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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充足的预算支持，有强烈的信念和东方文化情结为基础外，协和的幸运还在于“专家治理”：设计整个协和项目的都是100年前当时美国最顶尖的教育家和医学专家，他们带来了专家洞见的同时，也提供了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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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建立之初，以及设立其他医学和教育项目时，基金会便吸引了一批当时在美国教育界和医学界最有名望的专家，组成了其慈善事业的领导层和智囊团。他们有着“洛克菲勒人”的典型特征：白人、男人、新教教徒、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背景，对“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富人应该对社会承担什么责任”“如何改造社会”等问题有着相同的政治与文化观念。这些人包括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美国医学界的两位领袖人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院长韦尔奇、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西蒙·弗莱克斯纳。在20世纪初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成了全美医学教育的榜样，支持改革的资金则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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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在寻找中国项目，这批专家自然成了中国项目的顾问。美国医学界的两位领袖人物在1915年亲自出马，为“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确立办学方针、教育标准。洛克菲勒二世则在1921年参加协和开幕典礼时，再次邀请考察团专家之一韦尔奇同行。经过多年的医学项目合作，洛克菲勒二世非常敬仰这位医学教育家。后来，他给韦尔奇的信中写道：“我觉得除了我的父亲，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比拟我对您的深情。”作为当时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领军医学院院长，韦尔奇分别在1915年、1921年两次到访中国，给协和创建提供了关键的专业建议。他亲自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挑选前往协和任教的教师，在将其招聘来协和之后，关注这些人的事业发展，并协助其回美国后的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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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专家的参与，使得基金会从寻找项目到政策界定，都体现了专家们的一流科学观念和教育观念。仅仅为协和项目而进行的实地调研，就先后派遣了4次专家考察团。由专家进行详细实地调查，得到制定政策所需的第一手资料，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科学慈善”的标志，确保项目建立在尽可能“理性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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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1年建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开始，到在美国南部进行的钩虫调查防治项目大获全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医疗事业很快扩展到了南美洲和亚洲。在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前，基金会已经开始在中国南方进行关于血吸虫和钩虫的调查。它的慈善视野从一开始就面向全国、面向国际，并希望能彻底根治社会问题，促进科学、教育和公共卫生发展，根除产生社会疾病的病源。当时，西方崇尚“科学医学”，将发展医学和公共卫生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基金会在初创时，几乎将全部资金投入到与医学有关的项目中。卡内基基金会促成了“Flexner报告”，又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共同支持了美国医学教育改革，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时，则达到了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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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到国际，从医学研究到公共卫生，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不到20年，便建立起了一个整体战略体系。北京协和医学院不只是一个孤立的项目，它在设计之初就有着美国顶级专家的参与，在招聘师资时可以从欧美选拔人才，在规划研究项目时可以获得人力、物力、理念的全面支持，其中“北京人”、定县项目、助产学校都是这样的典范。在其长远规划蓝图中，协和是所有中国医学院的最高衡量标准，也是全中国甚至亚洲医生和研究人员深造的中心机构。在协和背后，为其提供理念、工作方法、人才、资源支持的是一整张全球医学战略大网，有着更广泛的全球视野和蓝图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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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呼唤科学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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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当时的中国，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对科学思想的迫切需求，期待西医能够带来科学思维，能强大国家，这也是难得的历史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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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公共卫生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在黄热病、钩虫病等疾病上的防治成功，向人们展示了科学的实用价值。它让人们相信，在未来，“科学医学”有力量消灭任何疾病。科学从象牙塔或实验室中释放出来，成为万能的“应用科学”，可应用到社会管理的各方面：政府立法、公共卫生和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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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最后几年的维新运动和紧接而来的辛亥革命，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受过西学教育的新兴知识阶层形成气候，给洛克菲勒基金会来华提供了机遇，也决定了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与基金会合作的可能。胡适和地质学家丁文江是积极参与鼓吹科学的重要人物，他们深受西方思想和科学主义的影响。胡适一生孜孜不倦地谈论科学方法，他所说的科学方法既是一种“实验室的态度”，又是一种思维术。他把这种方法视为“普遍法则”，运用于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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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医学所代表的科学方法，是中国摆脱“东亚病夫”形象、成为一个强国所急需的救国手段。中医与西医的关系，一度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政治目的对立的焦点所在。批判中医始自维新运动的倡导者郑观应和梁启超。辛亥革命后，新一代知识分子跟随潮流，希望改造传统文化，建立新文化。当时，有一种观点是，日本维新运动的成功和社会进步，与接受和发展西医联系紧密。梁启超说：“医学在促进科学精神上的影响，可以通过日本的经历来说明。日本最先与西方文明的接触是通过荷兰人，并且主要是通过医学。这在今天的日本被称为‘兰学’。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反过来促进了这个岛国物质和社会的进步。对中国来说，日本的经验值得客观地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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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胡适受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校长顾临的委托，为西格里斯（Henry S. Sigerist）的《人与医学》（Men and Medicine）中译本作序。胡适写道：“我们东方人根本就不曾有过自然科学的文化背景。”他认为在中国这样做骈文、律诗、赋、八股文，静坐讲理学的知识阶层中，绝不会产生出维萨里、哈维、巴斯特这样的医学家。读了这本书“再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站一个什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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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推动西学传播，既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也是在鸦片战争后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他们希望用西方模式重塑中国。公共卫生被介绍到中国后，改善了城市居民的卫生条件，也防止了传染病，更有助于加强西医的好形象。一场灾难性的肺鼠疫于1911年前后在东北爆发，成为推动西医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契机。疫情最初发端于满洲里，后到达北京，半年内夺走6万条生命。西医、公共卫生被视为“强身、强种、强国”的政治武器，强国必先强种。比如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公共卫生、医疗和医学教育方面推行种种措施，保证了国家的强大，进而才可能征服人口为其数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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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五四运动发轫时出现，也许是一个令人回味的巧合。协和创建时，正是一个各种观点、思潮勃兴的时代：对西方科学的崇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摒弃，以及政府政策的变化。洛克菲勒人推崇的科学正是五四运动的口号，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西方“科学医学”，被新式知识分子当作改造旧文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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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变中国的大趋势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他们选择了高标准。只有高度代表西方科学的“现代医学”，才能改变中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如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伦曾向盖茨解释的：“这样的项目越深刻，其性质越不可或缺，中国人保留它们的时间也就越长。可能取代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和精神的，只有那些最久远、深刻而基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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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当时确信，中国如想进步，必须学习现代科学。能给予中国人的最好礼物，就是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示范，在中国建立协和医学院，就是建立这种示范。“假设每个中国人，能够用科学武装自己，强大到足以重新振兴其政府，然后重整中国社会而不需要额外的帮助”。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推崇和对中医的批判，又鼓舞了基金会，这些人对协和项目的参与，更是对基金会理念的支持。1930年左右，协和毕业生已开始在医学、公共卫生方面崭露头角，这让基金会更有信心。只是，五四运动之后大量的知识分子逐渐抛弃了“科学救国”，选择了更为激进的道路——革命。这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用科学来改变中国的路径，逐渐分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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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可塑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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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当时处于一个“可塑性时刻”，政府软弱，无法控制外国机构，给基金会和外国改革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政府也希望在国际上建立一个开明、革新的新形象。基金会派出的两次医学考察团受到了当时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的接待。协和医学院动工后，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致电洛克菲勒，并亲自出席了协和开幕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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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可塑性”也存在着另一面：意味着政治上的持续变化和动荡。政府的软弱，又使得它无力为这些机构提供在中国发展所需要的稳定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持续性的项目。洛克菲勒二世也曾说过，医学是“无党派的、无论在何种政府之下人民都会有兴趣的工作”。专注于传授最新的科学医学，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沉重的一面。但在实现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波折，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缺乏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管理跨文化项目的经验。中国当时政治动荡加上内忧外患，也使得实现一个如此长远的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革命和战争，又使得协和的发展轨迹几度被打断，在设计模式之初，变数之大，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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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像历史学家资中筠形容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要特点就是，不管中国的条件如何动荡，依旧坚持不懈。即便是在战时的中国，一封封信件定期交给基金会的纽约总部，但这些来自战时中国的悲观报告，并没有让基金会停止在中国的项目。即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带来的乐观情绪，很快就被解放战争爆发所冲击，他们依然制订了协和医学院的复校计划，“试图克服所有困难以保持其希望之火不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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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即1917年到1942年，它独具4个优越条件：办学资金、办学理念、师资人才、学生生源。诞生之时独一无二的协和渐渐凝结了自己的独特气质，并且在医学领域迅速崛起。但在1921年，洛克菲勒二世来到北京时警言：“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因此，曾激励了协和创办人的那些理想，也不会在一天、一年或者十年内实现。最稳定而持久的结构是建立在深厚而广阔的基础上的……雨后春笋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因此要小心避免的一个危险就是，被其快速成长和表面发展所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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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协和成为百年中一个奇迹的是：即便一次次饱经冲突和混乱，经受各种政治和文化挑战，一切看似已被连根拔起，但协和的生命力仍在尽力延续。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关门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协和是时间最长的。但在中国的众多医学院校中，协和仍是一家“辨识度很高、连贯性强”的机构，保持着教师和领导队伍的连续性，协和的某些核心特征也延续了下来。如同一次次纺织，它是这么多年来密密麻麻织成的一种专业自主性和科学标准的精神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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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代，跨越国界，跨越数代人，跨越辉煌及磨难，协和用100年时间展现了一种普世性：“人类文明与精神生活上一种合作性成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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