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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建造一所如协和这样的现代化医学院，是一件连《纽约时报》都会追踪报道的重大项目。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一任主席、洛氏驻华医社主席，他密切参与了“协和项目”的所有决策：从“中国会议”到派出考察团、在北京购置地产、放弃上海的地产，到建筑师的选择及批准令人震撼的建筑风格，为逐步升级的建造费用辩论，挑选第一任协和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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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中国之行，他有着双重身份——标准石油公司的继承人及第一位全球慈善家，“我父亲和我很高兴有幸帮助这个伟大的国家建立商业。把我和中国联结起来的第二条纽带，就是人道的或慈善的纽带”。由于最初他参与了诸多与协和有关的决策，对协和的认同感伴随了洛克菲勒二世的一生。在1921年的协和开幕典礼上，他怀着一种“家长式”的感情把协和称为“婴儿”。他打造了并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事业长达50年之久，几乎主导了基金会对中国投入的整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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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中国之旅中，他在北京两周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考察新建的协和，讨论协和的预算。由基金会独家资助在中国建立一所卓越的医学院，这是基金会当时最大的国际承诺，仅次于对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和芝加哥大学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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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早期，盖茨确实为中国医学项目带来了新理念，但在中国的工作还未开展，盖茨就疏远了这个项目，留下洛克菲勒二世成为基金会圈子中最主要的“中国鼓吹者”。1917年，盖茨从洛氏驻华医社辞职，他觉得传教士被排挤、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设计过于复杂。到了1927年，他甚至完全反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项目，反对将可用来资助5所医学院的钱全部用于中国的一所北京协和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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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后来，洛克菲勒二世既非洛氏驻华医社成员，也不是协和医学院的董事，但只要涉及协和或中国的问题，他的意见都会由继任的洛克菲勒三世转达。洛克菲勒二世留在那些文件上的笔迹，表明了他对这些事务的持续关注。在洛克菲勒三世进入基金会后，如果感觉关于中国方面的某个问题需要解决，会略作总结，然后请父亲写给当事人。洛克菲勒二世给顾临的信，给胡恒德的信都展现出了这样的沟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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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的协和复校预算讨论会，此时已70多岁的洛克菲勒二世的参与，相当引人注目，尤其是他还负责着其他项目，比如修复威廉斯堡、修建洛克菲勒中心。除了基金会给中国的捐赠，洛克菲勒二世个人还捐了大约1 000万美元给其他与中国有关的项目。基金会从来没有给美国之外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提供过如此慷慨的捐赠。到1950年止，相比于给中国的5 400万美元的捐赠（其中4 500万美元给了协和），给排在第二位的英国的资助还不到1 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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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用出于经济或文化的帝国主义目的，并不能解释洛克菲勒对中国的兴趣。它是洛克菲勒一家对中国商业、文化和宗教兴趣的复杂混合。在这背后，是一整个时代背景，我们有时也称之为“历史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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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曾提出“文化国际主义者”一词，涵盖艺术、宗教、科学和商业诸多方面。每一代洛克菲勒人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国际想象力”，一部分是因为标准石油公司在全球的贸易，赋予了他们全球性的世界观，另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先进的慈善理念。除此之外，还有洛克菲勒二世对亚洲文化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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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二世及其妻子喜欢亚洲艺术，尤其喜欢中国瓷器，“研究它们是一种娱乐和消遣，我已经非常喜欢它们了。这种嗜好尽管费钱，却是清净的，不外露又不喧闹”。他的办公室里陈列了很多中国瓷瓶，毕生收藏达400多件，大部分在去世时捐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最骄傲的是明朝和清朝康熙年间的瓷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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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洛克菲勒二世一家人进行了一场为期三个月的东方之旅，除了参加协和开幕典礼，对亚洲艺术、景观园林及宗教的兴趣，是使他们踏上这场艰巨旅途的动机之一。在乘坐“亚洲女皇”号轮船横渡太平洋的旅程中，他们勤勉地阅读有关亚洲的书籍。“标准石油公司的中国名字叫美孚，意思是美丽、聪明。”洛克菲勒二世在寄往美国的信中写道。眼前的中国在政治上尚不稳定，在思想上颇具活力。在中国、韩国、日本访问佛教寺庙和园林时，洛克菲勒二世的妻子开始收集这三个国家的雕塑和手工艺品。在缅因州的宅邸，她建造了一个两层空间的“佛堂”。她在另一处夏季别墅里，建造了一处亚洲式的东方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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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洛克菲勒二世及随员在北京总统府。前排左起：洛克菲勒夫人、洛克菲勒小姐、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洛克菲勒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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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三代”：老洛克菲勒（右）、洛克菲勒二世（左）、洛克菲勒三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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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合作停止后时隔多年，洛克菲勒人再次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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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二世之子戴维·洛克菲勒，在回忆录里谈到1921年的这次旅行对父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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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两人而言，这都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旅行：他们对亚洲艺术的兴趣更深厚了。从相遇的三种文化中，他们成了陶瓷、织品、印刷品、绘画和雕塑的收藏家。更重要的是，父亲确认，美国的慈善事业在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美国传统的传教活动则已过时，和中国的需求没有什么关系了。父母各自的经历，不仅对他们有深远的影响，对我和我兄弟的生活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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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问北京期间，明陵的现状令洛克菲勒二世很是忧虑，他立刻捐款修缮明陵。情绪不外露的洛克菲勒二世写信说：“在中国时，想到那些美丽的寺庙、宫殿慢慢朽烂，毫无修复或保存的希望，我几乎痛哭失声。”他一直扩展着对中国社会情况的了解。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的眼光开始超越北京协和医学院，对中国表现出了更广泛的兴趣，采取了更民粹的路径。他在纽约见到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创始人晏阳初时，深受吸引。他邀请晏阳初夫妇到缅因州的夏季别墅，和其家人一起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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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之旅结束后，洛克菲勒家族连续有四代人游历北京，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留影。三代洛克菲勒继承人之间，关于中国与协和，进行了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通信。1960年洛克菲勒二世离世，很多人把他和纽约市联系在一起——洛克菲勒中心、联合国大厦、现代艺术博物馆、河滨教堂、回廊修道院……但协和医学院，是洛克菲勒二世的第一个重大国际慈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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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专家治理、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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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充足的预算支持，有强烈的信念和东方文化情结为基础外，协和的幸运还在于“专家治理”：设计整个协和项目的都是100年前当时美国最顶尖的教育家和医学专家，他们带来了专家洞见的同时，也提供了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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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建立之初，以及设立其他医学和教育项目时，基金会便吸引了一批当时在美国教育界和医学界最有名望的专家，组成了其慈善事业的领导层和智囊团。他们有着“洛克菲勒人”的典型特征：白人、男人、新教教徒、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背景，对“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富人应该对社会承担什么责任”“如何改造社会”等问题有着相同的政治与文化观念。这些人包括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美国医学界的两位领袖人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院长韦尔奇、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西蒙·弗莱克斯纳。在20世纪初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成了全美医学教育的榜样，支持改革的资金则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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