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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合作停止后时隔多年,洛克菲勒人再次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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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二世之子戴维·洛克菲勒,在回忆录里谈到1921年的这次旅行对父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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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两人而言,这都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旅行:他们对亚洲艺术的兴趣更深厚了。从相遇的三种文化中,他们成了陶瓷、织品、印刷品、绘画和雕塑的收藏家。更重要的是,父亲确认,美国的慈善事业在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美国传统的传教活动则已过时,和中国的需求没有什么关系了。父母各自的经历,不仅对他们有深远的影响,对我和我兄弟的生活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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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问北京期间,明陵的现状令洛克菲勒二世很是忧虑,他立刻捐款修缮明陵。情绪不外露的洛克菲勒二世写信说:“在中国时,想到那些美丽的寺庙、宫殿慢慢朽烂,毫无修复或保存的希望,我几乎痛哭失声。”他一直扩展着对中国社会情况的了解。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的眼光开始超越北京协和医学院,对中国表现出了更广泛的兴趣,采取了更民粹的路径。他在纽约见到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创始人晏阳初时,深受吸引。他邀请晏阳初夫妇到缅因州的夏季别墅,和其家人一起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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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之旅结束后,洛克菲勒家族连续有四代人游历北京,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留影。三代洛克菲勒继承人之间,关于中国与协和,进行了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通信。1960年洛克菲勒二世离世,很多人把他和纽约市联系在一起——洛克菲勒中心、联合国大厦、现代艺术博物馆、河滨教堂、回廊修道院……但协和医学院,是洛克菲勒二世的第一个重大国际慈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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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专家治理、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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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充足的预算支持,有强烈的信念和东方文化情结为基础外,协和的幸运还在于“专家治理”:设计整个协和项目的都是100年前当时美国最顶尖的教育家和医学专家,他们带来了专家洞见的同时,也提供了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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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建立之初,以及设立其他医学和教育项目时,基金会便吸引了一批当时在美国教育界和医学界最有名望的专家,组成了其慈善事业的领导层和智囊团。他们有着“洛克菲勒人”的典型特征:白人、男人、新教教徒、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背景,对“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富人应该对社会承担什么责任”“如何改造社会”等问题有着相同的政治与文化观念。这些人包括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美国医学界的两位领袖人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院长韦尔奇、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西蒙·弗莱克斯纳。在20世纪初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成了全美医学教育的榜样,支持改革的资金则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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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在寻找中国项目,这批专家自然成了中国项目的顾问。美国医学界的两位领袖人物在1915年亲自出马,为“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确立办学方针、教育标准。洛克菲勒二世则在1921年参加协和开幕典礼时,再次邀请考察团专家之一韦尔奇同行。经过多年的医学项目合作,洛克菲勒二世非常敬仰这位医学教育家。后来,他给韦尔奇的信中写道:“我觉得除了我的父亲,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比拟我对您的深情。”作为当时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领军医学院院长,韦尔奇分别在1915年、1921年两次到访中国,给协和创建提供了关键的专业建议。他亲自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挑选前往协和任教的教师,在将其招聘来协和之后,关注这些人的事业发展,并协助其回美国后的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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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专家的参与,使得基金会从寻找项目到政策界定,都体现了专家们的一流科学观念和教育观念。仅仅为协和项目而进行的实地调研,就先后派遣了4次专家考察团。由专家进行详细实地调查,得到制定政策所需的第一手资料,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科学慈善”的标志,确保项目建立在尽可能“理性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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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1年建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开始,到在美国南部进行的钩虫调查防治项目大获全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医疗事业很快扩展到了南美洲和亚洲。在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前,基金会已经开始在中国南方进行关于血吸虫和钩虫的调查。它的慈善视野从一开始就面向全国、面向国际,并希望能彻底根治社会问题,促进科学、教育和公共卫生发展,根除产生社会疾病的病源。当时,西方崇尚“科学医学”,将发展医学和公共卫生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基金会在初创时,几乎将全部资金投入到与医学有关的项目中。卡内基基金会促成了“Flexner报告”,又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共同支持了美国医学教育改革,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时,则达到了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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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到国际,从医学研究到公共卫生,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不到20年,便建立起了一个整体战略体系。北京协和医学院不只是一个孤立的项目,它在设计之初就有着美国顶级专家的参与,在招聘师资时可以从欧美选拔人才,在规划研究项目时可以获得人力、物力、理念的全面支持,其中“北京人”、定县项目、助产学校都是这样的典范。在其长远规划蓝图中,协和是所有中国医学院的最高衡量标准,也是全中国甚至亚洲医生和研究人员深造的中心机构。在协和背后,为其提供理念、工作方法、人才、资源支持的是一整张全球医学战略大网,有着更广泛的全球视野和蓝图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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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呼唤科学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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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当时的中国,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对科学思想的迫切需求,期待西医能够带来科学思维,能强大国家,这也是难得的历史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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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公共卫生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在黄热病、钩虫病等疾病上的防治成功,向人们展示了科学的实用价值。它让人们相信,在未来,“科学医学”有力量消灭任何疾病。科学从象牙塔或实验室中释放出来,成为万能的“应用科学”,可应用到社会管理的各方面:政府立法、公共卫生和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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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最后几年的维新运动和紧接而来的辛亥革命,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受过西学教育的新兴知识阶层形成气候,给洛克菲勒基金会来华提供了机遇,也决定了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与基金会合作的可能。胡适和地质学家丁文江是积极参与鼓吹科学的重要人物,他们深受西方思想和科学主义的影响。胡适一生孜孜不倦地谈论科学方法,他所说的科学方法既是一种“实验室的态度”,又是一种思维术。他把这种方法视为“普遍法则”,运用于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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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医学所代表的科学方法,是中国摆脱“东亚病夫”形象、成为一个强国所急需的救国手段。中医与西医的关系,一度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政治目的对立的焦点所在。批判中医始自维新运动的倡导者郑观应和梁启超。辛亥革命后,新一代知识分子跟随潮流,希望改造传统文化,建立新文化。当时,有一种观点是,日本维新运动的成功和社会进步,与接受和发展西医联系紧密。梁启超说:“医学在促进科学精神上的影响,可以通过日本的经历来说明。日本最先与西方文明的接触是通过荷兰人,并且主要是通过医学。这在今天的日本被称为‘兰学’。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反过来促进了这个岛国物质和社会的进步。对中国来说,日本的经验值得客观地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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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胡适受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校长顾临的委托,为西格里斯(Henry S. Sigerist)的《人与医学》(Men and Medicine)中译本作序。胡适写道:“我们东方人根本就不曾有过自然科学的文化背景。”他认为在中国这样做骈文、律诗、赋、八股文,静坐讲理学的知识阶层中,绝不会产生出维萨里、哈维、巴斯特这样的医学家。读了这本书“再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站一个什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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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推动西学传播,既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也是在鸦片战争后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他们希望用西方模式重塑中国。公共卫生被介绍到中国后,改善了城市居民的卫生条件,也防止了传染病,更有助于加强西医的好形象。一场灾难性的肺鼠疫于1911年前后在东北爆发,成为推动西医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契机。疫情最初发端于满洲里,后到达北京,半年内夺走6万条生命。西医、公共卫生被视为“强身、强种、强国”的政治武器,强国必先强种。比如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公共卫生、医疗和医学教育方面推行种种措施,保证了国家的强大,进而才可能征服人口为其数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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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五四运动发轫时出现,也许是一个令人回味的巧合。协和创建时,正是一个各种观点、思潮勃兴的时代:对西方科学的崇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摒弃,以及政府政策的变化。洛克菲勒人推崇的科学正是五四运动的口号,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西方“科学医学”,被新式知识分子当作改造旧文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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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变中国的大趋势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他们选择了高标准。只有高度代表西方科学的“现代医学”,才能改变中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如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伦曾向盖茨解释的:“这样的项目越深刻,其性质越不可或缺,中国人保留它们的时间也就越长。可能取代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和精神的,只有那些最久远、深刻而基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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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当时确信,中国如想进步,必须学习现代科学。能给予中国人的最好礼物,就是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示范,在中国建立协和医学院,就是建立这种示范。“假设每个中国人,能够用科学武装自己,强大到足以重新振兴其政府,然后重整中国社会而不需要额外的帮助”。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推崇和对中医的批判,又鼓舞了基金会,这些人对协和项目的参与,更是对基金会理念的支持。1930年左右,协和毕业生已开始在医学、公共卫生方面崭露头角,这让基金会更有信心。只是,五四运动之后大量的知识分子逐渐抛弃了“科学救国”,选择了更为激进的道路——革命。这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用科学来改变中国的路径,逐渐分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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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可塑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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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当时处于一个“可塑性时刻”,政府软弱,无法控制外国机构,给基金会和外国改革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政府也希望在国际上建立一个开明、革新的新形象。基金会派出的两次医学考察团受到了当时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的接待。协和医学院动工后,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致电洛克菲勒,并亲自出席了协和开幕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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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可塑性”也存在着另一面:意味着政治上的持续变化和动荡。政府的软弱,又使得它无力为这些机构提供在中国发展所需要的稳定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持续性的项目。洛克菲勒二世也曾说过,医学是“无党派的、无论在何种政府之下人民都会有兴趣的工作”。专注于传授最新的科学医学,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沉重的一面。但在实现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波折,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缺乏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管理跨文化项目的经验。中国当时政治动荡加上内忧外患,也使得实现一个如此长远的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革命和战争,又使得协和的发展轨迹几度被打断,在设计模式之初,变数之大,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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