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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人更多地归属在一个专业学术群体内，其特点在于学术性，而不在于政治敏感度。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精进求索，用一种独特的协和方式面对专业、面对病人、面对自己，以及面对外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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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体内的协和处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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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妇产科专家宋鸿钊被当作反动权威拉去批斗，他站在高凳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批斗会一结束，他马上戴着口罩回到病房。有一次，学生杨秀玉忍不住问他：“他们都批斗你什么？”宋鸿钊笑说：“我也没听清楚，我光顾着保持平衡来着。”身处在极端的荒谬之中，他还是尽己所能，保持了一个医学学者独立的内心世界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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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专家谈医学成才之道》中，因在研究绒癌方面取得成就而被评为院士的宋鸿钊，回顾了从1949年起的艰辛研究之路，感觉最大的困难是传统观念产生的阻力和人为的困难：“长期以来，恶性肿瘤有了转移，就是不治之症，医生不再治疗，这已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事情。而绒癌这样高度恶性的肿瘤，有了转移还想治疗，又要保留病人生育功能，难为人们所理解，而只认为是‘痴人说梦’‘想入非非’和‘狂妄之举’，是个人名利思想作祟。因之，这一工作开始不久，即遇到阻力，不仅绒癌的病人难以入院，化疗后病人血象下降，需要输血，也被认为是浪费，发生了一些问题，更是备受指责和讽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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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研究时，疗效不够好，极晚期病人死亡多，有人造舆论说绒癌病房是“死亡病室”。研究绒癌在“大跃进”时才公开，后来取得一些成果仍被视若无睹，认为是虚夸的“大跃进”产物。后来许多事实让他们不能不信时，又说“这种肿瘤本易治疗，正巧你们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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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癌在1956年列入国家科研规划肿瘤研究专题，但到了1963年修订时，绒癌项目被取消，自此科研经费一无所有。在“文革”中，绒癌研究被诬陷为“拿病人做试验”，是“杀人的罪行”，研究被迫中断，一些重要研究资料丢失，用以试验的动物则被处死，一些可以救治的病人不幸死亡。这时的宋鸿钊最感谢的是病人，“他们及时给予鼓励，主动写了保证书，自愿配合治疗试验，有的病人不幸不治身死，家属不但无怨言，还含泪提出捐献病人尸体，进行解剖研究，尸检率高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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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鸿钊的这篇长长的回忆文章，展现了协和为医的3个词：自省、专注和慈悲。在自省之中，是内化的自我审视、精神独立；在专注之中，有勤奋，有不断探究问题的精神，还有对病人的关注度；在慈悲之中，是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对病人、对生命的态度。对于一个为医者来说，自省不断优化着他的关注领域，专注决定了他的关注深度，慈悲则是背景和色彩。最后产生的是整体内化的行动，一种清醒的理智，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为医者安身立命的生活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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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届的协和毕业生、中国著名热带病学家钟惠澜，虽然本职专业是热带病学，但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开始积极主张避孕，实行计划生育。即使在马寅初的人口观点遭到不公正批判时，钟惠澜仍直言说：“作为党的正直朋友，我坚持我的观点。”他受过政治冲击，但他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不还是政协常委嘛！该提什么意见不还是照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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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远离政治的林巧稚，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被确定为“思想改造”的典型。但即使在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她依然尽己所能地做到平实、客观、理性，依然只谈她关心和了解的妇产科专业，没有违心地去揭发所谓老协和推行“美国文化侵略”的罪恶，没有违心地全部否定协和的历史。在1957年的风暴中，林巧稚在“大鸣大放”中，关心的是最实际的问题，即中国妇女的健康问题，她对放宽人工流产限制这样的专业技术性问题提出了意见。“文革”中，林巧稚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发配到绒癌病房做护工，清洗便盆、倒痰盂。满头白发的她默默地干着这些粗活，像看病一样认真。在艰难的日子里，她悄悄给已停职停薪的细菌学家谢少文送去一笔钱，用英语写道：“这不是钱，这是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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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协和人，自己心中有一套独立的标准，尽己所能，不为外界所动。他们要求的其实也很简单：做个好医生、给病人看病、追求专业、追求科学。也是因为评价标准可以非常客观，一位医生从本质上终极面向病人的反馈。在这种职业本质的追求和塑形下，自省也变为可能。曾研究过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医疗政策的戴维·兰普敦说，在1959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医生工作的机构越是受人尊敬，他的专业地位越是以研究为导向，他就越少受到‘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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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一定要看，病人一定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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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校友沙龙对话中，主持人问嘉宾沈悌：“协和的学生生活是非常充实的，老师的讲课又是那样令人陶醉。那在‘文革’期间学业有中断吗？听说在有非常热闹的政治活动时，您和一些同学还坚持去图书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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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悌回答：“当然中断了，从1966年到1968年几乎没有上过课。每天起床以后刷牙、洗脸，吃饭前要排队早请示，每天读报、讨论的就是最高指示。有时候最高指示半夜12点来了，我们就到天安门游行，一直走到北大，然后天亮再回来睡觉。不是大家热衷于政治活动，是形势所迫必须参加。但毕竟大家还都是学子，都是愿意学习的，只有个别人死心塌地闹‘革命’。当时我还是挺想念书的，也想学外语，就晚上到老楼西门的图书馆，先在门口看看报，表示关心政治，再看没有人，就进到楼里翻翻书，同学之间是要相互回避的，因为露馅儿要受批判。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环境。但是有一个人特别胆大，就是谢少文老先生，他是我国微生物学的鼻祖，是在内科做到主治医生的时候转到基础学的。老先生是真的做学问，抗美援朝的时候上过前线，但在‘文革’时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要接受劳动改造去扫厕所。那个时期协和的厕所是几十年来最干净的。”说到这里，下面一片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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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又问：“那个时代的人在谈起前途的时候总说‘两眼一抹黑’，您当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学习目的和未来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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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悌答：“老前辈张孝骞教授当时在协和医院扫厕所，我亲眼看见病人去跟他请教看病，老先生回答那些问题是要胆量的。让你劳动扫厕所你看病，这是不听从红卫兵的指示。但他还是不管这些。老一代的协和医生确实把这个职业作为生活中的第一件要事。饭少吃点没关系，书一定要看，病人一定要看。现在条件好了，但习惯仍然没变。现在协和的老一辈教授周末还是要到协和来，他觉得生活中缺了这一点就不行了，因为这样，所以协和专家才能够成为顶尖的人……”说到这里，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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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一定要看，病人一定要看”，这是排在老协和人生命中第一位的事。张孝骞在世时，虽已是医界泰斗，但他仍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胜过一个正在求学的大学生”。多少年来的星期天上午，他都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在家的空闲时间里，他也总是读书。他擅长消化系统疾病，但对临床生化、临床免疫、内分泌、肾病等方面的新理论、新进展也常有涉猎，以追踪世界上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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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0月21日，星期一，晴、西北风：上午赴院，颇觉空冷。在图书馆看了新书。下午看Hypertension Pt（《高血压病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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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17日，星期一，晴、阴：上午赴院，与余光明共找关于Progressive Systemic Sclerosis[21]的文献，并讨论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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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10日，星期日：上午步行赴院，先在图书馆看新书，后复几封人民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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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26日：连日阅肝病的免疫问题，深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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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1日，星期三，晴、热（34℃）……开始读Cannon的The Way of an Investigator并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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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终日看Cannon的The Way of an Investigator，很有教益。因为做笔记，进度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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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整日看Cannon的书，很多至理名言，做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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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会元教授在张孝骞教授逝世后撰文回忆：“今日遗传学已经成为世界医界的热点。但早在‘文革’之前，协和的张孝骞，当时是内科主任，就意识到医学遗传学与免疫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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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从事科学的人来说，方法要求客观，要求对工作专注，要求仔细权衡，要尽力发掘出相反的可能性，要求自我批评与否定。它不允许一个人随心所欲地考虑问题，也不允许因一时心血来潮抓住一点而不计其余。它的特异，就是怀疑与问难的态度，就是得出普遍性结论时的谨慎，就是下断语时不忘记说明限制和条件。“我，作为一个思考着的人，通过一种内省的行动，来关注对我本人的个体存在的理解问题，抓住事实的真相。”用这段话来说明协和人的自省和专注，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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