、回归全科思维的科室。在今天，协和仍然在尽己所能，进行医学精品的中国式打造。在一次全国医疗会议上，一位曾在协和担任过管理工作的院长，被要求谈一谈协和的特色。他谈的是协和的非技术特色，其中一点就是全科思维。在20多年前，协和风湿免疫病学家张乃峥就倡议成立普通内科。20世纪80年代初期，血液病专家张之南考察了美国十几所医学院校，也向内科主任张孝骞建议成立普通内科。协和医院给出了在大内科建立普通内科的两大理由：一是全面、整体地解决病人医疗的需要，二是人才培养的需要。2004年年初，协和医院正式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学术性普通内科，成为在大内科领导下与其他专科齐名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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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折射的是：在现代医学分科日趋细密的当下，协和如何尽己所能，深度锻造临床思维赋予医学更多的整体观，如何培养医生的跨科思维、更整体的观念，使得医生成为“医家”而非“医匠”。《内科疑难病诊断——协和医生临床思维例释》这本书，仍在继续积累素材，以期出版更多的续集，给更多的医生、医学生展示协和式的临床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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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自省、专注和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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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不只是那栋带有博物馆、冷藏室、动物室和组织学实验室的解剖学系三层小楼，或者是藏有5万篇德语论文的图书馆、那些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博士学位的老师，更重要的是，老协和还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科学探索精神。这种精神弥漫在整个校园，造就了它独特的专业科学气质，也是理解协和人的最合适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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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00年前“专业化”在美国的医学院校都还很新鲜时，协和学生的基本课程就由这些领域的专家来教学了。解剖学教师是步达生，生物化学教师是吴宪，生理学教师是林可胜……他们不仅是国际知名的医学科学家，还在协和的实验室中继续进行前沿研究。客座教授们又各自把国际医学的最新发现带进中国，进一步激发了科学研究的气氛。在面对这些浓厚的学术氛围时，学生作出快速反应并积极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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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国学者评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建立了一个高度自主的、自我更新的专业科学群体。构成这个群体的教育和研究机构直接受到美国科学经验的影响……这些主要是通过两个资金充足的机构做到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洛氏驻华医社、中国促进教育和文化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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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身在科学圈，有着普世一致性的追求，中、西文化的不同背景差别可以退而其次，科学家之间变得更能合作。步达生和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是好朋友，步达生去世时，丁文江说，与对科学真理的探求相比，国家、种族的概念微不足道。刘瑞恒在国家卫生署时经常接受兰安生的咨询建议，并一起在上海的酒吧庆祝新年，他们的友谊保持了40多年。后来，协和的学术渐渐从西方教员身上向中国人、协和学生转移。黑热病作为一个最具挑战性的研究项目，通过数位教员、学生的研究，到1940年，引起黑热病的杜氏利什曼原虫在中国的传播链条基本确定下来：从狗到白蛉。根除该病，只需要灭绝黑热病狗和白蛉。黑热病研究展现出西方人与中国人，教师和学生之间跨国界、跨年龄的合作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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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描述，协和毕业生除了“扮演领袖的角色”外，都过于美国化，与社会隔绝，不能适应现实问题。形容他们“在高墙内过于密闭”“寺庙般与世隔绝”。在混乱年代，协和犹如一个自给自足、独立于纷扰之外的孤岛，专心于科学及教育的进步。1942年，日本关闭协和医学院，协和护理学校在聂毓禅的带领下，转移到西南的成都开张。协和医学院没有能进行类似的集体迁移。原因之一是，缺少一位有力的领袖，时任协和校长的胡恒德，当时被囚禁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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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人几乎不以政治为归依，更多地选择以个人隐退的方式应对动荡，保持低调。大概唯一真正影响到协和学生的示威抗议，是由1925年5月30日的“五卅惨案”引发的全国运动。当时，林可胜带领学生走上街头抗议，但很少有协和人像林可胜那样，将医学学术和爱国主义集于一身。后来在台湾地区发展的1929届毕业生卢致德回忆：“大部分都想继续学习，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业，拿到学位，而不是为政治浪费时间，他们还不理解那些不同的政治观点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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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人更多地归属在一个专业学术群体内，其特点在于学术性，而不在于政治敏感度。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精进求索，用一种独特的协和方式面对专业、面对病人、面对自己，以及面对外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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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体内的协和处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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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妇产科专家宋鸿钊被当作反动权威拉去批斗，他站在高凳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批斗会一结束，他马上戴着口罩回到病房。有一次，学生杨秀玉忍不住问他：“他们都批斗你什么？”宋鸿钊笑说：“我也没听清楚，我光顾着保持平衡来着。”身处在极端的荒谬之中，他还是尽己所能，保持了一个医学学者独立的内心世界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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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专家谈医学成才之道》中，因在研究绒癌方面取得成就而被评为院士的宋鸿钊，回顾了从1949年起的艰辛研究之路，感觉最大的困难是传统观念产生的阻力和人为的困难：“长期以来，恶性肿瘤有了转移，就是不治之症，医生不再治疗，这已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事情。而绒癌这样高度恶性的肿瘤，有了转移还想治疗，又要保留病人生育功能，难为人们所理解，而只认为是‘痴人说梦’‘想入非非’和‘狂妄之举’，是个人名利思想作祟。因之，这一工作开始不久，即遇到阻力，不仅绒癌的病人难以入院，化疗后病人血象下降，需要输血，也被认为是浪费，发生了一些问题，更是备受指责和讽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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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研究时，疗效不够好，极晚期病人死亡多，有人造舆论说绒癌病房是“死亡病室”。研究绒癌在“大跃进”时才公开，后来取得一些成果仍被视若无睹，认为是虚夸的“大跃进”产物。后来许多事实让他们不能不信时，又说“这种肿瘤本易治疗，正巧你们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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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癌在1956年列入国家科研规划肿瘤研究专题，但到了1963年修订时，绒癌项目被取消，自此科研经费一无所有。在“文革”中，绒癌研究被诬陷为“拿病人做试验”，是“杀人的罪行”，研究被迫中断，一些重要研究资料丢失，用以试验的动物则被处死，一些可以救治的病人不幸死亡。这时的宋鸿钊最感谢的是病人，“他们及时给予鼓励，主动写了保证书，自愿配合治疗试验，有的病人不幸不治身死，家属不但无怨言，还含泪提出捐献病人尸体，进行解剖研究，尸检率高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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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鸿钊的这篇长长的回忆文章，展现了协和为医的3个词：自省、专注和慈悲。在自省之中，是内化的自我审视、精神独立；在专注之中，有勤奋，有不断探究问题的精神，还有对病人的关注度；在慈悲之中，是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对病人、对生命的态度。对于一个为医者来说，自省不断优化着他的关注领域，专注决定了他的关注深度，慈悲则是背景和色彩。最后产生的是整体内化的行动，一种清醒的理智，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为医者安身立命的生活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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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届的协和毕业生、中国著名热带病学家钟惠澜，虽然本职专业是热带病学，但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开始积极主张避孕，实行计划生育。即使在马寅初的人口观点遭到不公正批判时，钟惠澜仍直言说：“作为党的正直朋友，我坚持我的观点。”他受过政治冲击，但他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不还是政协常委嘛！该提什么意见不还是照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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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远离政治的林巧稚，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被确定为“思想改造”的典型。但即使在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她依然尽己所能地做到平实、客观、理性，依然只谈她关心和了解的妇产科专业，没有违心地去揭发所谓老协和推行“美国文化侵略”的罪恶，没有违心地全部否定协和的历史。在1957年的风暴中，林巧稚在“大鸣大放”中，关心的是最实际的问题，即中国妇女的健康问题，她对放宽人工流产限制这样的专业技术性问题提出了意见。“文革”中，林巧稚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发配到绒癌病房做护工，清洗便盆、倒痰盂。满头白发的她默默地干着这些粗活，像看病一样认真。在艰难的日子里，她悄悄给已停职停薪的细菌学家谢少文送去一笔钱，用英语写道：“这不是钱，这是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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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协和人，自己心中有一套独立的标准，尽己所能，不为外界所动。他们要求的其实也很简单：做个好医生、给病人看病、追求专业、追求科学。也是因为评价标准可以非常客观，一位医生从本质上终极面向病人的反馈。在这种职业本质的追求和塑形下，自省也变为可能。曾研究过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医疗政策的戴维·兰普敦说，在1959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医生工作的机构越是受人尊敬，他的专业地位越是以研究为导向，他就越少受到‘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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