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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100多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考察团的报告,对今日仍有警示作用。考察团注意到:如同在美国一样,西医在当时的中国也在迅速商业化。韦尔奇在报告中这么写:“西方医学现在对中国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它几乎成为一种风尚。对西医大夫的大量需求,使得这些人很快就能发财致富,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快更多地‘制造’医生的现象,结果很多人都成了庸医。对很多学校来说诱惑就是,吸收大量不合格的学生,并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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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世纪初医学教育改革的先驱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全面调查了当时全美的高等教育,尖锐地指出了其弊病,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美国医学教育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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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00多年前的“Flexner报告”也显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并非完美。比如,临床专业的教授们,由于他们个人的医术和约翰·霍普金斯的名望,各地有钱人慕名而来,大量出诊使得这些教授应接不暇,更多地在满足院外病人的需求,有的教授甚至开办了私人医院,收取高额费用。这些教授们没有时间潜心教学和科研,与基础教学的教授们相比,他们对医学科学的贡献甚少,反而在课堂上刺激了学生的贪婪,而非对科学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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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授的首要目的是在校外行医来尽可能多地赚钱,那医学院就不可能讲授科学医学。若一个老师的目的是这样的话,他很可能对工作心不在焉,学生虽然想学习并投入到图书馆和资料中,却得不到任何鼓励。在这样的学校,是不会有科学机制的。”盖茨当时如此评价道。他还说:“医学几乎没有希望成为一门科学,除非它得到资助,除非有能力的人能够靠着充裕的工资而完全从行医中脱身出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医学研究中来。”100年前的这段话放在今天仍然适用,似乎并不需要改变其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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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美国医学界凭借科学知识和高标准获得了“社会特权、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权威地位,精英风格成为其社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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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医学界,单纯的拥有临床功底、行医水平、科研水平已不足够。在这背后的商业力量,使得脱颖而出、能攀到金字塔尖并拥有话语权的,是一些带有更强名利动机的医生,能够更好地将以上几种力量熟练地综合运用的医生。曾经的“老协和式”的医生,将可能在这样的医学氛围中,淹没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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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医余韵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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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宁教授在1956年毕业于协和,此后她的全部生活一直与协和有关。她的父母都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深信生在乱世“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曾经担任过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委的吴宁,到了晚年说自己其实资质平平,但她这席话却发人深省:“医学其实是一门不需要太聪明的人来干的工作,只需像我这样资质平平,但绝对是踏踏实实、勤奋肯干肯吃苦的人,它要求必须踏实地练好基本功,一步一个脚印。说到底,医学最终是为病人服务的,是为了切实给病人解决病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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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当时,起码知道自己在做医生这一行,是在干什么。我是医生,是在给病人看病。现在动不动就必须得搞科研,搞高、精、尖的课题,必须和基因什么的沾上点边。搞着搞着,可能偏离了医学最初、最朴素的目的,一些医生可能会看不起听诊器,忽略了最基本的——为病人治病。我们那时上医学院,将来要做什么?是要做临床家,而临床家,才是病人真正需要的。我们那时碰到的协和上级大夫,就在用自己的言行时刻无声地教育着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好医生。像张孝骞这样的名医,到了80岁时,仍然自谦,说自己没有资格写书,永远在学习,对病人的病情永远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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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良医”的定义,还不止技术和品德这么简单。也许吴英恺在多年前强调“良医”有多重要时,未能预见到在今天的医疗世界中,医生需要承担多大的压力。杨秀玉有一次看特需门诊,一个外地患者由于婚后多年不孕,四处求医,在以赢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花了20多万元。那些医院态度倒是很好,左查右查。杨秀玉看完病人说,你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内分泌失调,建议先看看内分泌。病人听后破口大骂,挂了一个300元的专家号,非得现场解决问题,非得看出点毛病来。当时杨秀玉很委屈,但后来想,既然当年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也只有像她的前辈一样勇于担当,这样才能无愧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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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一天,协和医院的第一例绒癌脑转移开颅手术。那天傍晚,杨秀玉已经上了班车准备回家,急诊护士跑来,告诉她来了一位重症病人,在当地已确诊是绒癌。杨秀玉跑到急诊部。当时,病人因脑转移、脑水肿而处于昏迷状态。杨秀玉当即告诉病人家属,必须要开颅减压才有望争取时间获得治疗时机。病人母亲问杨秀玉:“如果是你的女儿呢?”杨秀玉说:“是我的女儿我也会这么做,否则发生脑疝就无法挽回了。”“那么开颅一定有救吗?”病人母亲又问。一般情况下,医生不愿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就意味着承担责任和风险,毕竟在此之前没有先例。杨秀玉对家属说:“绒癌的晚期治愈率有50%,如果不死于脑疝,应该有希望。”那一夜,杨秀玉和做手术的教授一起留在医院,等着手术结果。病人后来不仅痊愈,还生了个女孩。作为第一例脑转移开颅手术且彻底康复的患者,这位病人为自己感到幸运,因为她遇到了良医。只要有人问这位病人:“什么叫好医生?”她会说:“一个好医生,仅有水平是不够的,还得愿意承担一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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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央电视台一期《大家》节目里,嘉宾是协和妇产科主任郎景和。这期的题目是“一个医生的哲学”,郎景和在1964年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写有《妇科手术笔记》。在节目里,他自言“看去温文尔雅,却是开刀匠人,每天看病、查房,做手术最开心,不知疲倦”。他对医学精神的领悟、他的人文关怀理念,是今日中国医学领域少见的风景。在他的《妇科手术笔记》中有一节,说的是“外科医生的哲学理念和人文修养”,分为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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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和,是分析问题的智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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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文修养是医生的基本修养,因为医学的本质是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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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一个德技双馨、文武兼备的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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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专业知识以外……文学可以弥补医生人生经历之不足,增加对人与社会的体察;艺术可以激发人的想象、心境的和谐、美的熏陶;伦理与法律给我们划出各种关系、语言与行为的界定。我们还应该学习一点历史,特别是医学史,我们会从《革命医生》中,体会到塞麦尔维斯(Semmelweiss)的敏锐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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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当医生有了丰厚的哲学与人文底蕴的时候,便会有一种升华的感觉。“这时,再追寻与反思医学或外科的目的,则不难理解治疗(包括手术),显然并不总是意味着治疗某种疾病,而是帮助患者恢复个人的精神心理与生理身体的完整性;医患关系,也不意味着我们只注重疾病过程,更应该考虑病人的体验和意愿”,这样才能将自己“塑造”成为真正的外科医生。这段话让人想起奥斯勒的一名学生,在1939年曾警示医学界中“科学的满足”正在取代“人类的满足”,倡导应把病人作为一个人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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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孝骞去世时,协和医院曾写了一对很长的挽联,试图概括他的一生,不知是否也在缅怀一个“医圣”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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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泰斗,“湘雅”轩辕,鞠躬尽瘁,作丝为茧,待患似母,兢兢解疑难。“戒慎恐惧”座右铭,严谨诚爱为奉献,公德堪无量,丰碑柱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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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西迁,浩劫逢难,含辛茹苦,吐哺犹鹃,视学如子,谆谆无厌倦。惨淡实践出真知,血汗经验胜鸿篇。桃李满天下,千秋有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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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曾经培养的医学大家相继离去,留下一道道伤口,甚至是发炎的伤口。他们的每一次离去,都是不可再复制的记忆。像张孝骞这样的内科通才,在今日的技术条件限制下,几乎不可能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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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时代已去,良医尚可期待。一位能将医术、关注“整全的人”融合在一起的“良医”,可能是今日协和尚可能存在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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